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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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文景之世奉行黄老哲学，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国家恢复了元气，家给人足，一片太平景象。公元前140年，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上台伊始，他就一反先祖训故，开始重用儒生，倡导儒学，变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便应运而生。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人。青年时以“三年不窥园”的苦读精神，研究春秋公羊学，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号称“群儒之首”。汉武帝时他应诏对策，受到重视和采纳。董仲舒在先辈儒学的基础上，结合汉武帝时代国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一统”的客观需要，改铸传统儒学，建立了汉代新儒学，对户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长久的影响。今存董仲舒的著作有两种：《春秋繁露》82篇，《举贤良对策》三篇。
董仲舒写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他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艺”。他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治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段话，学界多年以来一直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加以概括，并以“文化专制主义”判之。近来文化学者已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一概括“不过是班固的评论之辞，而武帝或董仲舒本人，并没有此类极端言论。他们的‘独尊’，无非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突出儒家的文化主潮地位，避免因‘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而妨碍了汉家王朝的一统纪，明法度。儒家的独尊，并非儒家的独存。董仲舒的本意，绝非要剥夺诸子学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生存权。”如果不拘泥于董仲舒的个别言辞，而从精神实质去分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汉武帝以后实施的文化政策，在尊奉儒学的同时，“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太史公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撰写《七略·诸子略》、评述各家各派学术短长，正是“百端之学”存而不废的史征。
第二，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体系，也并非纯粹单一的儒学，他的思想中，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他吸收阴阳家、刑名家的思想观点，就是明显的事实。 董仲舒从百家学说中选择儒学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有其独立思考的。首先，他重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这完全是秦皇父子穷奢极欲、竭泽而渔、不修文德的必然结果。其次，汉承秦祚，“如朽木粪墙，虽欲善治，无可奈何”，“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这实际上是对汉初奉行黄老之学，过分消极无为，至使诸侯王势力膨胀、社会教化松弛的理论批评。再者，打出儒家的旗号，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正是推行这一政策的真实记录。 在董仲舒的世界观体系中，“天”是超自然、超社会、超诸神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也”，“百神之大君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天”被描绘成为有意志和权威的，自然规律被歪曲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他声称，阴阳流转而成四时，说明“天”好德而不好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则表示“天”的喜怒哀乐。他尽力渲染“天”的无穷威力，认为“天”是“甚可畏”的，一切人必须服从“天意”，敬畏“天殃”，否则必将招致“天”的严厉惩罚。董仲舒的世界观明显具有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性质。 在董仲舒的政治观念中，“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即是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政治秩序，乃是天意的安排。其中，封建专制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又说：“天”与封建君主之间有一种感应关系，如果国家的政治举措有了过失，“天”就要用灾异来向君主表示告诫或谴责。这种说法多少具有在封建君主身上增加一种制约力量的意味。 董仲舒把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纳入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宣扬“天道右阳而不右阴”、“阳贵而阴贱”的观点，以此说明社会人伦中尊卑贵贱现象的合理性；宣扬“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义”，以此说明维护封建道德的合理性。这些观点都是为巩固封建秩序服务的。
在历史观上，董仲舒宣扬“三统循环”的观念。他认为，历史以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依次循环更叠。比如在历史上，夏朝是黑统、商朝是白统，周朝是赤统。三者轮转替代，完成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更替另一个王朝之际，在历法制度上要有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改正朔”；在服饰方面也要相应的改变，这叫做“易服色”。他进而指出：王朝更替，历法、服色可变，封建统治的某些形式仪节可变，但绝不能改变它的实质。所以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他坚信：“道”原于“天”，“道”贯古今，永恒不变，故应“奉天法古”。他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显然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形而上学宇宙观。
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封建时代的史家也给董仲舒以高度的评价，如《汉书》的作者就把他与文王、孔子并列，说：“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儒者宗。”如何理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呢?应该看到：某一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产生、确立相应用，并不是哪一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董仲舒的儒学体系中包含那么多独断的、唯心的、神学的观点，十分荒谬；然而这一体系却得以畅通一时，行之久远，这个历史事实并不荒谬。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的学说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