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西蒙
近年来，相继崛起的一批90后作家，成为当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王苏辛、庞羽、李唐、王占黑等青年新秀在纯文学领域崭露头角，学术圈内外有关90后作家的争论一时间蔚为大观。
坊间的相关讨论，大多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切入，关注代际文化问题者甚少。90后与其他世代的创作群体不同，他们的原生文化环境，或者说某种精神滥觞，具备了明显特点，而它却远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要真正理解90后作家，甚至整个90后的精神文化症候，应当从这代人的文化起源处，寻找各种精神表征的隐微来源。
从生理年龄上划分，90后应该是以1990年1月1日与1999年12月31日为断代节点，但是，这种简单的划分，在文化政治学层面，是毫无意义的。比如，一个出生在1989年12月31日的作家，其精神滥觞期与1990年1月出生的人，并无本质不同。因此，如果非要给90后进行合理的断代，应当找到具备时代纪念碑或者转折点的事件，由此进行合理分段，才能做到有理有据，甚至泾渭分明的区分。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学层面上的90年代，应该以1992年为起点，因为这一年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每一个出生在90后的国人，都被纳入到资本社会的文化体系里。但此处应值得格外注意的是，与00后不同，90后作家的精神滥觞阶段，还没有受到太多全球化的资本体系的冲击，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化与互联网文化对国人精神生活的强烈渗透现象，才格外明显。
但是，1992年的文化政治学意义，不只是开启了一个资本文化强势崛起的时代，还在于衔接了之前的80年代。1989年到1992年之间的特殊时期，无法被纳入之前或之后任何一个文化世代，这类似于1976年到1978年之间的探索与徘徊时期。因此，出生在1990到1992年之间的90后作家，在世代的精神症候层面，未必与后来的更年轻的90后相似，而与晚期的80后作家更趋同——他们都是在哲学家李泽厚所谓的告别革命的思潮下诞生的一批新人，却又具备了很多之前世代的文化特征。
其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文学创作层面的去政治化，依然带有某种关注现实的意味。如果说他们的前人是被政治化与革命化的群体，是文学批评家蔡翔笔下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后者又是在纯粹的资本与互联网文化环境下成长的新新人类，这些90后成为夹在中间的文化过渡世代。很多90后作家只是希望自己的个性化表达与观念，能得到广大读者或者说市场的认同，并非真正的叛逆的一代，是师长眼中的好孩子与乖宝宝，有着非常专业的文学科班功底，这就与韩寒等80后作家以绝对叛逆的登场姿态有本质不同。
与此同时，90后作家又是非常关注现实甚至愿意直面现实的一批人，但在文学形式上却告别了前辈作家革命现实主义的路数，回归到原汁原味的现实主义风格，并不时采用西方传入的现代派技法。近期备受关注的王占黑、郑在欢等人书写城市平民或小镇底层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得到了纯文学圈内部的关注，也一度令圈外舆论惊叹。当然，丰富的想象力、玄思妙想的脑洞大开，依然是90后作家创作的特色。但这并不能改变很多人关注现实的底色，这正是一个作家与时代对话与汲取世代精神症候的最重要表现。
不少90后作家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现实，与他们的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相比前人，90后的原生成长环境差异极大。在全面上网时代到来之前，生活在大城市，县城小镇与农村的90后，受到的早年文化影响，可谓千差万别。他们面对共同的时代精神症候，是在2008年最年长的一批90后成年后所遭遇的社会思潮，而这个时间节点，也是90后开始走向成年并尝试创作的年龄。
2008年之后，时代思潮的两条主线，一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思潮之间的互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此消彼长，并不存在压倒对方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条主线，则十分隐蔽，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空前的超级城市化，数以亿计的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或者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由此产生了各种异彩纷呈的文化图景与人性裂变。这两条线索，全都是极具现实意味的挑战，虽然它们可能具体表现为高房价之下的现实困境、就业难问题下的青年众生相等，但它们的时代精神症候却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从1992年至今的90年代的文化世代，并没有在1999年宣告结束，化用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思维，称之为漫长的90年代并不过分。
因此，无法摆脱的时代现实问题的拷问，是90后作家从精神滥觞期开始一直存在的精神症候。但时代的回响，并不简单止步于去政治化的现实主义思潮回归上，当一个文化世代结束后，历史也会朝向更加纵深的层次演进，而这些变化，恐怕最终也将成为90后作家无可避免的精神烙印。（黄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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