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又称楹联、刈子、联语,是由两牛字数相等、句式相同、平仄和谐、语意相关的汉字序列组成的独立文体。多用来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对联扎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融诗经的对偶规范、诸子百家的学说、辞赋的修辞文采、骈文的对仗声律、唐诗的风范格韵以及民间的桃符形式为一体,题材丰富、风格多样,集情意韵形之美,收雅俗共赏之效。这一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学传统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历经千余年不衰,深受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成为我网文艺自花园中一枝精致夺目的奇葩。
对联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桃符。桃符,又名仙木,是占人过年时悬挂在门两边,画着传说中镇邪除妖的神荼和郁垒神像的桃木板。后来桃符逐渐简化,上面只画符咒或只写神茶、郁垒的名字。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王安石在《元日》中写道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指此事,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但这种桃符只是为了求神灭祸、祈求吉祥,没有独立使用对仗句子的意识,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联。五代时,符咒和神荼、郁垒的名字逐渐被联语替代。据说这源于后蜀国君孟昶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旨意。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孟昶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命群臣在桃符上题写对句比试才华。群臣写来写去,孟昶都不满意。最后孟昶索性自己提笔写出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来这种过年在桃符上写联话的形式慢慢传入民问,深受百姓的喜爱,越传越广。虽然这副五言联并不一定是我国的第一副对联,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来考察,对联的形成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楚辞》、诸子百家著作、汉赋、唐诗等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对偶句,是对联的原始形式。《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05篇。分为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诗经》中已出现了一些对偶句,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如《大雅·旱麓》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诗经》中的对偶句排列整齐,且字数相等,对后世的唐诗和对联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春秋末年,各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搜罗一些文人志士,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中逐渐涌现出了不同学派,各流派互相辩难,争芳斗艳。我国思想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出了像孔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等名人,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的一系列学术体系。诸子学说论述精辟,特别讲究语言的精练,文章中大量的对偶句可以看做是对联的早期形式,如:情欲信,辞欲巧,又如《尚书·益陈谟》中提的满招损,谦受益,《论语·雍也》中乘肥马,衣轻裘,《论语·述而》中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楚辞》起源于战国时的楚国,以屈原所作的《离骚》为代表。《离骚》是辞赋之祖,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骚体对后来赋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朴素的对仗形式,又为对联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化昌盛的时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等一大批文学家的赋,对仗工整,较之单行散句有着更为独特的美感形态。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对语言工整华丽的进一步追求,又形成了新文体—骈文。骈文中对句很多,较之汉赋中的对句,在句式的对仗工整及音韵的和谐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鼎盛时期。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风的时风,涌现出了大批著名文学家及传世佳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佳作不光是对仗工丽的名句,更是对联的典范,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天水一色,风月无边;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骆宾王的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等。由此可见,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对联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完善了白身的规则,使对联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以后,由于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更为讲究。当时的对联作者匚不在少数,对联的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展,从宫廷园囿、庶民百姓的门庭、楹柱,流传到名胜古迹、寺庙廊院。明清时期是对联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对骈文和对联非常看重,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文人将时局政见、流派纷争通过对联的形式予以表达。对联的应用遍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蔚为大观。对联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谁是第二?(张之涧出句)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梁启超对句)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