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中国清代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1896～1897年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多用经典语、新名词。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代表作是谭氏的《金陵听说法》。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对早期的形式主义倾向有所纠正，此期歌词和民间歌谣创作得到发展，黄遵宪的《军歌》是其中名篇。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的旗帜逐渐收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对立，他们中部分人接受过诗界革命影响，但是，不愿意明确地以诗界革命相号召，有的人则企图“别创一宗”，于是，诗界革命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正企图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因此，他们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饮冰室诗话》)。其代表作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其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为英语 Caste的译音，用来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向往。夏曾佑的诗与谭嗣同类似，如他的《绝句》诗以冰期、巴别塔等地质学名词及《旧约》中的神话入诗。这类诗，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提出“意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但是，形式是和内容相联系的，新内容必然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梁启超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夏威夷游记》）的状况。
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饮冰室诗话》）。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名之为杂歌谣(《致饮冰主人手札》)。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话》）。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的旗帜逐渐收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对立，他们中部分人接受过诗界革命影响，但是，不愿意明确地以诗界革命相号召，有的人则企图“别创一宗”，于是，诗界革命就逐渐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