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结构快速老龄化，我国认知障碍的风险越来越明显。根据样本预估，轻度认知障碍人群在普筛中的比例高达20%之多；若不加干预，基线认知正常的人群中或将有40%的人群在7年内进展为轻度认知障碍，在6年内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高于90%！
正因为此，我国在近年开始大力开展认知障碍筛查，在《探索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了“两个80”的指标——即到2022年将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提高到80%，并将社区（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率提升到80%。
目前，各地已陆续开展广泛的认知障碍筛查。经过与行业专家交流，动脉网认为一些地区的探索极具代表性和借鉴意义，或可为参考。
“上海模式”引领全国，已建立多级认知障碍防控体系
上海的认知障碍筛查体系开展较早，被行业内公认为是国内认知障碍筛查防治体系建设程度最为完善的代表。
由于上海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比达到17%，甚至有的区县老龄化人口已超过20%。因此，上海市对于认知障碍筛查高度重视。2020年，上海市卫健委牵头发布了《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其中提到要关注重点人群健康，实施老年人认知障碍风险筛查和干预项目，推进对老年常见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和心理问题的管理。
在此期间，主要负责相关工作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多家医院，历时三年共同摸索出一套可以大规模实施的高效认知障碍筛查防止模式，即“渗透模式”。
特霍芬科技在上海认知障碍筛查中参与颇深，其创始人兼CEO杜毅杰认为，上海的认知障碍筛查主要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上海模式”首先由医学牵头，被认为是国内首个经过严谨医学认证的认知障碍防控模式。
“上海的认知障碍筛查防治不是凭想象搭建起来的，每一步都经过了严谨的医学验证。科普、筛查具体该怎么操作，筛查完该怎么转诊，如何诊断，确诊后如何干预，药物干预和非药物干预分别怎么实施，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拆开了去做试验验证，然后最终整合成一套有效的防控模式。”他向动脉网介绍道。
第二，基于这种科学的模式搭建，上海在每个环节都逐渐在向标准化过渡，已建立了多达12套社区筛查和干预的工作规范和标准。
举例而言，上海正在制定《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单元设置与服务要求》和《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导则》两个市级地方标准。前者明确了养老机构认知障碍照护专区的设置要求，以及专项测评、生活照料、膳食营养、睡眠照护、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支持等服务要求。后者则进一步明确了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在设施空间建设、友好环境营造、数字赋能等方面的要求。
第三，则是在筛查过程中使用数字疗法等数字化筛查工具，可以实现对大规模社区人群的普筛，实现了分级筛查。据介绍，在应用了数字化筛查工具后，社区普筛率可达93.6%，并对其中19.8%存在脑健康中高风险的人群实现全科诊断和干预。随后，15.2%的患者需要进行专科初步诊治，最后留下约3.4%的患者会在专科医院进行确诊和干预。
“这是一个分级的制度，不能把筛出来的所有的风险人群堆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它就像一个漏斗一样，最后筛下来的患者可以到专科一样确诊和干预，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医疗资源最大化。从医疗资源怎么用，筛查怎么筛，用什么工具去筛，如何诊断干预，每一步都有一套标准的医学行政路径，恐怕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经过医学验证的模式。”杜毅杰对“上海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杜毅杰认为，上海模式的关键便是建立漏斗式的分层筛查的标准干预体系，背后的落实极具挑战。“你需要实现社区、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和医养联盟之间的分诊和轮转。患者从社区到医院，最后其实到干预阶段患者大部分还是要回到社区或者养老机构。”
不难看出，上海模式的整体路径清晰可行，其核心模式已在多地得到复制。据介绍，目前上海模式正进行相应的大队列研究，预计在筛查干预体系介入下，可以减少25%的患者发展为认知障碍，且可以逆转25%的MCI人群向正常人群转化。
目前，这套体系已初具规模实。截至2021年底，上海市已建成7302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并计划在2023年通过改建新增2000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按照规划，“十四五”末，全市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将达到15000张。
此外，2019年9月起，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截至2022年9月，上海市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街镇达到170家，占全市街镇总数的80%；至“十四五”末将实现街镇全覆盖。通过推动“专区+社区”照护服务，上海已逐步建立起老年认知障碍照护服务的“上海模式”。
除了上海，这些地区的模式也颇有特点
当然，基于上海强劲的经济实力和雄厚的医疗资源，其他地区未必可以照搬。除了上海以外，下列地区的试点探索也可圈可点，颇为值得一提。
中部地区的江西省也在开展认知障碍筛查试点，其特色是“政府牵头数字化助力”。试点城市樟树市采用数字化筛查工具实现了全市65岁以上老年人的大面积快速筛查，仅两个多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全市5万多名老人的认知功能筛查工作，筛查率达到了惊人的90%以上。
“如果按照传统的量表逐一筛查，这个筛查效率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达到的。这个试点的成功说明只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卫健委提出的80%筛查率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杜毅杰表示。
值得一提的事，樟树市在完成筛查工作的同时，还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的认知障碍数字化诊疗中心，将认知筛查过程中的中高风险老人转诊到认知障碍数字化诊疗中心完成诊断治疗，真正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卫生机构，探索出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数字化技术的认知障碍三级防控模式。
据介绍，这套分级诊疗体系能够实现认知障碍疾病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4%以上，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供很好的示范作用。
深圳作为华南地区的代表，认知障碍筛查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基于中科院在深圳脑科学领域的布局，深圳的筛查工作体现出鲜明的“脑科学牵头”的特色。
据了解，深圳市由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牵头开展了探索建立针对脑认知症早筛查、早评估、早预防的脑健康产学研用服务与示范平台试点工作，践行积极老龄观、探索科学助老模式，并建立了长青-中科脑健康工作室。
这种模式把脑认知科学原理与老龄人群脑认知障碍防治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打造科技助老、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探索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疾病早期防治，如与脑科学结合的数字化认知障碍筛查产品，基于嗅觉、眼动技术的 MCI辅助诊断产品，基于声光电磁刺激的干预、治疗产品等。
海南省则是第一个将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纳入民生工程的地区。早在2022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就将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作为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2023年，海南延续了这一试点项目，并提出将针对风险人群开展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中。
据介绍，2023年，海南将对全省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的原则实施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服务。结合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服务范围可适当扩大至有需求的中老年常住人口。当地希望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工作将实现全省老年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应筛尽筛，进一步提高筛查覆盖人群，推进海南老年人脑健康数据库建设。
这其中，认知康复数字疗法试点工作将通过在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设老年医学、神经、精神专科的医疗机构和开展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投入专业的筛查工具和数字疗法设施，为2022年认知障碍筛查试点中发现的认知下降或认知损伤人群，提供专业筛查、随访和数字疗法服务。
同时，海南还将针对2022年老年人认知障碍筛查试点中的认知下降人群和认知损伤人群，根据“自愿、同意、免费”原则，对有意愿的部分人群实施干预服务（预计一年的服务量为2万人），并由实施项目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专业筛查、随访服务，对有诊疗意愿的群众通过数字疗法，实施干预或数字疗法治疗。对需要药物干预、治疗的群众，转入医疗机构诊疗体系按常规诊疗服务。
通过该项目的开展，推动数字疗法在老年人认知障碍康复领域运用，构建全省老年人认知障碍监测管理网络，推进老年人健康数据库建设。通过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推行认知障碍早期社区预防及干预，延缓认知障碍下降速度，切实提升这部分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
纵观国内在认知障碍筛查上做得较有特点的地区，不难发现，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地区，无一例外将包括数字疗法及脑科学等数字技术作为背后的支撑。这是因为，数字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对基层筛查人员的要求，提升筛查工作的依从性，进而大幅提升筛查效率。
据动脉网了解，在之前某地的筛查试点中尚未引入数字技术，导致基层人员培养周期较长，且掌握程度也有限。在传统的筛查方式中，基层人员需要拿着量表对老人进行至少半小时的问卷调查，依从性极差。当地在引入数字技术后，类似的普筛仅需要3-5分钟就可完成，极大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与此同时，在认知障碍的干预上，数字技术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基于现有认知障碍医疗资源的紧缺，以及药物干预的不足和短板，数字技术可以提供标准化的服务，并扩大服务的可及性，从而将原本需要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建设的周期缩短到两到三年以内完成。这对于各方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