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们谈谈四大发明究竟是谁发明的。
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个很吸引眼球的说法最近流传甚广，那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所谓古代四大发明，其实是英国人李约瑟在20世纪四十年代才总结发明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李约瑟博士实际上是一个既不严谨，也不专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所以李约瑟博士的话不可信。而所谓四大发明也是一个类似于欺骗了国人近百年的谎言的那么一种东西。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因为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研究，本来就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各种的不同观点之间一直就有争议。但这基本都属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观点之争。但是当这个本来属于专业学术探讨的话题进入大众媒介，并经过一些自媒体的简单化文学化的处理之后，就重新构建了一种为了吸引流量，而哗众取宠的庸俗叙事逻辑，成为一种传言，并造成了误解。
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四大发明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李约瑟博士 (Joseph Needham，1900-1995)创造发明的？
关于四大发明是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40年代创造发明的这个说法的主要观点和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四大发明并不是古已有之，或者世人公认的事实，而是李约瑟博士在20世纪四十年代，确切的说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支持下，自己创造发明的，是为了中国抗战宣传服务的。在当时中国抗战的至暗时刻，极大地鼓舞了国人士气和提高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并也因此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只有中国人才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所谓四大发明。
其次，李约瑟博士是科学家，但不是专业的汉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既没有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有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按照他夫人的话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只是出于兴趣的顺便涉猎。而且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的过于政治化的解读有些随意，不够严谨，不符合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所以西方评价普遍不高。只不过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推崇和肯定，使他在中国获得了名不符实的声誉和影响力。简单说，就是李约瑟博士既不专业且不严谨。所以，李约瑟的话不可信，而相信李约瑟的话其实就是自欺欺人。
那么，这个说法和对李约瑟博士的批评成立不成立呢？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四大发明是不是李约瑟博士创造发明的？简单说：不是。
所谓四大发明，是由 三大发明的说法演变而来的。 最早三大发明的提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提出的（Jerome Candan，1501—1576）。他说：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这三大发明，是 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
到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论》一书中，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也接受了所谓三大发明说法。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 - 1863年草稿）》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这说明到19世纪中叶，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世界三大发明的说法已经存在了，并且得到了培根和马克思这种公认的大思想家的认可。但是，无论是卡丹，还是培根或者马克思，当时都还没有将三大发明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培根更是说究竟其源自哪里还暧昧不清。
而真正将这三大发明认为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其实是19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
1838年英国伦敦会的牧师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伦敦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麦都思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也是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中著名的汉学家。林则徐当年组织翻译编辑外国人谈中国的文章汇编《澳门新闻纸》中就收录有他的文章。他也是最早提出要派遣有医学技能的教士来中国传教，将传教与行医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传教的人。
在他写的这本《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书中，麦都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是中国的发明。
其实在麦都思的书中，麦都思当时在列举中国的文明时，已经提到了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和火药这四项创造发明。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把这四项发明并列在一起单独强调，他当时还是采用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说法，而把造纸术与瓷器，丝绸，漆器，中医等等一起并称为中国的文明与智慧。
而第一次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术这四项发明单独提出并加以强调的，是另一位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他在188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他在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的文明时说：日本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这应该就是四大发明并列的最早出现。
而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四大发明这个说法是从英文Four Great Inventions翻译过来的。而最早创造了四大发明这个专有词汇的，是美国学者卡特（T.F.Carter）。他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它的西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大发明这个称谓。他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初期在欧洲的传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导致发现了美洲，从而使世界全局代替了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以及其它的发明，大都源自于中国。
而美国学者卡特发明的这个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应该是受到了英国记者亨利巴尔福的启发（Frederic Henry Balfour）。巴尔福全名叫弗里德里克亨利巴尔福，1870年来到中国，曾经先后担任过《华洋通闻》、《字林西报》、《晚报》等多家中国英文媒体的主笔和主编。1876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远东漫游》（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在这本书中，巴尔福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给与了很高评价，认为是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并提出了四种有价值的发现这个说法，英文是Four Valuable Discoveries。这应该就是后来的卡特所说的Four Great Inventions，也就是所谓四大发明这个说法的开端。
而中国学者就是通过卡特的著作了解了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并将其引进了中国。1933年陈登原先生编纂的《陈氏高中本国史》的课本中，就完全接受了卡特的这一说法，并写进了中国的中学教科书。
而李约瑟博士是1937年才结识鲁桂珍，并在鲁桂珍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汉语的。1943年才第一次到中国
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项目。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才出版。也就是说，李约瑟至少是1937年以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1943年以后才正式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的。也就是说当中国中学生都知道四大发明的时候，李约瑟都还没有开始学习中文，更没有开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了解和认知只能是西方学者之前的论著，怎么可能就自己发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呢？
咱们再说说第二问题，也就是应该如何看待李约瑟和他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客观地说，李约瑟博士并不是一位专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既没有受过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也没受过汉学的正规教育和训练。他夫人鲁桂珍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只是出于兴趣的顺便涉猎，也确是事实并不是谦虚。
所以，我们对李约瑟博士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李约瑟博士就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而且他的书名英文本来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就是说虽然李约瑟的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但是他至少试图保持一个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大叙事的关照。现在的这个国内通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其实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书中的内容，也并非李约瑟博士的全部目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并不完全是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科学技术史，因为他本来的意思是想说，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历史。
所以，他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他的观点或者看法，赞同或者批评，都应该在学术争论的前提下进行。简单说就是，对李约瑟博士不严谨、不规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度政治化解读的批评，要符合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不能用不严谨的方式批评李约瑟博士的研究不严谨，因为那就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畴，不仅不会正本清源，反而会带来新的误解与传言。比如，说蒋介石1942年在重庆接见了李约瑟博士并鼓励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第二年李约瑟就发明出了所谓四大发明，成为了抗战宣传提振民心的强心针。
而事实是，李约瑟确实是从1942年起，开始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项目的负责人的。但是他1943年2月末才来中国，蒋介石不可能在在1942年就接见他。如果以这样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的方式批评李约瑟博士的研究，这就已经不仅不是学术批评了，而且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恶意攻击。
另外，关于四大发明是不是中国首创，具体发明的年代如何认定，是不是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还是不同地区的各自独立的发明创造，以及应该如何评价和认识四大发明…这些都是属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范畴，与民族感情和政治宣传无关。因为涉及到过多专业细节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