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黄赞发
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卒谥襄敏，潮州蓬洲人。嘉靖年间，曾3度被明世宗委以兵部尚书。终其一生，虽仅有54个年头，但自28岁金榜题名开始，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其中戎马生涯就有16年之久。他"南平登庸，北惩俺答，筑边墙八百里，赈饥民三十万"，是有明一代屈指可数的一位重要军事家。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他那大量的论、说、序、记、书、铭、传、碑、表以及祭文，足以让人了解其心雄万夫的政治抱负和军事思想；而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疏与议中，更可窥见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曰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遇夜及天阴之时，尤须戒严"。他"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蔬》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等。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提出"重责成"，明确规定了岗位职责：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兵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抓亲为，并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4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还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系宁雁一带800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吁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皇上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什么"重关为可恃，人心可安"，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并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责其"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逮之于狱。不久，继鲁病死狱中。孙继鲁为人耿介，所至以"情节"闻，与翁万达也交谊甚家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狱，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按：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指孙继鲁）"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接生了六七十万军饷。二曰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在他的努力下，前后量词修边城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通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200里。当时预算为29万里，限87日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静于治事，结果节省了9万余两，并以51日提前竣工。接着，他再接再厉，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800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远近，濠堑深广，曲尽其宜"。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想，鬓发为白。"有了边城，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一再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比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除了强调要充分利用边城严加防守外，翁万达也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他还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三曰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在军事思想中最精粹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尽管这一进步的主张和做法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但它在客观上却无疑有利于民族团结、融合。在长期的征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对莫登庸的作战中，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剿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被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从而益知敌情。唐荆川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云："得一胡儿日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边关上胡汉相安的情景："边人大半能胡话，胡骑年来亦汉装。"当时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丞相夏言主其谋，世宗溺其说，万达却依然上疏力争。他详尽地分析了 河套的历史，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所以不宜"复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同时，修书戒夏言不可轻易发兵。真是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但是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一西市。为此，时人无不佩服万达之有先见。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对待俺答"求贡"事。正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荻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即遣石天爵"求贡"，但朝议不纳，巡抚龙大有竟诱杀石天爵于市，激怒于胡人，致绝信使5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一来由于内部不和，争夺激烈；二来由于翁万达督边有方，近年南犯，均告失利；三来翁万达修边，城墙已固，所以又屡迁使抵边关"求贡"，边将董宝等又杀来使。对此，翁万达既不放松警惕，强调守边者惟知战守，"贡亦备，不贡亦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又本着民族的和解的愿望，在深知俺答"求贡"诚意的情况下，一再上书明世宗，力主纳贡 ，实行优抚政策。他在《虏中走回人口疏》中痛切地说："是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畔。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进夏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提出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上，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贪功忘义，拒不接纳万达所议。失却抚机。使战事纷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