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曾谈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此，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贯通古今社会变革的规律，形成自成体系的独特言论。
那么，究天人之际所谓探究自然界与人事的关系，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精神，是一回事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实上，从《史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其实主要是推究天道和人道之间的感应关系，即人间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军国大事，是如何受天命的支配和控制的！
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撰有五篇专书，来集中论述如何推究天命，即《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它们记述了推究天命的诸多手段：历法、星占、封禅、卜筮等。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当数《天官书》所阐述的星占学。从《天官书》全篇内容来看，其中除少部分可归入天文科学的范畴外，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星占学内容，由此也可见太史公的意旨所在。
而在《天官书》中，司马迁反复提到了一个词——三五，它是什么意思呢？
先来看《天官书》论赞中，太史公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这是司马迁从星占历算学的角度，探究了天人之际的演变规律，认为为国者必贵三五，即作为主持国政的人，一定要高度重视天命循环的三五周期——三十岁一小变，五百岁一大变，考察上下各一千年的变化，然后才能完备地了解天人之际的关系。
而在《天官书》的结尾，司马迁再次提到了三五——为天数者，必通三五。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引原文了，这部分论述可以视作司马迁对星占学的纲领性总结，简单概括如下：
1.在天象的变化中，恒星是很少发生变化的（常星之变希见），发生变化最多，且对星占学最为重要的是日、月、五星三光，故星占学中用的最多的是日、月、五星的星变之占（三光之占亟用）。
2.凡是发生天象之变，只有超出常规的才用来作占。为国者在发生日变时，要注意行修德政，发生月变时要反省刑罚是否得当，发生星变时要对外睦邻、对内人和。
3.发生天变后，应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修德，其次是修政，再次是修救（采取补救措施），又次是修禳（祈求上天消除灾殃）；最糟糕的就是不闻不问，无视出现的问题。
4.除了日、月、五星三光的天变外，还须重视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和风这五种天象。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相关，是最能沟通天人之间关系的表象。
可见，所谓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三即日、月、五星三光的变化；五即日晕、月晕、日月交食、云气和风五种天象的变化。
此外，还有论者认为，三五之三，指的是天、地、人三才或三生万物之三；五则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也有说三五指的是三皇五帝，即天命循环与王权更迭之间的关系。
总之，我国古代三五之道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但不管怎么说，都与究天人之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