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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政:任正非给员工发工资问题引发的华为管理变革故事

时间:2022-07-03 12:23:12 热议 我要投稿

事情从1995年再早一点,1995年年初或者1994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事情, 华为的员工已经到了1千人的时候 ,任正非还在给每一个人发工资。 想想看,人形形色色,你的管理幅度不可能有那么大。

因此他经常会问,他直接管的副总裁级的干部,然后问他们这是谁。比方说新员上名单上出现了一个叫包政的,他不认识,刚来的,那他得问问他们,说包政谁啊?哪个学校毕业的?表现如何?应该给多少钱?

孙亚芳说,给3千吧,他就签3千。

等到这一千人的工资都定完了,然后签上任正非三个字,交到财务的那一刹那,他突然明白了, 他在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发工资。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 犯官僚主义 ,凭什么给他们发工资。于是从那天起,他决定成立一个 工资改革委员会 。

工资改革委员会找了谁呢?

找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华南理工大学退休下来的,然后他组织了十来个人,一起研究 工资改革方案 。老板的意思很清楚,从此以后,工资不再由他来发。从逻辑上来讲,他不发应该谁来发?他就想到了成立一 个人力资源委员会加工资改革领导小组 ,然后制定制度,依靠制度然后来确定工资,逻辑上是这样的。于是 陈祖方 这一帮人几议其稿,老板觉得跟他内心的直觉和感觉不一致,所以都被否定了。

在这个当口,华为通过 吴瑜璋 的女儿,就把 我、吴春波 请到了华为,给他们讲讲工资制度,工资如何设计?

当时我给他们讲了 工资设计 。

他们以为自己会了,说会了,听明白了。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打道回府。

那年是暑假。但是很快消息出来了,尽管他们发了工资,但是很快所有的人都质疑,凭什么给我发3千块钱工资。

我们知道在工资改革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这个。

过去老板发工资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由专业职能人员,依靠工资制度给人去发工资、定工资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所以,有人就会来说,你给我3千块钱凭什么?也就是要有 确定薪酬的依据 ,这个很重要。

弄得 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 很被动,说你3000块钱工资已经涨了,过去才拿2500元。

对方一定会问, 2500变3000是什么原因?

是多了还是少了,说给你涨了还不满意。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你的下属一定来问,老板,为什么我比他少5块钱。

老板就很郁闷,你还在乎这5块钱吗?

我当然不在乎这5块钱,老板也不在乎这5块钱, 但是我比他少5块钱说明我比他差,这是一个评价。

等到下一个月给他涨上去了,他又来了,说老板,我为什么只比他多5块钱。

老板说,你有完没完。

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必然会出现一个问题, 工资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于是就把这些人全逼疯了。

他们突然想明白了,说当时包政到华为去讲课的时候,不仅讲了工资设计的问题,还讲了另外一个课题, 考核与评价制度的设计。

这回麻烦来了,就是老板在发工资的时候,没人会跟他提这样的问题。现在商业职能人员在确定工资的时候,就有了 考核与评价制度 的问题。你要拿不出依据的话,那我跟你没完,这就是当时华为发生的问题。

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个企业,也曾经在这个问题上遇到过麻烦。怎么办呢?

于是就成立了考评办。 考评办的本意应该是考核与评价办公室,而且是按照各个专业模块来设定的。

我顺便要讲一句,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呢?

过去我们把它叫做 老板的个性权威 ,他 依靠自己的品行、德行,依靠过去的成就和威望 ,他在确定一个人的工资分配的时候,是没有疑义的。当你拿到,比如确定是3000元,你心里当时肯定会想这3000元少了,肯定不会跟老板叫板,因为 老板有个性权威,所以老板有威望 。因此你只能这样想,老板肯定有理由,我们要对老板有信心,所以他背后是有权威的。

所以,我今天一上来跟大家讲了, 管理的本质是跟权威相联系的。 因为管理协调跟市场协调是不一样的。 管理协调讲的是分配,包括劳动分配、工作分配、目标分配、责任分配、任务分配,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利益关系,奖金分配、待遇分配、地位分配、名誉分配,都跟分配相联系。 分配完了以后,一定要心悦诚服才能努力工作。如果他心里不服,他阳奉阴违、心怀不满,甚至会恶作剧,所以这些东西就会发生。

因此, 没有权威就没有分配。过去的分配是靠个性权威的,现在要转向制度、理性权威的建立,这就是二次创业的核心问题。

当你的企业超过1千人的时候,你必须建立制度的理性,而且必须确定 制度理性的权威。 如果不能建立权威,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企业内部的 劳动和利益的分配 。如果不能进行这样的分配,那我们只能采取退而求其次, 采取交易的方式 。那管理单位就变成了一个定价系统,于是大家按照交易努力工作。待会我会讲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被忽略的一个管理意识,就是我们 把管理理解为分配 ,这是一个管理意识。

企业内部作为一个组织,资源配置是它的优势所在。

过去我们是依靠权威,个性的,创业者的权威,分配一点问题也没有,大家不会说三道四的。等到转过来,组织要建立起制度化的工资奖金分配方式的时候, 别人一定会问分配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他一定会质疑你的制度。

所以说, 制度的权威能不能建立起来?这是核心问题。

过去老板在 分配 ,它背后一定是有 价值评价 的。所以我们只是看不见而己,老板为什么要给这个人3千,为什么给他5千,他 背后是有一杆称的 。我们很多人不理解老板内心中,为人处事的原则和策略。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把创业者老板内心中,他能够带着大家走到今天,被认定为是公正的,背后的评价标准呼唤来。 你要贸然去设定所谓的制度,就出问题了, 评价制度 就会出问题。

我们曾经在TCL也做过考核评价制度, 就出问题了。

机关200多人都反对,所以 TCL的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 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包老师你来一趟惠州,帮我熄火。

我去了以后,就跟他们机关200多人开会。

讲两条:

第一,评价自古至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存在。 我们来举例说,孔子经常会说一日三省吾身,就是我每天都要反省自己;还有说三道四,就是评价别人,或者今天包老师讲完课,我会跟大家说请各位提宝贵意见,其实也就是 讨一个评价 。这种 自古至今人类通行的评价方式,以便保持各自的地位和利益。到了这把它变成制度性的评价,就行不通了,这是第二点。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们没干好事。

我包政在人民大学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就想为什么领导不评价我。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没人知道,做了好事的人是非常希望得到评价的。 只有做了坏事的人,或者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人,才反对评价。

说得那些人脑袋全埋在桌子底下,全不说话,心想包政是个坏蛋,说得我们哑口无言。

下来,我就跟TCL的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说,我说我是来跟你救火的,其实我在人大也害怕 考核与评价 ,知道吗?

当时他就傻掉了,说为什么?

我说,我不怕考核评价,我怕的是在考核评价当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我说你的 管理当局 ,你的各级管理者,他不是公正的化身,他们不具有管理的合法性。他们被认定为是合法的,他们认定为是公正的,他才有资格来评价他的下属。

我说,我们公司 如果不能解决干部队伍的问题,考核评价制度是无法进行的。 因为它不被大家认定它是公正的。

所以说,我的上司,我认为他们不公正,我就很害怕他来评价我。最后我就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不公正的待遇还没法说。

所以说,问题的要害,人们反对考核的要害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谁在执行这个制度。

我们知道,当华为一次创业老板打天下,有了1千多人,十几亿规模以后,要转向制度化理性的时候, 制度理性的权威能不能建立起来?核心是干部队伍。

我讲到这请大家注意, 干部队伍能不能继承老板的文化,并结合现实以及企业发展的方向,制定出价值评价的规范和体系,这是核心问题。

我们为什么很多企业最后都绕过这个命题,然后去推动企业成长,最后企业走不下去了,失效了?

所以,我们很多企业的老板,包括咨询公司咨询过的,像TCL这样的公司,他们都会 唱着做强、做大的歌谣,走在做虚、做烂的道路上。 而且这不是一个企业,所有的企业都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可以说前仆后继, 所有的企业起来之后就轰然倒塌。

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历朝历代非常重视的问题,就是干部队伍的治理。

那干部队伍的治理到底是什么呢?用什么来治理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干部撑住制度的理性权威,然后使很多人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

所以,华为的经验,简单概括为 价值评价 。也就是说 对每一个人的实际贡献做出评价,价值分配。 钱分得好,价值创造大。所以很多人愿意,而且乐意为这个工作努力。

华为当时工资制度出台以后,紧接着所有的人都质疑,觉得 发工资的依据是什么?

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考评办公室,简称考评办,第一个考评办主任我都没见过,很快就下台了,于是选了第二个考评办主任,那个人学管理出身的,也不知道哪个老师教的,很快也下台了。

第三任就是后来他们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监,叫张建国,张建国是西安人,学工科的,上台以后坐立不安。

他们现在的董事长看到张建国就说, 你怎么焦躁不安呢?

他说,前面两任考评办的主任都下台了,我比他们水平差,我肯定也要下台。

孙亚芳 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叫包政的给我们讲过工资和考评,你把他请来咨询一下。当时什么叫咨询,他们没概念,我们出点钱,让他给我们做项目, 如果他们做成了不就是你做成了?如果他们做不成,你就跟老板说,你看教授都没有做成,你不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

张建国就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于是挖地三尺最后把我们找回去了。

因为我们是通过复杂的系统进入华为的,我们走的时候电话都没有留下。最后他们还真找到我们了,那天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然后开了会。我一个月开了28次会议。

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经理人管人事的问题。

不能由考评办来对那些员工进行评价和考核,必须由经理人对他的下属进行评价和考核。 我们知道在家里,父亲对孩子这中间是 连带责任。相互之间是依存和相互关系,只有连带责任,才有权利对下属,才有责任对下属行考核与评价。 他们不是这样做的,由考评办的人,然后对前面的这些人进行评价,那是错的。因此我把他调整过来了,赋予各级办事处的主任、干部对下属承担考核评价这样一个责任。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就扭转过来了。

所以你们回去,一定要跟所有的员工强调一句: 经理人管人事。

这是被我们忽略的。 因为经理人要通过下属,才有可能实现一个部门、一个单元的目标。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检查。 检查结果一定要表达出来,就叫评价。

我在90年代初,也就是在进入华为之前,我写的博士论文就是考核。当时想按照资本论的方式写考核论,觉得口气有点大, 于是倒过来论考核 。这是中国第一篇博士论文,学术论文讲考核的问题。所以我跟他们讲了, 管理者、上司对下属一定有一个PDCA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因此必须要布置任务,然后在布置任务的过程中一定要很用心。

当时就跟他们讲我在日本看到的情况,上司对下属的责任一定要讲清楚:

这是件什么事情,涉及到哪些方面,这个事情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在 日本叫五步法 ,目标就一个,一次做对。现在我们的上司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这个过程,那是很麻烦的。一定要很用心的,按照一次做对的要求去布置任务。尤其对一个新手,一定要非常用心。

日本公司怎么做?

首先介绍做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件事情的要点;

讲完了,日本的下属一定会说,嗨。

上司说你嗨个啥, 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话;

最后就听,听着听着他明白了,牛头不对马嘴,说明有些重要环节他理解不了, 因此他就讲第二遍;

讲完第二遍下属不再说,嗨,而是说,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再完整的叙述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关键环节,要害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做对?说完了你就发现,他对很多问题缺少质感。因为他没经历过的事情,管理是需要实践的,只有经历过了,才有真切的感觉,才懂得人的心理。

因此你要提问题,然后一提问题,他肯定傻,然后你要跟他做解释。

做完解释以后,他已经不再说,嗨、了解,而说,明白了。

明白是心里的事。然后你再给他出几个难题,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遇到那种情况怎么办?

你再做完解释以后,这个时候第四遍,他会说彻底明白了。

你不要以为彻底明白了,你放手让他去做,说不定会做错,捅娄子,后面的麻烦就很大。你不能放过他,你说这件事情的风险可能在哪里?我认为是这个,然后你再跟他解释。

讲完第五遍,日本人会说:头,你别再说了,我一定把他搞定。

你要再说第六遍的时候,他一定会把白衬衣撕下一条,然后把手指头弄破,写两个字,必死,然后绑在脑袋上。

所以经过这种方式,他才能真正把心法传递给他的下属,这就是传帮带。

假如我们不能把这个过程作为你评价下属的起点,你就无法承担起责任,也不能使下属心悦诚服的做好工作。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问题,我就要求华为,就是1995年底,等到这个项目做完,已经是元旦来临。今天反过头讲,如果华为当年没有我跟吴老师指出这一点,他们的事业就会被耽误了。

所以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去审视、笃实检查这一条。 这一条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很难。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板都会说,我们公司没有人才,请包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HR。

我说,不, 队伍一定要靠自己培养,必须要靠干部传帮带,能够带出这样一支团队,这是关键问题。

所以管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很像道德学。

德鲁克讲过:一个企业能否成长,就在你的干部阶层所认定的精神境界范围。你的境界范围有多高,企业才有多大。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以成就他人来成就自己的话,这个队伍不可能成长。

所以,所有大师们都力图主张,干部队伍要有品行的要求,德行的要求。要是一个企业成长没有别的选择,最高领导必须全力以赴,去拓展你的干部队伍所认定的精神境界。

所以,我就不断的告诉华为的员工、干部,你们要承担起对下属评价的责任,而评价的起点就是有效的布置任务,然后去监督、检查。在这个过程中要指导他们、帮助他们、激励他们、约束他们。

最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他们在工作中成长,找到成就的感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PDCA的最后环节,对他做出检查和鉴定,这个过程是考核评价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考核评价丢给考评办,结果一定是指标化、量化、科学化,以科学化的名义量化,最后是财务。这 是我们走错路的关键, 而华为在这个过程中被我们阻止了。让他们 以管理者、上司对下属基于事实进行评价。

第二个问题,工资奖金。

过去他们是由什么方式呢?

就是当我们完成多少销售额,然后我就提多少奖金。

很多公司到今天为止,依然这样的做法。然后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把过去的,所谓的工资奖金,叫 薪酬分开。一部分叫职务工资,一部分叫奖金。工资是进入成本的,是人工成本,奖金是利润分享。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概念区分,然后我们要不断提高和增加职务工资的含金量、比例。不要像保险公司一样,给个基本工资,剩下的都是佣金。

所以,我们要改变, 要想建立一支职业化的经理人队伍,就必须让他们从工资中获取收入,免除他们的短期行为,免除他们对工资的企图心,让他们能够依附于公司的发展,长期依附于公司,然后获得职务工资的稳定增长。这就是当年给华为非常重要的建议。 不能用绩效的方式,直接换算成奖金提成比例。这样做有可能短期行为,然后暴发户心理,然后队伍涣散。

我们指导这个领域当中,华为在这个重要的环节,我跟吴老师进去给他们做完这个制度,叫每一个分公司经理,他们叫办公室主任,以管理者上司定位,而不是业务员。过去他们的办事主任有很多好的单子自己上,他提的奖金就比别人多。现在让他跟所有办事处的员工绑在一块,然后告诉他, 这个团队的总体绩效是你获取奖金的依据,包括边际收益。你要成为管理者,在现场指导、帮助、约束下属。因此你的工作不是直接去见客户,而是让所有的下属去直面客户。

因此当时我提出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 让每个业务员出门带一个方案,回来带一个报告,每一周做一个循环。

当时他们很郁闷,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擅长写,只擅长说。拿起电话能打1个小时,让他写1页纸,要写一晚上,还牛头不对马嘴。他们的听众基本不是阅读者,所以,看他写的东西根本不明白。他要看了文章,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我就说了,华为的那些将士们各个都很狂妄,不读书,不看报。后来就改变了,让他们指导每一个下属今天要见谁?主题是什么?话怎么说?从哪说到哪?出门带一个方案,回来带一个报告。

今天见了谁?谈了什么话?对方怎么说?你怎么回答?后来你又怎么说?结果如何?有何机会?有何风险?然后报告给上司,上司再给予指导,一周一循环。

上司在这个过程中,每周要向总部做一次报告。

当时很多人都逼我,说包老师,报告怎么写?

我说我采用KT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四句话:

一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是,这些事情涉及到哪些方面?

三是,有何机会,有何风险?有何对策,有何建议?

会了吗?他们说会了。

于是乎,我们就训练这些干部。不会我就安排专人,专门有人负责,盯住,天天盯,盯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以为他们进步了。那个人叫袁西,我说袁西那些人写得怎么样,他说别提了,你看看他们的报告。一看我就晕了。

一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昨天请沈阳一行五人吃了一顿饭,完毕;

二是,这些事情涉及到哪些方面?

答:我们要了几个菜,其中有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

三是,有何机会,有何风险?

答:不详。

四是,有何建议?有何对策?

答:不详。

这是法不责众的事情。所以我在华为那些年,耳朵都是红的,因为总是有人骂我。来一个包政,让我们干这个事。

指导完了以后要记录下来,然后每周还要检查,检查以后要做报告,还做不做业绩?

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能记录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后台的很多部门,他的工作是没有前提的。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记录, 出门带一个方案,回来带一个报告 ,那你就会成为大业务员,我们前台就没有管理者了。

谁来指导、帮助约束激励下属,能够面对客户,能够采取有效的方式,谁能够持续策略调整,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策略。然后行为,按照策略的要求做到,然后绩效。你要不断的检查他的策略对不对,选择的事情对不对,然后看他的行为做到没做到,然后看绩效。如果绩效有偏差,那一定是行为有问题或策略要改进。你要每个环节去检查,最后让行为、策略一体化,整个公司就成长了。而且通过这个平台,你可以把很多人的经验整合起来,用信息和知识武装起来,然后给后台提供一个工作的前提。否则我们的后台也都是两眼一抹黑,没办法支持你前端的工作。

在反反复复的过程中,华为终于走上了这条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条。

在新一轮管人事的基础上,我们要 对他的职务进行评价,并要对他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与评价。 职务有价值,担当职务的人似乎干得很好,我们还要进行评价。这就提出来,著名的工资方法。这个工资方法是由我创作的,国家没有命名,我自己命名叫 “包氏工资法” ,没有传播过,华为一直采用这个方式。

我们要知道, 人事,职务是事,人就是他的水平能力。 这两者必须要结合起来,然后对他的所有的经历记录下来。随着公司的发展,要等级提升。如果他的作用下降了,就要让他下来,这样的话就要依靠职务、工资来激励,而不是靠奖金。

我看过丰田的模式,他在50年代开始也转,增长工资的含量,减少奖金、提升的比例,让这支队伍职业化。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切在了他们的要害:

一是,经理人管事;

二是,一定要根据长期的职务表现,然后来分配。而不是用销售业务的完成程度,直接挂钩来分配。

否则的话,我们知道至少市场在各地区是不一样的,有的处在成长期,有的处在成熟期,尽管指标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我们知道兄弟几个都是家庭成员,要使得这个家能够从现在贫穷、落后的状态翻身,那家长就要依靠权威来做分配。跟哥哥讲,你坚持务农,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支持你弟弟上大学,这就是分配。如果没有权威,老爸要做这样的安排,哥哥说凭什么?一定会跟他爸吵架。他爸是权威,然后他一定会心悦诚服的务工、务农,省吃俭用,最后把有限的田支撑起来,支持弟弟上大学。等到弟弟上完大学,尤其上了清华,弟弟毕业了,弟弟就会有机会来回报这个家,回报哥哥。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个家庭一定要通过管理、通过分配,然后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这背后是要有权威的。

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经理人管人事;然后依靠工资、奖金来分配,然后来完成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