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个热搜,说的是教师岗位竞争激烈,有个北师大的生物学硕士,去参加深圳最好的四所中学之一的老师岗位面试,结果发现生物学进入面试的7个人里边,4个人是博士,而化学那边应聘的全是博士。
还有个中学老师说,现在很多清华、北大的硕博,都想挤进中小学。
其实,类似这样的新闻已经被围观过好多次了。
在前几个月,还有一个新闻也上了热搜——天津提前批次的师范大学录取分数线,分数很高。
华中师大、东北师大、陕师大一些专业的录取最低分,超过了南开大学,直逼复旦大学。北大、清华只比华中师范大学高出13分,浙江大学反而没有东北师范大学分数高。
这两个热搜的评论里,都有不少酸言酸语。
比如下面这个评论,就觉得这是人力资源浪费: 中学老师有必要用博士吗?能不能把学识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呢?
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对基础教育的一种很典型的“旧思想”——
基础教育,用不着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也不想去基础教育。
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师范院校的录取成绩相对都是比较低的,很多师范院校需要降分录取,成绩最好的学生,不愿意去考师范。
而我们也这样“取笑”了很多年,说我们的学校是“大学生教高中生,高中生教初中生,初中生教小学生”。
但我想说,这才是大错特错,是应该被改变的现状。基础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应该被重新认识——
就应该让最优秀的人,去基础教育当老师。
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有两个:
第一,是最优秀的人只愿意去深圳四大校这样的超一流学校当老师;
第二,是我们在选拔老师的时候,只能用“清北”、“硕博”,用名校、学历来一刀切,师范教育的整体质量还不足以承载对好老师的需求。
就应该让最优秀的人 去基础教育当老师
说到这个,就想说说芬兰。
从2000年第一次在PISA测试当中夺冠,芬兰的教育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2009年,芬兰更是几乎囊括了PISA测试的各项第一。
虽然这几年,芬兰的成绩有所震荡,但仍然排在70多个国家中的前5名。
还有,别忘了,芬兰的学生,还是世界上幸福感最强、学习时间最少的学生。
很多人羡慕芬兰超高的教学质量,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做到同样这么高的教学质量。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答案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去基础教育当老师!
其实以前芬兰也不是现在这样的。
1960年,芬兰的劳动力停止了增长,经济发展倚赖于知识、技能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提高教育质量,是对国家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1973年,芬兰经过了长达5年的讨论,终于达成了共识,就是要进行一次大刀阔斧、彻头彻尾的公立教育系统重构。
重构的目标就是,让全国的小孩,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最优秀的基础教育。
怎么样,这个背景、这个目标,听着是不是有点熟悉?
在这个系统重构里,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提高老师的准入门槛。
在芬兰当老师的要求有多高呢?
首先,芬兰师范学院或者专业的录取标准非常高,只有SAT成绩排名前三分之一的学生,才能进入师范学院。
就这么说吧,一些年前,在芬兰考师范学院的难度,相当于美国的乔治城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而现在更夸张,跟考麻省理工差不多。
所以,在芬兰能考上师范学院,就跟在美国能考上法学院、医学院,在中国能考上清北那样,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其次,所有的师范学生都要学习5年(左右),3年本科、2年硕士。也就是说,芬兰所有的小学、中学老师都是硕士。
1995年,芬兰开始提高对幼儿园老师的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也必须得考上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到现在,芬兰人已经形成了共识——在源头上严格准入,选拔最优秀的老师,是认真对待教育的唯一办法。
这项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芬兰教育。
哈佛大学创新教育研究员托尼·格瓦纳博士在纪录片《芬兰现象》里甚至说,这是芬兰教育之所以成功决定性的因素。
而国内的现状是什么呢?
之前中国新闻周刊在报道里说过,师范院校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不足,而是生源差。
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更是存在着各种乱象。
我看过一个数据,说2019年考教师资格证的就有将近900万人。
在网上随便一翻,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帮助考教师资格证的网站。
哪怕你是一个完全没学过教育学的人,按照他们教的方法,把题库背一背,就有可能考出一张教师资格证。
一二线城市的学校可能在老师的准入上把关还严一点,但培训行业、三四线城市的某一些学校,拿着一张这样考出来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去当老师了。
我就听一个朋友说过,她的一个亲戚,觉得在北京生活很辛苦,想要回老家县城,琢磨了一下,回去做什么呢?要不去当个老师吧。于是在家准备了两个月,考了一张教师资格证。
这种现象,和清北硕博当中小学老师,哪一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去批判的呢?
但最优秀的人 不能只想去最好的学校当老师
网上也有一种声音,嘲笑清北硕博争当中小学老师,就图人家稳定、待遇高。
有网友晒出了深圳一个小学班主任的工资单,年收入大概是33万元,上海一个高级中学老师的年薪也超过30万。
(*图片源自网络)
有很多学校还会为老师提供安家费、人才公寓,为配偶解决工作,为子女解决入学等等。
对这种声音,我就想反问一句:不应该吗?
老师就应该成为待遇很好、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的职业。
要我说,可惜的是能给出这种待遇的城市、学校还是太少了。
还是说芬兰。
芬兰教育部长帕西·萨尔伯格在一次采访里说,芬兰做了很多工作,来让年轻人觉得当老师有趣、有吸引力。
芬兰老师的收入在全社会各种人群的收入里,保持在中等偏上。
而且因为选拔很严格,一旦当上老师之后,就没有考核,不用评职称,也不会被辞退,相当于一个铁饭碗,绝大部分老师会一直工作到退休。
那芬兰和中国的现状不同在哪呢?
芬兰没有私立学校,全部是公立学校;也没有超级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受到基本相同的财政支持,规模差不多,老师的收入也差不多。
所以对于芬兰的孩子来说,最好的学校,是离家最近的那一所;
对于芬兰的老师来说,最好的学校,也是家门口那所。
但从中国目前来看,还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一头是一些好的地区、好的学校,清北硕博、哈佛牛津打破头。
今年上半年,南京12个区招聘2760个老师,有7万个人报名。
杭州的幼儿园、小学,海归硕士组团进入。
一边是很多地方,老师招不满,师范没人考。
像今年河南的地方公费师范生,9所院校全部缺档,招生计划2500人,缺档418人。
有很多网友的担心挺有道理的:
学生不卷老师卷,好的老师都送进了好的学校,家长也只能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名校,这会加剧教育的不均衡。
教育公平,只让孩子减负不行啊。
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想去当老师,但是不应该让最优秀的人,只想去超级学校当老师。
当然,中国地大物博,和芬兰国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可是芬兰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
比如,强调政策、资源的公平,甚至,越是落后的地区、学校,越应该得到财政的倾斜,越应该有能力给老师开出好的待遇,通过政策的调配来打破教育的不均。
而不是把资源持续向好的地区、好的学校倾斜,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高质量的师范教育 是关键
对于一些学校招聘老师的“学历内卷”,也有人觉得很可笑,因为清北硕博,不代表他们就一定懂教育,一定能教好孩子。
这话倒是没错,只不过,这反映的不是这些学校的校长不懂教育,而是目前我们国家的师范教育,从总体而言,生源和教育质量还不够好,无法承载起对好老师的需求,所以名校、学历才成为了单一的选拔标准。
而芬兰的师范教育之所以好,不仅仅在于严准入、硕士学历,更在于对未来的老师高质量的培育。
在芬兰,一个师范大学的学生要学习5年左右。
前三年,进行专业学习,就是要把你以后教的科目学明白。教数学的老师怕数学、不懂数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这种事在芬兰不可能发生。
在《芬兰现象》的纪录片里,有个历史与社会学的实习教师,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学生问了很多刁钻的问题,他都接住了,就因为他对自己教的这个主题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后面两年,师范学院的学生要进入公立学校实习,学习怎么上课。
而且,这不是走走过场的那种实习。
他们要大量观摩别的老师的课程。
要动手写教案,跟导师讨论、修改,然后真实的去上课,再不断接受反馈、改进。
严苛程度类似于对住院医师的要求。
你不能让不懂医学、没做过手术的人上手术台,就不能让不懂教育、没上过课的人上讲台,这是芬兰人的理念。
(老师不断被要求,要给孩子更多发言的机会)
也因为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小学、中学老师在芬兰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
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这本书里,一个芬兰的学生就说他们都很尊敬老师,因为——
“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老师有多么优秀”。
试想,如果最优秀的人愿意做老师,最优秀的孩子愿意考师范;
如果我们的师范院校,能给所有未来的老师,提供统一的、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
那么,老师的招聘就不再需要唯学历、唯名校论,师资不均的现状也将被改变。
其实,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十四五”时期,我国有个指导政策,就是要聚焦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扶持。
有个评估显示,高考成绩前30%的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2018年是18.3%,2019年提高到了33.4%。
这条路不会很短,但希望它能走的更快一些。
最后,我想把华为3年前的一个公益广告片放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点开看看。
借用里面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基础教育是人才成长的起点
一个国家的强盛
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
让教师成为最伟大的职业
成为优秀青年的向往
用最优秀的人
培养更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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