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过去了，方于鲁、程君房两人的纠葛恩怨早已灰飞烟灭，无人再提，但两人的意气之争却成为我国美术史上增添了两本精美绝伦的徽派版画集，是我国古代印刷史、版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瑰宝，也是许多文人墨客珍爱的文房清玩，更为后人研究明代徽派绘画、雕版及印刷艺术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恐怕是方、程两人当初始料不及的。
徽墨与歙砚向来是文房四宝中的两大珍品，其产地都在古代的徽州（今黄山市及绩溪、婺源二县）。早在唐末五代时期，歙州出产的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即歙砚）就被南唐李后主誉为天下之冠，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
徽墨的创始人是南唐的奚超、奚廷珪父子（后被南唐后主赐姓李），它以徽州境内的古松为制作原料，同时辅以桐漆、冰片、犀角、麝香等名贵材料，经过点烟、和料、制墨、晾墨、锉边、描金等工序精制而成。黑如漆、坚如玉、磨无声，香味浓郁，舐笔不胶，入纸不晕，书写效果极佳，享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南宋学者罗愿在《新安志》卷二物产载，北宋熙宁年间，徽墨已被朝廷定为贡品；又据道光《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北宋时徽州每年以大龙凤墨千斤进贡朝廷，宋仁宗以其赏赐翰林及近臣，亲手题曰新安香墨。
明代，随着商品经济及市民文化的发展，社会对墨的需求量大增，徽州的制墨业再度兴盛，涌现了一批制墨名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嘉、万年间的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三家，他们代表了明代徽墨工艺的最高水平。清初学者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卷下曾对此论道：盖墨工之良咸萃于名山大川。明兴，新都独以墨鸣，他方无能胜之者。……昭代砚不及唐，笺不及宋，即笔亦无宣州毫之圆隽，惟墨之道，超潘（谷）驾李（廷珪），差足为艺林吐气。
与传统的民间手工艺一样，徽墨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作坊为主，生产规模不大，但工艺程序极为精细考究，其墨法配方更被视为祖传枕秘，只限在家族父子间传承，不轻授外人。当然也有例外。通常是作坊主雇佣的学徒以其聪颖、勤勉、诚实等品格赢得了主人的信任，出于延续家族产业命脉等原因，有时墨坊主会将墨法秘方尽授异姓学徒，甚至资助他另立商号，别开分店。这种做法颇能显示徽商贾而好儒的胸襟和魄力，但由于商人沽名逐利的本性，有时也会使昔日的师徒成为日后的竞争对手，甚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万历年间的程君房、方于鲁二人就经历了师徒因隙而反目成仇的交恶过程，在明代历史上留下了一桩公案，哄传当代，并因此诞生了我国版画史上的两部瑰宝——《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
今存世最早的《方氏墨谱》刻本是万历十六年（1588）方氏美荫堂刊本，系方于鲁延请徽州著名的画家丁云鹏、吴羽、俞康仲按墨模的大小及墨锭的花纹图案绘成底本，然后由徽州虬村黄氏刻工黄德时、黄德懋等人刻版刊印。丁氏绘画以线条白描为主，生动纤丽，细入毫发；黄氏刻工则刀法流畅，摹绘精细，精妙绝伦，其他名家的品评题赞文字亦是手书写刻上版，所以该谱是当时徽州一流画家、刻工和印工完美合作的结晶，堪称三绝。今天，方氏制墨的真品已存世无多，但我们通过《墨谱》一书，仍能窥见方氏制墨在外形设计上的艺术匠心，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文房雅趣和审美追求，感受到徽墨中所蕴含的亦儒亦商的文化品位。不仅如此，《方氏墨谱》还开创了墨工为其所制墨编刻谱录的先河，其他墨肆出于商业宣传的目的竞相仿效，其后墨谱之作代不乏书，互相争奇斗艳。
不过，稍晚成书的《程氏墨苑》除了商业宣传及与方氏一争高下的动机之外，还包含了他与方于鲁的个人恩怨在其中。此书最早的刻本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程氏滋兰堂刻本。同样是延请徽州名画家与名刻工合作完成，但篇幅上超出前书一倍（《墨谱》六卷，《墨苑》十三卷），卷中饶海内名卿才士不远千里竞为赋咏题赠（卷十三钱允治跋语），借此以压倒前书。程君房本人也亲自操觚，撰写了铭、颂、诗、赋多篇，署名有广平程大约、古歙程大约、独醒客程大约、玄居士程大约、玄玄子程大约、鄣郡放臣程大约等，以炫耀才学；更令人称绝的是程氏用彩色套印技术印制了墨图50幅，图式精美绝伦；还绘制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持赠的西洋宗教画4幅，以及用罗马文字注音的宗教故事四则。这在我国版画史上更是破天荒的创举，表明当时徽商已经接触并开始宣传西方文化。所以当郑振铎先生抗战期间在上海书肆购得一部完整的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时，不禁惊叹为国宝也！
关于方、程两人交恶的始末及两墨谱的成书缘由，同时代及后世的许多书籍都有记载，但文字详略不一，品骘褒贬各有偏向。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载此事如下：
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于鲁名最著，汪太函司马（汪道昆）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曾介内臣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之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真墨妖亦墨兵矣。
沈德符似对方于鲁的人品略有微辞，但语焉不详，倒是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道出了此中原委。四库馆臣的论述本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墨考》一文，但姜氏认为：以墨品人品论，程终不能胜方耳。与馆臣的意见正相反。
从现代商业竞争的立场看，方、程两人作为精于制墨又喜附庸风雅的徽州墨商，其本性都是为了追名逐利，垄断市场；后来师徒二人因为程氏姬妾之内事而反目成仇，互相倾轧；最终程君房庾死狱中，实因人命官司所致，不能全归咎于方氏人品的恶劣，我们不必对他们作过多的道德评判。
值得一提的倒是他们竞争的手段及其留下的副产品——《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虽是出于互相角胜的功利目的而作，但与一般市场竞争的不择手段互相拆台不同，这种竞争充溢着文人士大夫的风流雅尚和书卷气息，即便是人身攻击，也是借助于文学作品的影射（程君房将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一文绘成多幅图，以攻击方于鲁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类似于文人间的笔墨之争，而不是泼妇骂街式的恶语相加，显示了明代徽商和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密切联姻，这也是许多徽商信奉的以儒术饬贾事的经营之道，是我国古代商业史上别树一帜的儒雅之争。
据《方氏墨谱》卷首屠隆所撰的《方建元传》，方于鲁出身于商贾之家：生有异质，慧性天妙，识玄洞微，综览经史，尤精物理。年轻时尝壮游南北：手挥数千金，散给穷交宾客，家遂就落，益务读书谭艺，诗调清远，方驾唐人。汪伯玉司马（道昆）招入丰干社。尝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时天雨，溪流暴涨，舟行如驶，击楫鸣榔，吹箫伐鼓，乐甚，发为诗歌，物得如干首，命曰《泛舟诗》。从方、程两人均有文集传世，且汪道昆与方氏连姻，并招其入丰干诗社来看，方于鲁是一个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儒商，其竞争对手程君房也同样如此。正如著名学者戴震所论：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四百多年过去了，方于鲁、程君房两人的纠葛恩怨早已灰飞烟灭，无人再提，但两人的意气之争却成为我国美术史上增添了两本精美绝伦的徽派版画集，是我国古代印刷史、版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瑰宝，也是许多文人墨客珍爱的文房清玩，更为后人研究明代徽派绘画、雕版及印刷艺术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恐怕是方、程两人当初始料不及的。正是当年恩怨谁管得，今人惟识《墨谱》美。
笔者全面比较了《墨谱》与《墨苑》两书的体例和内容，从而对徽商的竞争之道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弄清了《墨苑》能够踵事增华、后来居上的原因。首先，《墨苑》的篇幅容量比前书增加了一倍，使其显得更加厚重大气。其次，《墨苑》用多色套印了彩图多幅，绘制了西洋宗教画及罗马拼音文字，这些都是《墨谱》所无的，是程氏出奇制胜的又一法宝。再次，《墨苑》刊录名人序跋题赞文字达400多篇，远超出《墨谱》的143篇，虽然大多是应酬溢美之辞，但能延请到如此多的达官显宦及海内名士为之题咏，也从侧面说明了程氏制墨之精湛，财力之雄厚，用心之良苦。
两相比较，若单从内容篇幅论，《程氏墨苑》已全面超过了《方氏墨谱》，不难想象程氏为刻印此书所花费的心血和工本。而且，为程氏撰写品评题赠文字的颇不乏社会名流，如时任或已致仕的宰相王锡爵、申时行、顾秉谦等，海内书画名家董其昌、陈继儒、王稚登、米万钟、顾宪成、汤宾尹、钱允治等，以及科举状元焦竑、朱之蕃等，唯一的例外是同邑显宦汪道昆兄弟没有为程氏题写片言只语，原因即在于他是方于鲁的姻亲。《墨苑》卷七所附的《墨苑人文爵里》详列这些人物的科第爵里：焦竑，字弱侯，旗手卫籍，己丑状元，翰林院修撰。朱之蕃，字元介，锦衣卫籍，乙未状元，任翰林院修撰。顾起元，字太初，江宁县人，戊戌会元、探花，任翰林院编修。姚履素，字允初，上元县籍，辛丑进士，任刑部主事。程氏不惜重金求得这些名人文字，目的是为了攀龙附凤，抬高身价。至少从表面看来，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
然而，商业竞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商品质量，广告宣传只是次要的辅助手段。《程氏墨苑》在艺术形式上全面超过了《方氏墨谱》，似乎在竞争中占了上风，但有些艺林人士对程氏攀附权贵及风雅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如清初的桐西漫士在《听雨闲谈》一书中评道：明方于鲁《墨谱》，程君房《墨苑》，绘刻精工，艺林清赏，较其优劣，当以《墨谱》为胜。《墨苑》中自著序记，语涉矜夸。其搜罗名人题赠虽多，而如顾秉谦等笔札亦皆载入，未免薰莸相杂。且此书为文房清玩，乃胪列时人，备志科第官爵，殊乖雅道，不若《墨谱》之能得体要也。
而方于鲁为其所制墨编刻图录的创始之功尤不可没，这也是我们重新整理出版此书的原因之一。
（原标题：攀风雅以角胜 《方氏墨谱》的成书缘由及其价值）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吴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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