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稀缺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工作，让工人对工作更满意，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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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类的历史有30万年。如果要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阶段是占据了95%时间，干最少的活就能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时代；下半阶段则是大部分人要为了生活日夜操劳的匮乏时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的后匮乏时代？这就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来自编译，篇幅关系，我们分三部分刊出，此为第三部分。
划重点：
自动化也许是通往后稀缺未来入口的关键
人类似乎看不到工作有终结的机会
关键是改善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
九、通往后稀缺未来入口的关键
为什么这个后稀缺的未来并没有到来呢？显然，凯恩斯对改变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作用需要采取的措施过于乐观。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改变世界主要是通过改变观念而不是物质利益。别的经济学家对于后稀缺社会的看法却没那么天真。加尔布雷思谈到了支持生产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思想与马克思非常接近，他说“所有的特权阶层和权势阶级都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运用手中的权力”。社会精英们永远也不会放弃当前的经济增长引擎，让公共权力而不是私人投资者掌舵，除非迫不得已。
苏兹曼还批评凯恩斯的这个看法：认为经济精英会带领我们走向 “应许之地”，但在他看来，“野心勃勃的CEO和有钱人”的权力会逐渐消失。苏兹曼把《工作》写成一本试图覆盖人类经济生活的权威巨作，不过《工作》这本书的一个重大失察是对“富人”总是比“穷人”获得和持有更多权力缺乏兴趣。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经济阶层是跟特定技术突破（比方说农业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现）同步出现的。苏兹曼引用了部分考古学证据，用来证明了这个论点的不正确。他写道，很多早期的农业社会甚至城市社会仍然采用“断然的平等主义”， 包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类城市聚落，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
不过，在用这些解释反驳之后，苏兹曼继续提出，经济精英的诞生只是另一项科技发明——书写技术的副产品，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变得愈发复杂，作为贸易重要性不断加大的结果，抄写员与商人获得了权力 。
为什么把书写作为经济精英起源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已经给出了解释。文字脚本的形成不可能催生统治，因为书写是统治的主要产品之一。征服者早在5000年前就开发出了文字系统，好用来对所征服的民族做财产统计以及征税。征收到的税收反过来又让征服者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迷你皇帝。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独立效果很脆弱，非常容易垮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不断壮大，并征服了全球。
苏兹曼把火、农业、城市与工厂列为人类历史的关键事件。但国家的出现也是人类历史的划时代转变，重要性堪比其他四个事件：从深度历史的角度来看，“富人”决定国家政治规则，以及阻止“穷人”夺取权力（即便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的能力，必须被当作延缓我们走向后稀缺时代的重要力一。由于缺乏政治理论，《工作》这本书到最后几乎完全回避了该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问题。
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里，苏兹曼 “建议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把征税的重点从收入转向财富”，以及“把我们赋予人民和公司的基本权利扩展到生态系统、河流以及关键栖息地。"但苏兹曼并没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找到支持这些政策的选区，或者怎么创立朝着这些目标努力的联盟。《工作》这本书缺少了政治显然跟它对另一中关键技术变革的处理方式有关，不是文字的出现或国家的形成，而是生产的自动化。在苏兹曼看来，自动化是解释人类当今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打开通往后稀缺未来入口的关键。
十、人类似乎看不到工作有终结的机会
《工作》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理论，即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已释放出大量的过剩精力，这些精力需要找到一个发泄的方式。在苏兹曼看来，在美国等国家雇佣了超过 90% 的劳动力的服务业的扩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无论何时何地总会出现大量的持续的精力过剩，而人（以及其他生物）已经找到了创造性的方法来消耗这些精力。” Suzman 认为，自动化解释了为什么不平等会从 1980 年代开始恶化：当时，“技术扩张”已开始“蚕食劳动力，导致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苏兹曼引用卡尔·弗雷（Carl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的一项著名研究，声称当前的工作里面有47%最早会在2030年之前被自动化淘汰。
如果苏兹曼说的是真的话，要想进入后稀缺时代，与其说需要改变政策，不如说需要一场文化革命。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苏兹曼没有把重点放在具体的政策处方上，而只是表达了希望出现文化革命催化剂这样的想法。比方说“迅速变化的气候”，“被系统性的不平等点燃”的民众怒火，又或者病毒大流行等，希望这些能让大家醒悟过来。
但苏兹曼对自动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没有注意到弗雷与奥斯本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两位作者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项研究并没有区分部分自动化的工作与完全自动化的工作，也没有说明工作会被削减的时段（如果会被削减的话）。后续研究表明，只有14%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被自动化淘汰，这个比例低于过去几十年被完全自动化的工作。
事实证明，用熵来解释服务业的扩张也是一样的糟糕。医院与学校的就业率稳步上升并不是为了发泄我们多余的精力，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自动化掉。我们希望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越多，就需要雇用更多的医生、护士以及家庭健康助理。
鉴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做，人类根本没法意识到工作会终结。相反，进入后稀缺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工作，让工人对工作更满意，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这种重组必然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进程，需要设立新的机构来树立起对专家的信任，同时让专家建议经过民主审议。我们不可能按个按钮就能抵达后稀缺时代，相反，我们必须通过明细的劳动分工来进行协调。很不幸，在这方面我们能从老祖宗那里学到的东西很有限。
十一、关键是改善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
有一批人类学家正在收集现有的证据，力图证明人性这个东西，跟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引导我们所相信的有着截然的不同，苏兹曼、斯科特、格雷伯，以及格雷伯的合著者大卫·温格罗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人类有能力“管理好自身的物质欲望”，但就像苏兹曼所建议的那样，只有我们把当下难以为继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程度给解决好了才有可能。不过，如果我们像苏兹曼那样，从人类富足的前稀缺时代寻找鼓舞人心的例子的话，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对进入后稀缺时代的机会变得更加沮丧，而不是乐观。
毕竟，作为苏兹曼调查的核心，狩猎采集者主要是靠萨林斯所谓的《通往富足的禅宗之道》（Zen Road to Affluence）：把物质财产限制在可携带的范围内。就好比如果你要长途跋涉穿越沙漠，任何太大、没法随身携带的东西都不值得拥有。同时，为了在这些旅行中维持平等地位，采集觅食者要进行“需求共享”。每个人都有权索要他人的财产，而且一般来说，他们提出的要求也都很合理。在当今这个社会下，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回到那样的游牧生活方式，也不会接受对自己个人财产进行如此严格的审查。
最重要的是，苏兹曼在《工作》中所关注的采集觅食者群体是围绕着所谓的 “即时回报 （immediate-return）”经济来组织生活的，他们不会为第二天做好计划，更不用说明年了。（格雷伯和温格罗所描述 “延迟回报（delayed-return）”采集觅食者社会更复杂些，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没那么平等）。相比之下，生产我们认为对繁荣至关重要的商品，包括为数十亿人提供暖气、电力与交通，而且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做到的话，就需要大量规划。如果人类学家所记录的前稀缺时代的生活形式是后稀缺时代生活的关的话键，那我们似乎注定要失败了。现有传统的后稀缺性经济学在对未来社会建模方面一样存在不足。
20世纪，我们见证了用公共替代方案限制甚至取代私营一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引擎的若干尝试：比方说上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以及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但这两者最终都陷入到长期停滞，并随后引发社会危机。
铁幕两边背后的技术官僚均试图坐在中央站点管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就像通过遥控器去远制一样。这么做是不可能实现后稀缺时代的，因为这会导致悬而未决的紧张局势加剧，大量民众变得不满。技术官僚收集信息，提供激励措施，去生产那些强势社会角色操纵或忽视的东西。由于对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大量的人脱离了工作与社会，或者起来反抗。在西方，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与罢工；在东方，则是是经济短缺与民怨。
与其试图找回失落已久的过去，或者跟对人性的最新看法保持一致，不如建立新的体系，为我们前往21世纪新的目的地提供便利。我们要设定的航线不应该是去火星，去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与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去度假，而应该是后稀缺时代的地球，在这样一个地球上，马斯克和贝索斯的财富将被没收，并用于更好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克服仍折磨着90%的人的那种极为普遍的不安全感，同时也要减少和改变我们的工作。
反过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得改变投资的功能，就像凯恩斯所建议的那样，不仅要把投资变成公共的，而且是民主控制的。在摆脱了“稀缺经济学”的束缚之后，我们将以新的方式为 “洛基”——熵服务，多余的精力不仅可以用来追求效率的提高，或用来制造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又一把“阿舍利手斧”，而且还可以用来为其他各种目的服务，比如正义，可持续性，科学与文化，以及举办聚会。
译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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