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姬振江
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
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
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
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
相较《阳关三叠》，我更欣赏这首《送刘司直赴安西》。同出王维之手，同为送别题材，同咏阳关道之艰险，同样脍炙人口，本不该厚此薄彼。可人之性情使然，我独爱《送刘司直赴安西》的简约平易、具象生动，短短几行诗就能使西部风物乍现，且巧用苜蓿、天马、葡萄、汉臣四个名词，构起人们对李广利西伐大宛历史典故的链接，借古喻今，颂扬了万国来朝、四夷臣服的盛唐气象，因而在诗歌的内涵上更胜一筹。清代文学评论家沈德潜著有《唐诗别裁》一书，赞誉此诗一气浑沦，神勇之技。
考证历史，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五年奉命出塞,为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其足迹从没踏上敦煌，然而这并妨碍诗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为阳关留下千古绝唱。青壮年时期的王维，也曾壮怀激烈，有过满腔抱负，特别是亲赴河西，经过一段军旅生涯后，其边塞诗境界大开，我想《阳关三叠》、《送刘司直赴安西》、《使至塞上》等名篇大抵作于此时。此后，王维因仕途不顺，四十多岁即闲居于终南山下的辋川别墅，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流连于青山绿水，开始以山水田园诗名世。
唐人歌咏阳关的诗举不胜举，这与唐代边塞诗的勃兴息息相关。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的这首七言绝句，道出了唐代文人投笔从戎、崇尚军功的价值取向。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的这句诗更是直抒胸臆。连诗仙李白都曾梦想着能仗剑从军，跃马扬鞭，立下不朽军功。在众多的边塞诗作者中，除岑参、高适等长期在军旅生活者外，一些诗人或许一辈子都没到过边塞，但基于对边塞生活的憧憬，对开疆拓土的英雄的钦慕，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仍写出了令后世惊艳的边塞诗。由此可知，唐代的边塞诗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很大成分得益于浓厚的尚武社会风尚。人们喜爱唐人的边塞诗，是因为它的气势恢宏、境界辽阔，是因为它张扬着阳刚自信、无惧艰险的尚武精神，是因为它能给予人们血脉偾张、气吞万里如虎的激情，是因为它能激发人们舍身报国、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是因为它能让人梦回大唐，车辚辚，马萧萧，走进风烟弥漫的大漠边关……这就是边塞诗的力量。
而阳关无疑是众多边塞诗人的宠儿，频频闪现在壮丽的诗行中。诗借关添彩，关以诗名震，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谱写了阳关的千古佳话。作为边塞诗的经典意象，此阳关已非彼阳关（现实中的阳关），阳关及玉门关早已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发生位移，成为苍凉悲怆的象征，西部边陲的代名词。通过两千多年的衍生演化，阳关不只狭义地指代具体的那座关隘，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学形象，进而上升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譬如我们常常使用的阳关大道、 阳关三叠等词汇，就是很好的例证。
诗中的阳关大多满目荒凉，愁云惨淡；而历史记忆中的阳关绿洲掩映，一派繁华。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以来，阳关一直承载着沟通丝绸之路南道的重任，汉唐时期尤为繁盛。彼时，阳关道上驼铃丁当，人欢马叫，官差使节络绎不绝，走卒贩夫不绝于途。在这条大道上，输出了中原的丝绸、磁器、茶叶，迎来了西域的汗血马、和田玉、胡旋舞，很可能还会邂逅在乌孙和亲五十年返回故国的解忧公主，赴天竺求法归来的高僧玄奘，东行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佛教经此东渐，火药由此西传，东西方文明在此交相辉映，成就了阳关在历史上的显赫声名。
孕育阳关的则是阳关脚下的绿洲。这里水源茂盛，有山水沟、西土沟、渥洼池等几条水系滋润，具备良好的耕作条件，夏商周时期就有先民在此生活。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其文明属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河西，驱逐了匈奴势力，敦煌由此始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四年（前113年），南阳暴利长遭刑，屯田敦煌，于渥洼水畔得天马，献之。武帝喜，作《天马歌》。这是史书上关于阳关地域最早的记载。敦煌建郡后，在此设立龙勒县，开始移民屯垦，农耕文明由此勃兴。此后随着朝代更替，分别以龙勒县、阳关县、寿昌郡、寿昌县等面目出现在史籍，直至瓜沙归义军政权，一直保存县一级的建制，最终没于西夏。正是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生产，旺盛的人脉资源，阳关才能得到粮秣保障，继而香火不绝，屹立千年不倒。自宋以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原王朝势力的衰退，阳关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门户地位不保。
黄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正如《梦驼铃》歌中所唱那样，阳关及其诗歌虽然与我们渐行渐远，但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难以湮灭，心灵深处的家国情怀总是难以割舍。你看，那一拨拨接踵而至的旅人，一路行吟着《阳关三叠》、《送刘司直赴安西》、《使至塞上》，参观过阳关博物馆后，直奔墩墩山而去，去凭吊那座著名的烽燧废墟——阳关仅存的遗址。
西风猎猎，当年的阳关已变成了今日的古董滩，墩墩山下是纵横连片的葡萄园。向西远眺，望不到头的是库姆塔格大沙漠，那里就是唐人所谓的流沙、白龙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