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夙胜
冯沅君作为当代杰出女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可谓20世纪中国的一个奇迹。这位蜚声全国、倾一生心血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教育事业的文化名人，是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与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的富有才华、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与学者陆侃如的结合，曾被人称做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奇特的罗曼史。可以说，她与陆侃如既是感情的结合，也是学术的结合，他们从20年代末结为伉俪，合著《中国史诗》、《中国文学史简编》等，一起远渡重洋留学法国，一起经受战乱年代颠沛流离的苦难辛酸，又一起于1947年盛夏来到山东大学任教，在这所享有良好声誉的高等学府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后的3Ｏ来个春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对学者伉俪始终情深爱笃，相依为命。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教授，都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冯沅君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陆侃如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仅多有建树，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当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学者袁世硕、牟世金都曾是他们的高足。冯沅君身为当代中国著名学者，她的长兄冯友兰（哲学家），二兄冯景兰（地质学家），一门三杰，在学术上都有相当成就。
才华初绽
冯沅君原名恭兰，后改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大绮、吴仪、漱峦、易安、沅君等。ｌ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颇为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大约有15ＯＯ亩土地，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为武昌知府，虽兼任方言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却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学校事务，而由冯树侯一人负责。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不久，终于在他四十一二岁间（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随后，吴氏夫人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了书房，请了教读师爷，给3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对沅君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颇令人兴奋。算学则是加减乘除，觉得很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每周一次。年幼的冯沅君尤其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冯家历来有作诗家风，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冯沅君很会作诗，在山东大学袁世硕与严蓉仙教授合编的《冯沅君创作译文集》中，收入了冯沅君大量的诗词作品，她在文革中也为这些太多的诗而吃了太多的苦头。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是位通晓诗书、思想开朗的知识分子，曾担任过当地的女子小学校长。吴夫人教子有方，除对子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请了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即使对年龄最小的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这就使冯沅君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打下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坚实基础。母亲训导她说：不能徒恃聪明。读书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就像你大哥一样。你大哥虽不如你二哥聪明，但他在不停止地往前走，从不间断，这就厉害。慈母的教诲，对冯沅君后来走上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研究的道路，起了启蒙作用。可以说，冯沅君的未来是她母亲的早期教育所奠基的。所以冯沅君后来每念及母亲时，总是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母女之爱。
冯沅君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暂，在她刚满8岁的时候，父亲冯树侯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崇阳县衙任中。那是ｌ908年夏天，即冯树侯出任崇阳县官的第二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死神却把他带走了，尽管他走得那么匆忙，那么不情愿。尽管冯沅君是那么爱自己的父亲，心里充满对父亲无上崇敬、仰慕和爱戴的真情实意，但无奈人生无常，事至可悲。
在父亲病逝后的几年里，冯沅君跟母亲及二位兄长，又返回到了唐河县老家的大家庭中。自此，她只好在母亲的教导和兄长们的帮助下自学诗书。没过多久，她的两位兄长纷纷离家远赴开封、上海，进了大、中学堂。
冯沅君的这两位胞兄都是新学堂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他们平素在家中的言谈及经常从外地寄来的新派报刊，使冯沅君逐渐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她不再满足于深居闺中读书习字的生活，她热切地企盼像两位兄长那样，到大城市去读书，受教育，汲取新的文化知识。
说来也巧，机遇从天而降，北洋政府决定将原来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于ｌ917年开始招生。冯沅君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她与其兄说服母亲，毅然随两位胞兄进京投考。当时，北京女高师入学考试只考国文一门，冯沅君自幼学习国文，有较好的基础，自然是一举考中了。就这样，ｌ7岁的河南姑娘冯沅君成了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从此，冯沅君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
名满京华
冯沅君就读北京国立女高师之际，正是五四运动席卷中国知识界的时候，新潮派和欧美派的教师们给女高师带来了新的思想，所以当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北京女高师的学生便积极响应，投身到时代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热潮之中。当时，北京女高师的方校长是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他不准学生上街参加爱国游行，并下令紧闭校门，还特意派人在校门上加了一把大铁锁。然而，冯沅君却无视学校的严束，第一个搬起石块砸碎了铁锁，全校的同学夺门而出，与北大、清华等校的师生会师。这件事使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获得了一个勇敢无畏的好名声，受到广大师生的赞扬。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登台演出，主动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冯沅君的同届同学程俊英饰刘兰芝，孙斐君饰焦仲卿，陈定秀饰小姑）。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20年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行动，从而得到执导此剧的李大钊先生的称赞和《戏剧杂志》社陈大悲先生等人的支持。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3天，盛况空前：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也挤满了人。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的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女高师是北京的一流学府，这里人才济济，集聚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冯沅君的班级主任陈中凡，是位国学底子深厚、学识丰富的饱学之士，著名的经学专家；李大钊教授给学生们讲社会学、伦理学和女权运动史，在课堂上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学生反抗封建的忠孝节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胡适教授给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个把《新青年》杂志介绍给同学们读的老师。学者、名师们大胆的议论，深邃的思想，使青年冯沅君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内心世界大为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觉、新体验油然而生，一条崭新而又广阔的治学道路呈现在她的面前，从而奠定了冯沅君的学术根基，也启发了她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冯沅君读书有一股灵性，一旦用心，成绩上升是立竿见影的事。她于1922年夏天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她便来到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的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经过3年的勤奋学习，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且是北大国学门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时代的思潮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审美情趣。在冯沅君就读北京大学研究所期间，颇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刊物上的以《卷》为名的系列小说。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读了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之后，大开眼界，从而激起了无法遏制的创作热情。此时，她表姐吴天的爱情悲剧，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于是她便以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为主题，从1923年的秋天开始，接连写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4篇小说。这4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成篇，而其内容、思想却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题就是争取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小说所表现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对旧礼教以死抗争的勇气和行动。冯沅君笔下与旧礼教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一代读者，向读者展现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了生气的心灵，给20年代中国新文坛带来了清新、绮丽的气氛，因而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于是，为爱而写作的淦女士一时成为20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冯沅君文笔犀利，她向旧社会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和争取恋爱自由的大胆行动，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后来，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选了《旅行》、《慈母》两篇，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内）的精粹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譬如，我很想拉她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房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率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这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耀其才绪，是截然不同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了《语丝》。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委员，对冯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冯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冯沅君从《创作周刊》转向《语丝》之后，由于受《语丝》的社会批判的影响，她的视线从单一的恋爱自由扫向了更广阔的生活，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于是，她便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杂感或考证文章。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疾俗的态度，从而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可以说，冯沅君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才能和惊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苏雪林、庐隐、冰心、谢冰莹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