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滨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79.00元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一面到处讲演，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特别是甲午海战的惨败，当时不管是实践派还是知识派，同样号召引进西学、学习西方。青年章太炎之所以亲近康梁，参加维新运动，也是由于双方变法图存的目标一致。所以章梁在二十世纪初引进西学、宣传新思想方面形成合力，引领时代潮流，而在此风气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即为80后新青年，章梁则同为实至名归的青年导师。但表面的合作并不能掩盖二者路径的差别。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通过深入反思（大约在1900年至1903年），明确认识到个人修养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为政者如若缺少自我修养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固然不可能成功；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恰为作恶的工具。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所见所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偏重知识科技、轻视内在德性修养是现代化的一个弊病，必须及早修正。此后他将自己为学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德统摄知识，即以传统的德性修养为本，吸收现代科学和政治成果。因此一面提倡修身之学，一面增进现代常识。此为梁启超的晚年定论。
以此为分水岭，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在青年中的影响迅速回落，这从此后《新民丛报》逐渐式微可以想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此时章太炎因为激烈鼓吹反满革命被投进监狱，声名大噪，而其同时期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新增有《订孔》一篇，矛头直指孔子，乃至称为支那之祸本。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到日本主持《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垒，很快《新民丛报》就停刊了。此后的章太炎一身独任革命先驱和青年导师二职，后来《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及五四运动积极参与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沈士远、沈兼士、朱希祖等（除后两位是70末，其余都是80后），都是1906年后章太炎在日本的入室弟子。
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反差呢？当时的现实是，知识和西学的新潮正裹挟人心，因为常道的衰落，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缺少体认，现实的压迫又使得将国力衰弱简单归因于文化，甚而直接归罪于道德。于是片面地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普遍轻视贬低传统道德。梁启超此时转而宣扬学习西方应以传统道德为根基，在激进派看来，无异于倒退。因此，新成长的一代80后青年为什么会舍梁就章，就不难理解了。
可以说，章梁曾经合力引领了一个时代新青年的出现。当梁启超看到其中的偏差，力图修正时，却发现新青年们已经羽翼丰满，走上了反传统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主角，即《新青年》杂志群体，是以章太炎为前导的，其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返本开新的思路不同，其最显著的标志即反孔反传统倾向。同时应该看到，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众声喧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只是这一派声音最响，五四之后逐渐占据主流，再之后成为时代潮流。
换言之，有广义、狭义两个新文化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是从清末以来，因时代环境的巨变而兴起的文化更新运动，包含西学的引进和中学的更新两方面内容，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而梁章的作用较为显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分歧逐渐彰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条路径： 一是强调中西或古今的对立，以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号召从语言文字入手，彻底改造文化和教育，此为《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所谓一校一刊）团体为主的一派，由此发展为激进的反传统潮流，此为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或可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则以传统文化中的修身之学为本，吸收西学，促进固有文化的更新，其宗旨可概括为返本开新。此一路径以梁启超为代表。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被五四新文化所掩盖。
因梁启超与清华的密切关系，而其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为了贯彻这一路径，与北大派相对照，梁的这一派或可称为清华派（这里只是取其大端，实际上清华研究院的其他几位导师与梁启超的路径仍有差别，梁启超更注重心性修养，其他几位则侧重文史，但作为与更偏重知识和反传统的北大派相制衡的力量，则是梁启超的友军）。相对于五四运动激越的北大声音，梁启超为灵魂的清华之声则如清婉低回的凤鸣，透过百年历史，久而弥新。
向新新青年喊话
1917年前后，梁启超看到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忧心如焚，中国社会之坏，实由十年前之青年堕落所致，因为有知识之人而为恶，其流毒甚于无知识者百倍，这种状况五四后到达一个顶峰：
盖自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的精神，一方面大为振作，一方面也就发生弊端。
我看二十年来的青年，一批一批的堕落下去，真正痛心得狠！
近年来的青年，好像海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往下底降。
其原因何在呢？教育的重心完全偏于知识，社会的潮流都是拼命追求知识，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未曾接触过丰富渊深的精神资源，从来不曾体验过真正精神生活的滋味，精神已然贫乏到饥荒，生命之流已然干涸，犹浑然不觉。其根源则是前述现代化的偏差：物质生活掩盖了精神生活，知识的追求掩盖了道德的自觉。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此时已是新青年的天下，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越过80后直接向90后、00后喊话，希望为五四纠偏，为将来的中国文化校正方向。他重新定义新文化，提出在科学和民主之外还要加上道德自律（赛先生、德先生之外，还应有一位穆小姐）。
然而此时激进反传统的大势已成，虽然梁启超回天无力，但是从另一层面看，正所谓功不唐捐，少数沉潜渊深者别有会心，如后来异军突起的新儒家群体即是返本开新路径的承继者： 梁漱溟（1893年生）自述早年深受梁启超的启发；钱穆（1895）勉励学生学习梁任公做第一流的学问，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以为学与做人融通为一为宗旨，与清华研究院办学理念一脉相承；贺麟（1902）亲聆且笔录了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盛赞梁启超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不忧不惧，可见濡染之深；唐君毅（1909）后来走上这条道路也可说是间接受其影响。梁启超所引领的返本开新思路，在五四时期就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后来在新儒家那里发扬出来，成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其后部分新儒家学人辗转海外，为中华文化保留了一线血脉。而本书中出现的其他当年听讲者的名字，如周恩来（1898）、梁实秋（1903）辈，也在激进狂潮中起到过重要制衡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影响了历史进程。
梁启超在讲演中常以先贤作为楷模激励青年。有三个人他经常说起。一个是王阳明，再一个是曾国藩，第三个则是梁启超早年的得意弟子，再造共和的元勋蔡锷。同这三个人一样，梁启超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1927年11月，此时的梁启超已病势沉重，不能再到清华上课，因学校改制，拟聘梁为董事，今后校长将从董事中选举。虽然梁启超答应做董事的前提条件是不当校长，但时任校长曹某仍心存忌惮，暗中使人作梗，欲教梁启超辞职，遂引发清华风潮——全体学生跑到天津恳请梁启超不要辞职，并向外交部请求撤换校长。梁启超与清华有缘，曾多次往清华讲演，他开创的清华研究院更是其生命最后阶段精神之所寄，正如本书《最后的谈话》所记，梁启超一面感慨在清华也没能完全实现理想，但可堪慰藉的是，自己跟学生们在一起多一天，学生的人格精神就能多得一天熏陶。古人讲有感必有应，此时学生的心声，不正是这种人格熏陶的响应吗？
中国的现代化路途，兜兜转转一百年，仍然没有跳脱当年梁启超所面对的，所预见到的问题。学校成为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做教育、做事业的缺少道德自觉，整个社会价值根基亟待建立。青年的苦闷和彷徨，不正是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写照吗？
梁启超的年代，知识化和向外追寻已是深入人心，众人正欣喜若狂地奔向现代化，没有心思停下来想一想。现在按下重听键，再听听一百年前梁启超痛切而温暖的声音。这一次，我们也许听得懂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