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的证据思考1
——证候实验和实践的证据分析
实验活动和实践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学科逻辑，服从一定的思维规范，都需要一定的证据，没有证据，不能思维，当然也不能形成判断。但证据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宽泛的，在不同思维模式、不同学科体系，不仅证据要求标准不同，而且证据内涵不同。
“为什么”和“是什么”的思维，因为客体方向性差异，证据内涵截然不同。“为什么”的证据，以生命存在为根本，所有证据都服从并统一于生命存在。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利于生命的最佳结果，就可靠，反之不可靠，这需要生命体验逐步证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什么”的证据，以物质形态为根本，在实验室就能够获得，所有证据都具有条件规定的可重复性，需要别人在相同条件下也能够看得见、模得着，否则就不可靠。
1，证据思维的区别
无论哪种思维模式形成的医学体系，把握临床疾病本质、作出论治决策都离不开证据。证据是思维的产物，没有思维就没有证据，又是思维的内容，没有证据无法进行逻辑论证。证据不仅具有浓厚的思维模式的色彩，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科逻辑的烙印，还反映思维者自身的客观程度。具体的论证思维活动被学科逻辑所制约，为实践目的所左右。
一般思维的证据与证据的思维，都以学科的概念或公式、定理形式反映出来，只是思维的证据-思维活动中的概念或公式、定理承担逻辑运算子的任务，思维活动结束后形成的概念或公式、定理，则反映具体思维活动的判断结论，当它上升为理论，被学科接纳，又可成为学科逻辑的新的运算子。
判断的形成是具体思维过程完结的标志。西医临床思维的具体目的，在作出病的判断，中医临床思维的具体目的，在作出证候判断。中医和西医的判断，是各自关于疾病本质思维逻辑推演后获得的具体临床结论，是理论在实践中还原的意义所在。只是西医的判断在解剖形态基础上的病理生理，相同的器质性改变可以存在于不同生命体，证据具有相似性，需要理论加以规范；中医的判断在“阴阳神气”关联性基础上的病机性质，临床具有三因制宜的随机性，没有完全相同的证候，证据是生命具体的，必须“辨症求机”思维才能判断。
2，辨证论治思维的证据特征
书面的“证”概念是临床实在证候的共性抽象，理论色彩较浓，但“证”直接产生于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不是纯理论性的概念。临床的证候，以就诊病人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形成于“辨症求机”临床思维的判断之后，“名”“实”关系可能是唯一对应关系，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名”的意味，即一个证候名也许就是对一个病人“辨症求机”的结果。
泛泛地讲，“证”概念反映理论一般与临床个别有机一体的中医学特征。如风寒束表证，作为理论，它是普遍地、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发生过的病机性质的总结，但具体到临床就没有这样简单了，或虚或实，或郁或瘀，或内饮或食滞，女性的经带胎产，小儿的稚阴稚阳，老人的精血亏虚，春夏秋冬季节的差异，贫富贵贱生活的不同，等等与风寒束表都存在相关性，且相关性都是有差异的，当相关内容都辨别清楚，确定了个别的因果联系，就诊病人风寒束表的证候病机性质，才能明确，形成具体的证候结论，而这样的结论，一般都是个体的、属于就诊病人当时的疾病本质，反映了这个病人自身的生命意义。
证候是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关节点，理论落实临床，离不开证候，临床上升到理论，离不开证候。证候的临床思维，是从理论一般走向临床个别，同中求异；证候的理论思维，是从临床个别走向理论一般，异中求同。离开辨证论治，无法形成新的病机理论，离开病机理论，无法判断个体化的证候病机性质。
辨证论治，以病机理论为逻辑规范，反应时空关联性的生命特征，离开现实条件下的生命时空的动态联系，证候的任何思维，都会丧失临床证据意义。就诊病人的自我感觉是生命的，神色形态是生命的，脉象舌象是生命的，把这些生命疾病的异常现象，转化为证明证候病机性质的证据，不仅关系证候判断的可靠性，而且关系理论发展的可靠性。
辨证论治思维，本质上是病机思维，“观其脉症”是为了“知犯何逆”，目的在于分析求证脉症等内涵的病机。脉象、舌象等在“是什么”也许没有证据意义，但在中医“辨症求机”的逻辑思维，其病机的证据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脉象、舌象等是生命实在的反应，是生命体验的阴阳应象思维的结果，只有面对活生生的病人，进行实实在在的生命交流，我们才能了解脉象、舌象；只有在交流中不断积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为什么”的思考才能形成舌象和脉学等等理论。
临床脉象、舌象等，虽然是就诊病人的疾病反应，需要医生的感官才能获得，但不是纯感官层面的东西，还需要大脑运用学习获得的理论和经验来分辨确认。要明白确认后的脉象、舌象，内涵什么样的病机意义，则是纯思维层面的，需要结合时空社会环境条件和其它症状，动态联系地进行综合分析，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的“求”“责”思辨后，就能转化为证据，证明就诊病人的证候病机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