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案件其实涉及当下中国两个重要的命题：
其一、法律基于什么？是中国人性还是国外条款；
其二、法律培育什么？是助长頺废还是催化阳刚。
这两个命题在“辱母杀人案”的解析中又有两个延伸命题：
其一、孝道与忠义，即没有孝道就不可能培植民众对国家的忠诚；
其二、孝道与阳刚，二者都在“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且是关联的。
本文是一个随笔，对上述命题并没有全面展开，提出仅仅是为了与读者共同思考。【系辞】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现代的圣人就是社会大众，现代“圣人象之”就是社会共识。当一个典型性的事件发生，官方的善意立场可以是一个普法的机会，而大众的立场则在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这里说的是法治，在浅层次上二者并不矛盾。
一、法律基于人性
法律基于人性，这是法治的自然属性。现代西方法律源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论法学之前走遍欧洲每一个国家，了解欧洲的每一个民族，体察人性，甚至关注中国人性。
作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首先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即冲破中世纪种种观念约束，达于思想的全面的解放，而以人的本然作为思考的基点，孟德斯鸠的法学立足于自然的法，也就是人性的归纳。
这个案件其实正在促使国人思考：官僚体制千孔百疮。企图缝补这一张破网，即使女娲再生，也无能为力。不知不觉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变革、文化重生的时代，所有必须变革的课题都是社会自身的提出。
二、法律培育什么？
对于“辱母杀人案”的解释我们更应该从文化，也就是从民族性的培育上看。
“辱母杀人案”提示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建立中国法制，中国法制基于人性也必然培育中国人性。近期【大秦帝国】正在热播，商鞅以法培育秦人阳刚之气，令人印象深刻。
商鞅的法律条文也有不通人性的地方，例如对赢虔施以劓刑，彻底毁伤了一个贵族的自尊--自尊正是贵族人性最重要的部分。商鞅因此毁损了秦国领导集团的团结，商鞅后来获“五马分尸”之刑正是他不通人性的报应。
山东聊城法官“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正是一个不通人性的判决，更是一个毁伤中国人性阳刚之气的判决。
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在判决书中，法官根据自己的阴暗心理作出“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分析，认为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因此法院判定彭宇是撞人肇事者，应当承担被害人损失的40%。
此案在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惊人的，从此后见到老人摔倒再没有人敢帮扶，自从学习雷锋后，本来非常平常的扶助老人、帮助弱者的风气不复见于社会，几千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伤痕累累。
当前中国的法学界沦陷于西式法制意识。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人性与西方文化即人性是不尽相同的，例如亲亲意识是西方社会没有的--西方社会的亲情淡薄，即孝道缺损。
基于西方法律，说明白了就是基于西方人性，不免邯郸学步。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法院做出古里古怪的判决，尽管法官们总能够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些大人先生们的东施效颦。
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阶段，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坎坷，因为我们都在茫然地看待种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因为我们难以达到共识，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展现不了中国人性。
三、孝道与忠义
当下中国要不要讲孝道？被告人于欢的行为毫无疑义是一个孝子行为，当其母受辱时敢于在恶徒众多的情况下拔刀出手。
其实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国人人人心中，假如你的母亲受辱你敢不敢拔刀？假如你的祖国受到欺凌你敢不敢拔枪？假如你不敢，说明中国政治已经人心丧尽；假如多数人敢，那个判大孝子于欢无期的法官将遗臭万年--这个拘于法律条例的法官应该自问：当你的母亲受到侮辱而求助警方不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辱母杀人案”还在提醒官方注意，基层民警的不作为已经成为中国法制的致命伤。这个案件关键点即民警没有及时制止事态的恶化，而是保护恶棍，迫使大孝子于欢不能不出手，不得不自卫。在大谈法治的当下，这一个案件促使社会深思。
当警方不作为，无论法理或道德都是空泛的，所谓黑社会，就是无法理、无道德才称为黑社会。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于欢想一想--绞尽脑汁，只有奋起抗暴。
这个问题是社会之问，在中国从人治向法治进步的这一个过渡阶段，“辱母杀人案”不会是孤立的。大众的疾呼是在声援于欢，更是为了自己，为了避免飞来横祸。
中国传统文化讲孝道，讲孝道并非囿于亲亲文化，也及于政治哲学，即孝道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讲孝道即讲忠义。大宋律法：“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宋徽宗时期更立法补充：“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可见古代统治者极其重视孝道与忠义之间的联系。
南宋发生一“辱母杀人案”：
王佐，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戊辰科状元任职中书门下省。王佐有弟王公衮，将赴任乌江县县尉（县公安局长）时，发现母亲的坟墓被盗挖--这是对王氏兄弟母亲的最大侮辱。
王公衮撇开无能的官府亲自破案，并将案犯嵇泗德押送到绍兴府。按《宋刑统》，“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但是绍兴府判嵇泗德轻刑。王公衮怒极，手持利刃混入监牢，亲手将嵇泗德宰了，后投案自首。
王佐得知其弟杀人入狱，以自己的功名、官职谋求为弟弟赎罪。宋高宗对此案非常重视，专门派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判决：“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王公衮刺死辱母者，应判无罪；王佐提出替弟弟赎罪之请，请朝廷驳回；依法追究绍兴府法院司法官员“故纵失刑”的法律责任。）
宋高宗当即批示：“给舍议是。”命王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王公衮受到“降一官”的行政处分，择日赴任。后世学者为王家兄弟鸣不平，明代学者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四、孝道与阳刚
因为有孝道，社会才能充沛阳刚之气；因为有阳刚之气，社会才能化惰性与腐败于无形；因为有阳刚，社会才能有正义；因为正义得立，公平与合理才能在社会遂行。这个推理是不难论证。
没有孝道就不可能有阳刚之气，没有阳刚之气，社会危矣！国家危矣！壶公评论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总是如同祥林嫂一样讨论南京大屠杀，有意义吗？为什么大家不能问一句：三十万中国人为什么不如三十万头猪--猪在临死还会狼奔豕突，岂肯老实受死。
这是因为满清之后的中国人已经丧失阳刚之气--即反抗之心。而有些日本人论及南京大屠杀，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大屠杀的意义，日本人的大屠杀就是效法当年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目的即在打击中国人的阳刚之气、反抗之心。
山东聊城法官的判决即不考虑中国人性的至要孝道，也在打压中国人反抗恶势力的意志，此法官之恶劣行径，难以得到社会的宽容！
结束语：
法治代替人治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但是人治对法治的扭曲与抵抗依然如此顽强。不能不疾呼我们的社会，共同关注这一个可能扭曲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观念的判决，制止少数恶势力对中国人性的践踏。
壶公评论2017/03/27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