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它从来没有自觉统一过，主要由雅典，斯巴达等城邦国家组成。
古希腊是指古代巴尔干半岛南部、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的总称。公元前3000-前2000年代的爱琴文化是其历史的先导。前12-前8世纪为荷马时代。前8-前4世纪为古典时代。前338年后，沦于马其顿统治之下。前4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东征后为希腊化时代。前146年并入罗马版图。古希腊文化构成了古典文化的主要部分，古典时代尤其是雅典的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和科学均有百世留芳之作，对罗马、后世欧洲及世界文化有极大影响
如果与当时我国相比，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
一，春秋战国与希腊首先列出双方地图
希腊地图
春秋战国地图
公元前大概11世纪，西周建立。
此时希腊米莉亚城邦却攻入迈锡尼，导致早期的爱琴海文明灭亡，陷入的所谓希腊黑暗时期。
公元前841年，我国有确切纪年开始，正式进去春秋时期，诸侯国林立。
希腊公元前755年，第一届奥林巴斯运动会开始，希腊文明正式兴起。
双方兴起的时间竟然差不了多少。然后春秋诸侯国开始了长期混战，五强争霸。但春秋时期的整体都是奴隶制君主国。各希腊城邦也相互厮杀，最强大的是雅典和斯巴达，还有处于希腊文明边缘，被希腊视为野蛮人的马其顿，马其顿有点像春秋的秦国啊。政体却五花八门，民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全面开花，其中雅典实行正是民主制，斯巴达却是寡头制。
春秋战国北方面临西戎，匈奴的威胁，希腊却东西两面面临罗马和波斯的威胁。
混战的结果，秦始皇大帝大概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国。希腊最终也于公元前338年被野蛮的马其顿征服。
了不起的秦始皇大帝和马其顿大帝最终统一了各自的地盘。但马上他们又面临相似的结局。哈哈，东西方的游戏此时何其相似。很快秦帝国倒塌，马其顿也分崩离析，中西方两大文明又走到了相似的路口。
但是呢？
中国汉帝国马上崛起，于前201年重新统一中国，并且俩大战神霍去病和卫青横扫匈奴。汉武帝以儒家为基础奠定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可悲的希腊却于公元前146年被并入罗马版图。这真是男人早死了，老婆被人家要了，孩子也变成人家的了。
说是罗马继承了希腊所有财产，其实罗马只是学到了形没学到了神。要不，希腊的真正核心知识全不见，还要重新搞次文艺复兴，科学重新复兴。
而希腊却消失历史长河中，其实现在的希腊早已和古希腊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而中国却任然精神健壮。
二，春秋战国和希腊的成就看看双方的精英阵列就知道中西方多么不同。
1。伦理哲学大家
中国，孔子，孟子，荀子，庄子，老子，韩非子等等。总之，一句话，中国的哲学伦理思想其核心就是讲道德伦理的。
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色诺芬尼，泰勒斯等等。
2。文学大家
中国。屈原，庄子，李斯。明显诗和散文为主
希腊，荷马，雅典三大喜剧诗人：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喜剧，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
诗歌，散文还有悲喜剧。
3。科学家
中国，墨子
希腊，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泰勒斯，毕达哥拉斯
三，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文化略解一，春秋战国文化科学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
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公元钱221年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得名，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相传《春秋》为孔子修订，直至今日学术界对此说尚有诸多质疑，并无统一观点。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后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左传》记载之终（公元前468年）、三家灭智（公元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政治上，各种改革，变法连接不断，而成功进行变法的国家则强大起来，通过这种政治变革周这段历史时期的再次划分，“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观点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
历史
春秋纷争
参见：春秋
《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至公元前481年结束。历史上通常将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基本上和《春秋》一书记事所跨时间相同。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起西周，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采矿、冶炼、铸造业中出现了许多新工艺，如竖井中采用垛盘支护，使采掘深处的铜矿成为可能；硫化矿冶练技术的出现，拓宽了铜矿资源的利用；焊接、嵌错、鎏金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等，使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铁器的出现，特别是战国中叶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行业中逐渐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新兴地主阶级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旧有生产方式是个沉重打击。这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可是分封制导致割据与混战，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各国之间设关立禁，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促使社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广大农民、工商业者和新兴地主都盼望统一。虽然统一是靠长时间战争实现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换来了历史的进步，使一种新的制度得以确立。
秦始皇
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破坏了奴隶制的旧秩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各诸侯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新的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实力最强者，后来发展成统一的核心力量。[5]
权力关系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西周等级示意图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义的认识理解，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荡对汉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约在公元前1046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据史书记载，春秋242年间，有36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0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鲁国朝王3次，聘周4次。[6]
刑法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与变革
改革与争霸战争并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著社会状况。可以说，春秋每一位霸主的出现都是改革的结果，战国七雄之所以能并踞中华大地，也是不断革新的结果。原因是，称霸战争需要以政治经济作为后盾，进行改革是迅速提升诸侯国实力的必要手段。从春秋到战国，是改革接着改革，战争连着战争，在改革中国家强盛，在战争中国力受创。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发展进步的。
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赵国因而得以强盛。伴随着私田制和铁器的广泛运用，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迎来变革的高峰。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地方行政
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诸侯国
（见于《史记》者）
齐、晋、秦、陈、吴、楚、越、韩、赵、魏、宋、鲁、卫、郑、曹、钜、邾、杞、杨、蔡、郯、任、滕、费、倪、曾、缯、邳、巢、随、钟吾、刘、六、召、周、道、房、沈、申、苏、温、廖、舒、舒鸠、舒庸、舒廖、燕、南燕、许、徐、虞、虢、黎、无终、中山、安陵、邓、贾、邢、甘、荣、巴、蜀、单、州、胡、唐、赖、权、莱、逼阳、纪、遂、谭、代、黄、项、耿、霍、息、梁、芮、滑、薛、邿、章、顿、陆浑、肥、鼓、赤狄、潞国、江、根牟、应、罗、樊、毛、程、宿、詹、焦、祝、吕、聂一百零五国。
另有义渠、大荔、孤竹、山戎。共计一百零九国。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战国后期秦国傲视天下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在附录3中，对这两个问题都要作更详细的讨论。
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5]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农业
井田制的瓦解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
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
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生产工具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工商业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手工业
青铜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美术，最富活力，品种丰富，成就最大。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可谓灿烂辉煌。与西周及商代相比，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形，日常生活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的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种通过铸长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使青铜器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失蜡法是铸造青铜器的高超技术，其优点可以使青铜器纹饰更为多样而精致，它的运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青铜器的铸造水平。镶嵌（或错金银）技术运用于青铜图案装饰，可使青铜器的造型多变、纹饰繁缛、绚烂多彩。因为镶嵌用的饰物金、银、铅、玉、绿松石等质地不同、色泽不同，与青铜器表面颜色形成对比，因此镶嵌纹饰醒目、突出。刻纹铜器的纹饰，制作起来更方便，纹饰题材比以前更宽广了。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削弱了，神秘礼制成分几乎没有了。这是青铜工艺从奴隶制礼乐制度下挣脱出来的重要标志，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以华巧为美的新观念。
玉石工艺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各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圭、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部分为生活用具。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装饰物，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象征君子之德，有七德、九德、十一德之说。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余痕，春秋始玉器则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致。已经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大多殉葬有玉器，而且数量大，制作精美。如河南淅川春秋中期楚墓出土玉器达三千多件。一般的墓葬出土玉器也有一二百件。有的制作之精，令今人叹为观止，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玉佩；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人形玉佩饰（详后），从选料到琢制都十分出色。
漆器工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商周时代漆器工艺很发达。春秋战国时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战国漆器在中国漆器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分布范围广，品种大增，制作水平空前提高，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改进。首先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紵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褥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
织绣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在织绣工艺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地区的实物遗存最多，如1982年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座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衣物35件。出土纺织品有丝、麻两大类。丝织品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八大类，制作之精也是前所未有的。
人口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根据梁启超的推测，战国后期人口已达三千万以上。[7]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
文化
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文字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文学
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屈原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因当年为屈原逝世2230周年，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吕不韦任秦国丞相时期，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思想
春秋战国之交，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辨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学说后被庄周发展。道家将老子视为宗师，孔子也曾学于老子。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太上老君。
艺术
春秋战国时代是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代，是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时代，在学术上是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空前活跃的时代。各种艺术蓬勃发展，有声有色。春秋战国持续了几百年，各诸侯国独立发展，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李学勤先生概括为几个文化圈：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在相互兼并战争中相互融合。秦统一后，共同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春秋战国之交，欧洲的希腊文化也正进入发展的盛期，中西两大文化体系遥遥相对。两相比较，希腊以技艺高超的雕刻闻名于世，为后世留下无数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闻名于世，青铜器是集雕刻、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融实用、审美于一身，既是沟通人权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
绘画
文献记载是颇为丰富的，特别是壁画。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天问》反映的内容，可以窥见当时壁画所曾有过的巨大规模，可惜均未流传。我们只能从青铜器画面、漆器画面和仅存的两幅帛画来了解当时的绘画。透过庞大复杂的青铜画面：采桑、狩猎、习射、宴乐、水陆攻战等，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具有相当高的构图能力和塑造形象的能力，已经初步掌握均衡对称、对比等艺术法则。虽因条件限制，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无面部表情，但仪态生动，比例适当，间接表达出人物的心态，正如荀子所说的形具而神生.墓葬出土的漆器，都描绘有图案，色彩单纯明快，其上的人物形象也以动态取胜，五官表情刻画较简单，绘画尚处在幼年时代，而幼年天真活泼、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均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有的漆棺纹饰用油漆绘成，可视为最早的油画.流传到今日的四幅战国帛画，特别是《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如构图，均衡中有变化，形象比例动态、线条力度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御龙图》，线条劲挺有力，富有弹性，佩剑男子形象的刻画，线条的表现力等，都更显得成熟。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点已露端倪。分布广泛、多彩多姿的岩画，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绘画内容。
雕刻
远不如同时期希腊雕刻的水平，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它工艺美术品。从类型的复杂性和材质手法的丰富性来说，又是希腊雕刻所不及的。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制作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音乐与舞蹈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其社会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上层来说，音乐舞蹈首先是用于祭祀和宴享等重大典礼，对百姓来说主要是娱乐休息。起初，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是严格分家的。到战国时代，宫廷乐舞吸收了不少民间乐舞成分，产生了郑声、楚舞、楚音、宋音、卫音、齐音等等，这些带有浓厚民间乐舞色彩的宫廷乐舞，是历史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曾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恐慌和反对，但乐舞的变革同历史进步一样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看，战国时代宫廷乐舞活动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曾侯乙墓出土数十件成套的编钟、编磬来看，不仅规模大，而且乐器功能也相当先进，解决了音乐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除用于祭祀的乐舞外，用于祈福祛邪的宗教舞蹈很发达，如蜡祭、傩仪，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楚音和楚舞，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在音乐理论方面，先秦诸子各自坚持自己的音乐观。道家、墨家、法家对乐舞持否定态度，但反对的出发点和否定的程度又存在差别：儒家肯定乐舞，而孔、孟、荀在肯定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侧重点。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都从某一方面给人以启示，都值得后人研究。
书法
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铭文（金文）及石鼓文代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风格或苍劲古朴，或清秀典雅，具有特殊的美感，为后世所珍重。盟书、简册，无论是丹书或朱书，其字体又别具风韵。如侯马盟书，刀锋笔痕明显，转折顿挫有力，线条粗细略有变化，入笔出笔形成蚕头，有人称之为蝌蚪书，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玺印文字为后来的印章篆刻艺术提供了最早的典范。
建筑
主要是列国的都城，如东周王城洛邑、齐国临淄、燕下都、赵国邯郸故城、秦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等。这时期的建筑也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诸侯国为着本身的生存和扩张，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营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国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营建时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宫城都由城墙和濠沟包围着，全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的王宫处在全城中轴线最显要的位置，郭城内均有市（商业区），宫城与郭城隔开，左右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按中轴线左右分布，等等。从建筑成就来说，当时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斗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建筑类型，此外，对建筑的严格的等级限制，也为历代建筑所遵循。
医学
扁鹊由于他的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扁鹊奠定了中医学的切脉诊断方法，开启了中国医学的先河。
扁鹊首先在虢国行医，正巧遇上虢国国君的太子猝死。他认为太子只不过是患了热气病，知道太子是仍然活着。他救了虢国太子，自此他起死回生的医术就不胫而走。
他后来到了蔡国，遇上了蔡桓公，蔡桓公认为扁鹊的赫赫有名只不过纯粹是神化夸张，于是对于他十分傲慢无礼。扁鹊一见到蔡桓公，就对他说他有一个小病，只要立刻服药就可以治好，蔡桓公认为他只不过在吓唬他，故此没有理会。当扁鹊第二次建议要为他治病时，蔡桓公也置之不理。当第三次扁鹊见到蔡桓公时，蔡桓公发觉自己的身体果然像扁鹊所说一样，病徵散发出面，极为严重，他这才向扁鹊请教，可是扁鹊说由于蔡桓公对于他的劝告置之不理，现已经没能救了。过了不久，蔡桓公果然死了。有了讳疾忌医的成语。相传《难经》为扁鹊所著。
教育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奉行侠义文化，“士为知己者死”和荆轲在易水旁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千古绝唱。战国时代养士之风风靡一时，养士著名的“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这些士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发表自己的见解，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
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最主要的包括了古希腊战争，古希腊艺术和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文化作为古典文化代表，在西方乃至世界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许多文明正淘汰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古希腊文化精神却未被磨灭。
起源
古希腊文学反映了欧洲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特别体现了古代世界的人们对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古希腊时代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深刻的体现。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为整个西方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人们研究古希腊世界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古希腊文学表现了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其中蕴涵着他们较为原始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外部世界的神秘莫测，大自然不可驾驭，人生的变幻无常，使他们形成了带有宗教宿命论色彩的“命运观”。体现在文学中，命运对人具有绝对的控制性和不可改变性，人必须服从命运的安排，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的神和人都具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狂欢取乐、享受人生的个体本位意识，而在困难面前又表现出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精神。威力无穷的命运给古希腊人带来了困惑与恐惧，也培养了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个体精神。此外，他们在与命运抗争中激发出了蓬勃的生命活力。古希腊文学正是在描写人对现世价值的追寻、人与命运的矛盾和抗争中展示了人性的活泼与美丽，表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自由、乐观与浪漫。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是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发展
英雄时代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世界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史称“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神话和史诗。
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它在希腊原始初民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它产生和反映的地理位置是西起希腊半岛，东至小亚细亚半岛，南到克里特岛的广大爱琴海地区。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
希腊神话中的神祇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一样迫害她的情敌。但神祇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
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英雄传说以不同的家族为中心形成许多系统，主要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传说，忒修斯的传说，伊阿宋的传说等等。
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正式的书面文学作品。史诗包括两部，分别是《伊利亚特》（一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相传作者是大致生活于公元前10世纪至8世纪之间的盲人诗人荷马，不过目前更流行的观点是《荷马史诗》是包括荷马在内的许多人集体创作并反复修改过的。
抒情诗
古希腊抒情诗包括多种题材，主要分为双行体诗、讽刺诗、琴歌和牧歌。其中写双行体诗的古希腊诗人众多，最早的诗人据传是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卡利诺斯，但是最擅长写此诗体的则是西摩尼德斯（前556~前466年）。雅典民主制度的创建者梭伦也写过不少诗歌。
然而古希腊抒情诗中，成就最高的却是琴歌，是一种伴随着音乐的歌曲类诗体。琴歌可分为两种，一是独唱体，一是合唱体。
萨福(画像)
独唱体琴歌的代表人物是女诗人萨福（前612年~？）。她在雅典的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政治斗争中被迫流亡国外，后来在故乡莱斯博斯岛创建音乐学校。她一共创作了9卷诗，但留存下来的只有两首是完整的，其余都是一些残篇。她的语言艳丽无比，情调伤感，感情真挚，题材上多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如她的名作《致阿那克托里亚》，沉痛哀惋，感人肺腑。据说萨福是个同性恋者。她的许多诗作均于1703年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被公开焚毁。然而在古代希腊世界，萨福的地位极高，曾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个缪斯”。
除萨福外，阿尔凯奥斯和阿那克里翁也非常擅长写独唱体琴歌。阿尔凯奥斯和萨福过从甚密，但声名略逊于萨福。他的创作大多数是政治和战争题材，体现了琴歌中刚猛的一面。后世评论家认为正是他和萨福两个人使古希腊抒情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阿那克里翁则由于投靠王室，充当御用诗人而名声不佳。他的作品通俗流畅，对16世纪之后的欧洲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合唱体琴歌，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品达（前518~前442年）。他曾受教于雅典的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其诗作的主题多半是歌颂神、歌颂奥林匹克运动的。他一生共创作诗歌17卷，现存4卷完整的竞技胜利者颂（共计45首诗）。品达的诗歌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弥尔顿、歌德等都曾有意模仿过他的风格。
《伊索寓言》
相传伊索是公元前世纪上半叶的一个获释的奴隶，聪明绝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寓言故事，但现在传世的只有公元前4世纪的一些古代作家整理编纂的120余则。不过根据考证其中有很多故事可能来源于亚洲或非洲，并非伊索所作。
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主要是通过一些动物的言行来寄寓道德教谕，著名的故事包括“狮子和老鼠”、“狐狸和仙鹤”、“披着羊皮的狼”和“狐狸和葡萄”等。伊索寓言通常短小精悍，思想性颇强，体现了古代希腊人的智慧，对后世全世界的文学都产生了影响。
民主时代
所谓的“民主时代”，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这段时期。这一时代是古希腊世界的全盛时期，各城邦都得到繁荣的发展，而地处海湾、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业方面日益发达，并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在雅典，国家不设国王，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公民大会，大会由公民抽签产生，共同对国家事务进行商议。
此外，对外战争的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繁荣的局面。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战争，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而战后许多希腊城邦成立海上同盟，以防御波斯侵略，雅典成为盟主。此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日益欣欣向荣，也迎来了古希腊文学的黄金时代。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代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现代西方国家语言里，如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中的“民主”一词，都是从古希腊语的“demokratia”一词演变而来。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区”，“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雅典实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选连任，以避免结党营私。雅典还实行委员会制，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作出决定，由集体负责。而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从而避免了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为了保证民主政治不受侵害，从克利斯提尼时代开始，雅典还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选举出可能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威胁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数超过6000，就会被放逐到国外，10年以后才能返回，从而使政治野心家无机可乘。
这一时期古希腊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戏剧。
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这就是西方戏剧的雏形。
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所以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
最早的悲剧作家包括“戏剧之父”忒斯庇斯、最先在戏剧中引入面具的科里洛斯等。但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悲剧作家则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人。
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他对古希腊悲剧最大的贡献是在表演中引入了第二个演员，改变了过去古希腊戏剧中只有一个演员和歌队共同演出的传统模式，为戏剧情节的发展和戏剧道白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埃斯库罗斯已知剧名的作品共80部，其中只有7部传世，包括《俄瑞斯忒亚》三联剧（《阿迦门农》、《奠酒人》和《复仇女神》）、《乞援人》、《波斯人》、《七将攻忒拜》和《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是整个古希腊戏剧的第一位大师，对整个西方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年）是雅典民主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他在27岁首次参加悲剧竞赛，即战胜了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称赞他“生前完满，身后无憾”。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写过100余部戏剧，却只有7部传世，成就最高的是《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其中《俄狄浦斯王》被认为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往往被称为“命运悲剧”，即通常表现个人意志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
欧里庇得斯（前485~前406年）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他一生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而是醉心于哲学思考。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神性与人性、战争与和平、民主、妇女问题等等。他一生共创作了80余部悲剧，有18部传世。其中最优秀的包括《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欧里庇德斯所处的时代是雅典由表面繁荣逐渐走向动荡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现象出现。在欧里庇德斯的戏剧中，可以清晰的感到剧作家对希腊政治现实的怀疑态度。《美狄亚》被认为是古希腊最动人的悲剧之一，也是西方文学中第一次把妇女作为主要角色来塑造。由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风格和传统的悲剧风格不同，因此他生前并不出名，死后名声却很大，他的戏剧对希腊化时期的新戏剧、罗马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古希腊历史上诞生了著名的三大悲剧诗人，他们代表了古希腊悲剧艺术“兴起——繁荣——衰落”各个时期的最高成就：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悲剧之父”
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从天界为人类带来光明与温暖，甘受宙斯惩罚的故事。
索福克勒斯——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
代表作：《俄狄浦斯王》。是标志着希腊悲剧艺术完美结构的典范。以倒叙“追凶”的方式讲述了俄底浦斯王发现自己就是“弑父恋母”的罪魁祸首。其悲剧的感染力特别使人震撼。也使“俄底浦斯情结”被后世心理学家当成了“恋母情结”的代名词。
欧里庇得斯——“心理戏剧的鼻祖”
代表作：《美狄亚》。写取回金羊毛的英雄依阿宋的妻子美狄亚不惜杀害自己的孩子复仇的故事。在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最早提出了妇女问题。
古希腊悲剧主要不是写悲，而是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根据亚里斯多德定义，古希腊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是对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从而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
古希腊喜剧
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公元前487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
古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产生于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喜剧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尤其擅长讽刺当权人物。这时的喜剧被称为“旧喜剧”。公元前5世纪雅典曾产生过三大喜剧诗人，分别是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有作品传世。
阿里斯托芬（前446~前358年）生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的城邦文明正在衰落之中，雅典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政治派系等现象，这些都称为剧作家创作的素材。阿里斯托芬一生共写过44个喜剧剧本，但完整流传下来的只有11部，比较著名的包括《巴比伦人》、《云》、《鸟》、《骑士》、《阿卡奈人》等。其中《鸟》是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古希腊现存的结构最完整的寓言喜剧，是乌托邦喜剧的滥觞。阿里斯托芬是整个欧洲的喜剧之父，正是他奠定了西方文学中喜剧以滑稽形式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
希腊化时代
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整个希腊，并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将希腊文明传播至东方，史称希腊化时代。此时的古希腊文学已经接近尾声，希腊文明的8中心也逐渐由雅典迁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希腊文学的特点是脱离现实，讲求辞藻，追逐伤感情调。比较有成就的领域是新喜剧和田园诗。
所谓新喜剧，是相对于阿里斯托芬时代的“旧喜剧”而言的，其特征是不谈政治，回避严肃话题，而更多的表现社会风俗，用曲折的情节和雅致的风格取悦观众。米南德（前342~前292年）是古希腊新喜剧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共写过105部喜剧。他的很多作品都完整流传下来，包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等。米南德的喜剧往往有比较复杂的爱情背景，特别注重剧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深刻的影响了17世纪英国剧作家。
忒奥克里托斯（前310~前250年）是希腊化时代田园诗的首创者。他诗风活泼、优美，现存完整诗篇30首。古罗马的维吉尔就曾模仿他的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牧歌》。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还包括阿波罗尼俄斯等。
特点
一：理想主义
古希腊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就是和谐是美。古希腊人很早就提出黄金比例的观点，并运用于绘画雕刻。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观一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宇宙和世界按照“数”的关系和原则构成的，因此是最和谐的`最具有数的规律性。文学作品中，男性大多具有非凡的力量`英俊的相貌`发达的肌肉。女性则有惊世的容貌，诱人的胴体。神其实与人一样拥有情感`缺点，只是他们拥有人不具有的神力，换言之，神只是理想化了的人。
二：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决不偶然。古希腊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重视个人价值，追求自由，享乐。希腊神话中经常出现半神般的英雄，像赫拉克勒斯`忒修斯`珀修斯等，不需要再举例。神同人一样，追求女色，争强好胜。
三：理性主义
希腊人是奔放的，拥有所谓的“酒神情绪”。但比起其他民族，理性色彩还是比较突出的。古希伯人信奉上帝`埃及人崇敬太阳神，印度人膜拜的就更多了。希腊人对神的态度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追求向往。人甚至敢开神的玩笑。这种理性主义使得苏格拉底可以为真理喝下毒酒。希腊人将这运用到哲学，思考世界的本原，探讨悖论的逻辑；运用到科学，研究杠杆`滑轮`浮力，发现数的奥秘。
四； 悲剧性。
自身的追求与命运的矛盾，就形成悲剧。严格说，每个民族都有悲剧性，但希腊最浓，似乎只有日本与其向近。荷马史诗就是悲剧的代表。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是两种典型的悲剧人物。前者是自身追求与命运矛盾，后者是自身思想与国家使命矛盾。这里不详加介绍。
五：雄伟性。
这点是上面一点的延续。悲剧不是侧重写悲，而是写悲壮雄伟。希腊的史诗戏剧大多体现英雄主义色彩，抒情性较强。语言高亢，句式短促。希腊建筑帕特农神庙高大壮观，雕塑《掷石饼者》形象健美，都体现这一点。
希腊是城联邦，各城即是独立的奴隶制国家，没有统一的政体。所谓的希腊文明是个包罗万象的文明，好象是雅典文明、特洛伊文明、斯巴达文明等等。比较注重哲学，数学、天文学等科学，总得来说比较先进。
罗马文明更为复杂，一般我们说的古罗马文明好象说的是罗马第一帝国以及此前的罗马共和国。罗马从政体上看是统一的，实行联邦民主制度。较早地开创和实践了民主的概念。政体上很像现在的美国。与希腊文明相比较，罗马是个强大的国家，但文明远落后与希腊。因此罗马的文明是从希腊继承来的。这点与我国古代元、清等朝代有相似之处。古罗马受斯巴达影响很大，崇尚意志，有一种潜在的唯心哲学的雏形。另外，罗马的疆土的广大，使得罗马文明具有更大的多样性，包括继承吸收了希腊文明、迦太基文明、绯尼基文明、日尔曼文明、埃及文明甚至早期基督教文明等等。典型的强式文化，影响力大、多样、开放。
哲学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知名的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 在柏拉图学院生活了20多年，在许多领域都留下广泛著作，包括了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生物学、动物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
文学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被誉为希腊“喜剧之父”。传说阿里斯托芬一共有44部作品，现仅存11部，包括《阿卡奈人》、《鸟》和《和平》等。
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们都在雅典生活过。埃斯库罗斯共创作90部悲剧和笑剧，而留下的只有7部，代表作《阿伽门农》，描写一个家族复仇的悲惨故事；索福克勒斯一生共写过123个剧本，如今只有7部完整的流传下来，《俄狄浦斯王》是他的代表作，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欧里庇得斯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18部，完全将视线从神身上转移到了人，主角以小人物为主，而非对远古英雄的崇敬，代表作品包括《厄拉克特拉》和《特洛伊妇女》等。
音乐
目前，论及欧洲最古老的音乐文化，莫过古希腊音乐了。
希腊从神话时代开始，就对音乐与艺术极为重视。从公元前3200至前1200年的“爱琴文化”时期，人们从当时的墓穴画里得知，那时人们的音乐生活，多是用歌唱和乐器演奏相伴的歌舞或舞蹈。人类自埃及、美索不达亚进入希腊时代后，音乐开始有了科学化的研究；而后，在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大会召开时，也正是希腊及其领属的小亚细亚（今土耳其）沿岸，音乐特别发达的时期。
古希腊文化繁盛期，据堀内敬三《西洋音乐史》一书的记载，是从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338年之间，因此较埃及美索不达亚的极盛期为晚。当时的音乐形式种类有歌曲、歌舞和音乐剧。在乐器方面，也大都继承此一前期的古代乐器。当时，在希腊使用最广的是里拉琴（LYRA），据说著名的盲诗人荷马（HOMEROS）曾经用里拉琴伴奏，演唱他的两大叙事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一时期，诗人萨福（SAPPHO，公元前十世纪，热情奔放的女诗人）开始活跃，继而进入叙事诗的最繁盛期。
此时，古希腊的音乐体裁极为丰富，有祭祀歌、饮酒歌、婚礼歌、情歌、庆贺歌，对神灵的赞美歌，对英雄的颂歌。很多是载歌载舞的。人们有这样一个观念：“年复一年地举办竞技和祭祀，我们便使得心灵有休息的可能，正如在家庭环境的常规中，我们有日常的娱乐以驱除忧闷和怠倦。”
古希腊的音乐剧很繁荣，著名的悲剧作家与作品，
如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前456年）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利斯（公元前496年——前406年）的〈俄狄浦斯〉
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前406年）的〈伊斐姬妮在陶里德〉、〈伊斐姬妮在奥里德〉；著名的喜剧作家与作品，如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年——前388年）的〈阿卡奈人〉。
随着叙事诗和音乐剧的兴盛，音乐的地位日益提高，人们开始关注于音乐理论的研究。公元前四世纪，在柏拉图的〈国家论〉和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里，都曾论及到音乐对国家社会的重要作用以及有关艺术的一些问题，这与我国古代孔子所主张的礼乐思想如出一辙。在几乎同一年代，在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竟然产生如此相似的思想，实在令人深以为趣
说真的，希腊的科学界真的是群星璀璨，中国拍马也赶不上啊。西方现代科学就是拯救恢复被罗马人丢进垃圾堆的这些超级大能的学说而崛起。
不过现在不用遗憾了，大家坐在同一个起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