这个观念可以说是不正确的。第一，北方并不“一直”是个威胁，在很多时候北方的危险还不如南方；第二，其实历朝历代几乎都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做过打击，而且有些还非常成功。
先说第一点，历史上“北方”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是分时期，有时候北方建立起强大的“行国”也就是游牧民族政权时，就对中原王朝形成威胁。但如果没有强大的“行国”，仅仅是一片松散的部落，那不管如何“狼性”也都不会是中原王朝的对手，不仅不是对手而且还会被长城以内的奸商们割韭菜；这时不要说对中原王朝构成什么“威胁”，能苟延残喘就是侥幸了。比如说大明朝中后期，由于长期的经济封锁，长城以北的蒙古各部之间的组织结构已经完全的退化到了成吉思汗以前的水平——“星天旋转，诸国争战，……没有逃避的地方，只有冲锋打仗，没有平安幸福，只有互相杀伐”，但是却没有一个成吉思汗能够再次把草原整合起来，有的只是对大元朝昔日荣耀的回忆。
所以对于当时长城以南的大明朝来说，这个时候的蒙古根本就不是威胁。九边汉将们和蒙古台吉(太子)、台石(太师)之间的“战争”往往只是几百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也就是乡村械斗的级别。而在建州女真(日后的大清朝)崛起之前，大明朝最大的领土忧患基本上都在西南。比如万历三大征中平一共耗费白银九百万两(注意，此时的白银购买力很强，相当于乾隆时代的五倍)，其中平定杨应龙之乱就花费了四百万两，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宁夏哱拜之乱、日本关白平秀吉对中原王朝的损耗。说让朝廷元气大伤也。而天启年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据重庆造反，僭称梁帝，与伪号“罗甸王”的外甥贵州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联盟，祸乱西南至崇祯初年，朝廷耗金五百万两才将其平定，其声势之大、荼毒之广远过于同时期的建州女真。
其次就是历代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打击了。这个从商朝到近代一以贯之。早在《易·既济》就有：
“ 高宗 伐 鬼方 ，三年克之”。
的记录，这个“鬼方”就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且对于北方的征服也是不断的进行。比如战国至秦，燕、赵、秦三国对于北方不仅进行征服而且还实行有效管理。《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其後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
最重要的就是在新征服的地区设置郡县。此后历朝历代对北境边塞的移民屯田就没有间断过。但是，中原王朝对北方的打击也就到此为止了。这种“到此为止”的原因和现在一些人做臆想的“农耕文化缺乏狼性”、“儒家思想让中国人太善良”等匪夷所思的“高见”毫无关系，而是涉及到了最关键的问题“自然环境”和“经济成本”。
北方高原一直气候恶劣且多大缺雨、多风，不利于农业发展。而仅靠着游牧经济根本无法支持一个社会的存活。脆弱的屯田又完全靠着大气候，比如气候的寒冷就将原先的屯田区变成无法居住的沙漠，比如毛乌素沙漠就在明初以后不断南扩，将之前汉长城以内的农田沙漠化，所以明长城中段修建时就比汉长城向南退缩了数百里。而新的屯田区也在劫难逃，大明朝的西北地区仅屯田垦耕了约一百年，至嘉靖中期，就已经沦为“四望黄沙，不产五谷”的荒凉之地。
没有了边境地区的屯田，中原王朝孤军深入北方就会十分危险，因为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大军出塞，后勤补给就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北境贫瘠根本无法就地解决粮食问题，所以一切的补给都要依靠从内地的数千里输送。这就造成了中原王朝每次大规模出塞都要赶快找到对方的主力速战速决，万一不利，不要说陷入多梯次包围，即便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瘟疫也能把这些大军消灭于无形。所以对北方的每一次征伐都会以见好就收而结束。
汉长城遗址，气候变冷之前这里曾经是可以耕种的田地。
嘉峪关，大明朝的天下第一雄关，如今也屹立在荒凉之中。
张掖明粮仓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