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舅》（全称是：《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火爆”到《二舅》“翻车”，不同的叙事下有不同的答案。并且里里外外能探讨的角度，基本上都被过了一遍，所以也该到打住的时候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精神内耗”经此波折，算是正式被推到了台面上。
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把“精神内耗”往往跟“想得多，做得少”等同起来。换句话说，“精神内耗”属于怠惰的一种心理机制。一定程度上，它跟汉娜·阿伦特所主张的“积极生活”是一致的。简言之，积极生活主要在于积极行动，否则就是消极怠惰。
在这个问题上，汉娜·阿伦特跟海德格尔一样，信奉一种英雄式的行动主义。就此再看《二舅》的火爆，其实也能反映出英雄式的行动主义对多数人还是很有触动的。因为它不在于英雄是否高大，而在于英雄是否行动，也就是行动之下见英雄。
然而在文化悲观论者眼里，即便可能生活的还不错，但是谈到好的“生活理想”，总是认为“周遭环境不够好”或者“我不够好”。这使得在无视“超越自我的背景条件”时，人们便陷入一种幻觉性的个人自主性，从而导致个人的自我沉湎与放任，最终背弃了本真性的理想，也就是总是无缘无故地陷入“精神内耗”。
在某种意义上，普罗米修斯神话可以很好地解读人们“精神内耗”的心理机制，也就是对自身施加暴力，同时发动战争。人们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
如此来看，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其实就是倦怠感。而不管是《二舅》中提及的“精神内耗”，还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所自发的“焦虑感”，本质上也其实是倦怠感。
对于这个问题，撇开自身的“消极意识”，其实也是因为现代社会个体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种属控制的生活洪流之中”，在这种大的构架下，人们有意无意的会走向倦怠，以至于对可感生活又向往又避而远之。
就比如在荷兰的静物画中，汉德克看到了一种独特的集体，一种个体间的集合：“我设想了一幅画”，呈现了“一切同一”的意象，它是一幅17世纪的荷兰花卉静物画，在栩栩如生的鲜花上，这儿有一只甲虫、一只蜗牛，那儿有一只蜂蜜，另一处还落着一只蝴蝶，也许它们互相之间并不知道它者的存在，但在眼下，在我目光所及的这一刻，它们聚集在一起。”
汉德克强调的这种倦怠不是自我倦怠，不是筋疲力竭的自我困倦。他论述的是一种“我们的倦怠”。在这种状态下，“我不会令你困倦”，而是如同汉德克所说的“你感到累了”。这就如同，我们在下午的阳光里坐着，交谈或沉默，享受共同的倦态一样。但是回到自身的世界里，倦态的联结在离散后，消极意识终归还是会落到个体的“精神内耗”上，它就像一种无形的瘟疫一样，不可言说，却总是纠缠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一起围观《二舅》时，好像有种被治愈的感觉。但是《二舅》逐步淡出视野后，精神内耗又会卷土重来。说到底，“精神内耗”是一种现代性导致的“病”，它可轻可重，并且时不时被冠以各种名号和标签。不过说来说去，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之道”可能依然是最有效的药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内耗可治愈，很大程度上，积极行动和精神内耗始终是此消彼长的状态，而我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药不能停”（持续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