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万翛 编辑 | 范志辉
事情缘起于迷笛校长张帆在迷笛30周年的讲话。当晚，张帆在讲话提到，音乐节的票价应该和年轻人的收入成比例，“要把音乐节的价格打下来，一定要压一压”，“要让中国所有的年轻人，包括工人、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甚至是快递小哥们，都能够有钱参加音乐节”。
这段颇为摇滚和理想主义的发言，不但引发了乐迷们在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在圈内也赢得了不少认可。但与此同时，也让不少被网友贴上“演出刺客”标签的主办方有点尴尬。
直到5月11日，晓峰音乐公社旗下散人乐队演出团队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发表长文，表示对张帆的一些高谈阔论“实在无法苟同”。
这位从业者在微博中提到，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提到的工人、农民、快递小哥，是“与音乐演出行业相关性极低的人的个例”，这样的言论是“把自己武装在道德高地”，纯属于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话，目的是树立形象、拉踩同行、搞价格战，挽回迷笛口碑和式微趋势。同时，他还质疑了刺猬乐队、声音玩具、Joyside的压轴地位。
在他看来，张帆“无形中踩了同行们一脚，格局就多少有点低了。”
这番言论一出，立刻让网友哗然。短短一篇小作文不仅拉踩了迷笛音乐节、几位资深乐队，还有广大的音乐节受众，这位“猪队友”也败光了散人乐队和晓峰音乐公社的路人缘。最后，当事人删除微博告终，5月12日凌晨2点，这位工作人员发文道歉，宣布退出散人乐队执行团队。
在这场diss之外，我们也想回答，工人、农民、快递小哥到底是不是音乐节的真正受众。而在音乐节遍地开花的热潮中，音乐节该如何定价才算合理，以及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节？
工人、农民、快递小哥，应该被排除在音乐节之外吗？
就事论事，这位晓峰音乐公社的工作人员只从张帆的话中摘出“民工、农民、外卖小哥”，而忽略了这些是张帆所提及的“中国所有年轻人”的一部分，有曲解原意之嫌。
更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音乐行业从业者或许还忘记了，中国摇滚乐的破圈本来就发轫于底层。
在论文《中国摇滚乐三十年流变的审美研究》中，作者吴琼写道，经历80年代摇滚启蒙之后，9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大量外地乐队进京， 以“高考落榜者、工人、城市的异乡客及其周边人群”组成的地下摇滚青年群体迎来爆发，甚至“兰州的第三者乐队，他们组建的时候需要献血来购买乐器” 。
那时，大量的外地底层青年住在东北旺、西三旗、树村一带，以极低的生活水平和成本，没日没夜地排练，这才走出了痛仰、面孔、木马、舌头等摇滚乐坛的中坚力量。
许多摇滚乐手大都有底层背景，左小诅咒是出身于船工家庭的退伍军人，“微”乐队主唱麦子是来自农村的流浪汉，“舌头”乐队的成员大都是工人。 有意思的是，陷入舆论漩涡的晓峰音乐公社旗下的霓虹花园乐队主唱谭聪翀，也是在打螺丝送快递送外卖的生活中，因为偶然听到摇滚乐后燃起热爱入行的。
况且，如今很多为爱发电的音乐行业从业者的工资也未必高过外卖小哥，为何要质疑他们对看音乐节的资格呢？就在我身边，就有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在失业的一整年里，唯一一次出远门，就是坐高铁去成都看春游音乐节。
2002年，林生祥的乐队交工乐队在拿下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时说，“我想罗大佑跟崔健的音乐影响了我们……所以交工乐队如果是一支麦克风的话，我们的麦克风还是会递到工人或农民的面前，把我们看到的事情，听到的故事，把它讲出来。”
正是秉持着那个年代所代表的摇滚精神，在第一届迷笛音乐节的时候，张帆就大方邀请趴在墙头上看的民工师傅进来看演出。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张帆就提到， 音乐节面向的是全中国的普通年轻人 。迷笛音乐节价格保持与普通年轻人月收入成比例的范围内调整，才能保证年轻人看得起音乐节。
事实上，张帆和迷笛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3年黄渤海迷笛音乐节集结了崔健、九连真人、木马乐队、Joyside等近80多位音乐人和乐队，除了1993张30元的笨鸟票，单日票价仅169元，三日通票价格仅399元，远低于国内大多数动辄单日三五百元的音乐节票价。
这也获得了一众网友的好感，微博网友Slmd1感慨道，“当一众其他商业化拉满的音乐节卖出天价时，迷笛三十年坚持自我，这件事就已经够他妈摇滚了。”
高价票不是原罪，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音乐节？
近几年，音乐节票价高的争议一直存在。
随着地方政策扶持、演出市场恢复等多重因素，音乐节遍地开花，除了老牌的音乐节如迷笛、草莓等之外，还有大量政府支持的地方文旅音乐节，以及品牌、地产商支持的音乐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音乐节爆发的另一面，除了嘻哈、流行、摇滚等阵容无序混搭，也伴随着放冷焰、冲围栏等乱象频出。最关键的是，是各种演出票价的随之暴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月的不完全统计，今年平均票价比往年高了约100元，甚至音乐节的单日票可被炒到2000多，更不用说音乐节参考演唱会模式的严格分区，也多少影响了音乐节本身的体验。
换句话说，各类质量参差不齐的音乐节，使得很多消费者花了高价却并没有享受到等价的体验，让不少初体验的消费者对音乐节的印象大打折扣。
从商业逻辑上来看，音乐节作为一款面向音乐爱好者的产品，主办方的定价策略基于其市场定位和综合成本，最终由市场决定。
如今，一场音乐节的成本从一两百万元飙升到如今的动辄千万元，其中与艺人费用、硬件设备升级等成本的上涨、疫情反复让音乐节延期取消等带来的大量亏损有关，这些都让音乐节主办方有涨价的理由。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人成本的大幅上升，这是演出成本的大头。据音乐先声了解， 很多主办方也表示无奈，动辄百万的演出费并没有明确的参考标准，到最后伤害的其实是上下游各方，很可能最后大家都玩不下去了。
如果这些高价音乐节仍有受众，那证明它们也有存在的合理性，高票价并没有原罪。 作为从业者而言，音乐节如果能够合理地提高价格，也能改善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反而，如果门票价格太低又没有找到其他的收入方向，也不利于音乐节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与此同时，音乐节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背后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并不和价格成绝对正比。 毕竟，很多人从事音乐行业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回报，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音乐。而活动主办方也有自己的审美认知，才会形成文化品牌，培育出忠实的消费对象。
我们很难指责仅以市场利益为唯一考量的主办方趋利，但如果能够有更高的文化追求，肯定更令人尊重。
而正是因为有自己的音乐追求，迷笛音乐节才形成了现在的口碑和品牌，并以可持续的商业运作坚持自己的初衷。
就像树村的乐队集体为抵制《北京乐与路》对树村乐队商业化的解读而写下的《树村声明》中所说， “我们希望改善生活条件，也期待着自己的传播、销售和商业操作，但我们做人和做音乐的最大乐趣在于，尽可能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尤其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自由。”
在音乐行业，情怀和商业的平衡自始至终都是难题，只注重商业价值难免不得人心，而只注重情怀可能会饿死自己。但如何经受住诱惑，坚持初心的同时又能把钱赚了，这是从业者需要权衡的问题。
就一个包容的市场而言，音乐节本该是参差多态的，最重要的是满足目标受众的音乐需求，而不在于高票价还是低票价。
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有权利有精神追求，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对音乐、文化的热爱与贫穷且繁忙的生活，从不冲突。
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那就是现在很多音乐节票价真的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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