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文到人文
——中华元文化即孔子之前的十大奠基之作
民间学者、珠海工程师 刘明武
内容简介
有其事必有其理。这里的问题是：中华大地上，出现过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这个文明是怎么产生的？文明背后的思路与方法是什么？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解答了吗？
有其因必有其果。这里的问题是：一种因会不会结出善恶两种果？同一文化怎么会既孕育出文明先进又孕育出落后挨打？中华文化真的源远流长了吗？
上下五千年，孔夫子处于两千五百年的位置上。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继续，而不是文化的源头。“宇宙与人生”这两大根本问题，是源头文化解答的。道器并重，是源头文化解答的。组成文明的重大成果历、律、奇偶之数、直角三角形以及度量衡，均是源头文化解答的。所以，研究中华文化不能停止在儒家这里，而应该追溯到文化起源之处。
一、文化源头在何处
是水都有源，是树都有根，这是自然哲理。
文化有没有源，文化有没有根？如果有，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何处？
1.从天文到人文的十大论断。论人必论天，论人文必论天文。这种论证方式，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的文献中处处都可以看到，这里选择十条供读者鉴赏：
其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传》）
其二，“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周易·系辞上》）
其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
其四，“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其五，“崇效天，卑法地。”（《周易·系辞上》）
其六，“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黄帝四经·经法·四度》）
其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
其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
其九，“《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黄帝内经·气交变大论》）
其十，“天人同文，地人同理。”（《鹖冠子·度万》）
十大论断，出于不同的文献，但思路却完全一致，这就是：以天文论人文，以天理论人理，以天则论人则，以天数论历数，以天地之理论礼，以天地之理论乐，以天地之理论病理。
大而化之，在十大论断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天文是人文形成的第一坐标。
细细品味，在十大论断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易》《黄帝四经》论证人文的第一坐标是天文；《周髀算经》论历、论数、论勾股定律的第一坐标是天文；《黄帝内经》论医、论病的第一坐标是天文；《德道经》论德的第一坐标是天文；《礼记》论礼、论乐的第一坐标是天文。毫无疑问，天文是中华大地上人文的第一坐标。“天人同文，地人同理。”这是《鹖冠子》的总结归纳。这一总结归纳，客观如实。
2.顺水而上的追溯。群经之首在《周易》，这是历史的结论。新的问题是：《周易》之首在何处？答案是：《周易》之首在天文。《周易》开篇于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由八卦演化而来。八卦—六十四卦—《周易》—儒家十三经与道家三玄，这一序列是否清晰地揭示出了中华文化从源到流的演化，这一序列是否清晰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八卦位于中华元典的源头，八卦位于中华文化的源头。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八卦之外，还有独立意义的河图洛书。在《周易》之中，八卦是圣人的作品，而河图洛书则是圣人效法的作品。河图洛书，应该比八卦更具有根本性。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文化，应该是从八卦、河图洛书这里开始的。
八卦、河图洛书，远远均位于孔夫子之前。八卦、河图洛书“是什么”与“由何而来”的问题，暂不展开讨论，这里引出的问题是：研究中华文化绝不能停止在孔夫子所创建的儒家文化这里。孔夫子这里是中华文化中游，而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二、孔夫子之前的十大奠基之作
1.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读书人喜欢书，喜欢进图书馆。“书”与“图书”，关乎天文，关乎历法。历，远远早于孔夫子。最初的历，是“书”与“图”表达的。
《论语·卫灵公》篇记载了颜渊请教孔夫子如何“为邦”（治国）的对话。孔夫子讲了四条方略，第一条就是“行夏之时”。行，即施行。夏之时即夏朝的历。中华大地上的历，成熟于夏，但并不是起于夏。
历，在中华大地上到底是什么出现的？
《史记》说，黄帝时代就有了历。《史记·历书》：“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这个论断告诉后人，黄帝时代就有了历。
《管子》说，黄帝时代就有了历，但是，历是蚩尤帮助黄帝制定的。《管子·五行》：“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立五行以正天时……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告诉后人，黄帝时代就有了历，而且这里的历是蚩制定出了的。
《周髀算经》与《尸子》共同指出，伏羲氏时代就有了历。《周髀算经》：“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尸子》：“伏羲始画八卦，别八节而化天下。”两个论断共同指出，伏羲时代就有了历。《尸子》告诉后人，伏羲氏时代的历，是用八卦表达的。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有与《尸子》相似的论断。
如果八卦是历，那么河图洛书是什么呢？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流行本《周易》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都有这句话。这里是“图”与“书”的发源地。《汉书》将“图”“书”两个单音词合成了一个双音词——“图书”，《汉书·五行中》曰：“河洛出图书。”从《汉书》开始，中华大地上有了“图书”这一双音合成词。
《周易》中只见其名，不见其形。儒道墨法诸家均说“图书重要”，但未说“为何重要”。秦汉以后只有“是什么”的解释，却没有“为什么”的说明。在中原大地上，河图洛书早已成为千古之谜。万幸的是，彝族文化中同样有河图洛书，而且还完美地保存有对河图洛书的完美解释，彝族文化解释河图洛书，解释在了史前的天文历法上。
在彝族经典《土鲁窦吉》（宇宙生化）一书中，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是以十二月太阳历为基本框架的阴阳合历。以图书解释历法，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符合，与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身份相符合。敬请记住，“图书”一词源于史前远古历法。
欧美大地上有太阳历，伊斯兰世界有太阴历。中华大地上既有太阳历，又有太阴历，还有阴阳合二而一的阴阳合历。
太阳历是以太阳为坐标制定出来的历。太阳视运动在南北回归线之间一来一往为一岁。岁的时间长度为365.25天。
太阴历，是以月亮为坐标制定出来的，十二个月为一年，一年354天。
太阳历、太阴历之外还有北斗历，以北斗星指向东西南北为依据，确定出了春夏秋冬四季。
中华大地上的阴阳合历，以太阳回归年论岁，岁长365-366日。以月亮月亮圆缺论月，月长29.53.以北斗星四个指向论四季，以北斗星指向12地支寅位时定正月。
太阳历论岁，太阴历论年。年与岁，在中华文化源头属于两个范畴。阴阳合历，是太阳历、太阴历合二而一的融合体。阴阳合历，岁的时间长度用太阳（365.25天），月的时间长度用月亮（29.53天）。
就历的种类而论，中华先贤的确走在世界前列。
十月太阳历，冬至过大年，夏至阴旦过小年。粤港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这一说法的答案在远古历法。
阴阳合历显著优点是四季分明，望月知日，易于掌握，易于推测。
从顺序上讲，天文学是人类第一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学。历法是人类第一法，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法。有文字，天文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天文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抽象符号表达的。从亲缘关系上讲，天文学是母亲学，历法是母亲法。以天文历法为基础，演化出了人理、物理、数理的各个学科。
文明标志的历，出于孔夫子之前，是伏羲氏、黄帝、蚩尤这类中华先贤，亦或更早的中华先贤创造的。欧洲儒略历（太阳历），始于罗马大帝凯撒，就历出现的早晚而论，中华先贤的确走在世界前列。
有没有历，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历出现的早晚，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早晚的标志。以历而论，文明的曙光的确最先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确遥遥领先于世界。
源头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不灭，在起点之处的正确与稳固。正确与稳固，体现在三个地方：
其一，坐标是永恒的。阴阳合历第一坐标是太阳，第二坐标是月亮，第三坐标是北斗星。只要天上的日月星还在，优秀的中华文化就不会灭亡。
其二，数据是精确的。太阳回归年一年365.25天，《土鲁窦吉》中是这个数据，《周髀算经》中是这个数据，一直到元朝，郭守敬将这个数据精确为365.2425，并运用至今。上下五千年，以历而论，进步仅仅体现在小数点之后的第三、第四两位小数上。
其三，人文哲理常青。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原始反终，终则有始，易穷则变，阴阳和合，满招损、谦受益，这些由天文历法演化出来的人文哲理，完全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完全能经得起空间的检验。
历，出孔夫子之前，而且远远出于孔夫子之前。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
2.五音六律。音乐，同样是文明的标志。中华文化用礼乐化天下。两大教化内容，乐占其一。尽善尽美的大乐，是孔夫子之前形成的。
孔夫子向颜渊所讲第四条的方略是“乐则韶舞”。韶乐，是舜时代的音乐。《庄子·天下》曰：“舜有《大韶》。”孔夫子曾用“尽美矣，又尽善也”这样的语句来评价韶乐。尽善尽美的韶乐，是舜时代的音乐。
乐从何而来？东西方有不同的解释。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上帝除《圣经》以外赐给人类的第二件礼物。”中华大地的音乐却是天地赐给人类的礼物。乐出天地，《礼记·乐记》有“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论断。天有天籁之音，地有地籁之音。这一论断告诉人们，乐出自然，乐出天地。
乐从何处来？孔夫子只有原则之论，而没有详细的解释。
律历一体。天文观测制订了历，天文观测也制订了律。请看几部经典中关于音乐的论断：
五方出五音。天有天籁之音，地有地籁之音。东西南北中，一方一音，五方五音。《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中有如下论断：“
东方青色……其音角，其数八。
南方赤色……其音徵，其数七。
中央黄色……其音宫，其数五。
西方白色……其音商，其数九。
北方黑色……其音羽，其数六。”
五季出五音。春夏秋冬，一季一音，五季五音，《礼记·月令》有如下之论：“
孟春之月……其音角，其数八。
孟夏之月……其音征，其数七。
季夏之月……其音宫，其数五。
孟秋之月……其音商，其数九。
孟冬之月……其音羽，其数六。”
五方出五音，五季出五音。五方东西南北中，五季春夏秋冬加长夏。一方对应一季，一方一季对应一音。五方五季的对应，实际上是时间空间的对应，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有不同的天籁地籁之音。《管子》《吕氏春秋》中有完全相同于《黄帝内经》《礼记》的论断。
这里的八七五九六五个数，是河图之数。五个数代表了五方五季，也代表了五行五音。河图之中，既有历，也有律。
乐出时令，《周髀算经》有具体定量的解答。《周髀算经·陈子模型》：“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的论断。音律之律，黄钟之声，与时令相关。前面已经谈到，冬至夏至，是太阳回归年的起点与转折点。以太阳视运动为依据，中华先贤创造出了历法，也创造出了音律。冬至，黄钟之声。夏至，蕤宾之声。
《周髀算经》中的历，是十二月历。一月一律，十二月十二律。
详细解释阴阳十二律的经典，是《周礼》。《周礼·春官》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阳声有六律，阴声有六吕。阳声起于黄钟，阴声起于大吕。阴阳十二律和于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阴阳十二律，可以用八种乐器来演奏。调音如何调？阴阳十二律如何和于五个音阶？奏乐的乐器有几种？这些都是大师责任。阴阳十二律，阳声起于黄钟，阴声起于大吕，这是《周礼》的解释。
以阴阳区分律吕的文献，是《汉书》。《汉书·律历上》说：“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一年十二个月，奇数月有六，偶数月有六。阳奇阴偶，十二个月六阴六阳，阳六律阴六吕，律吕在阴阳这里做出了区分。
在《礼记》《吕氏春秋》《史记》与《汉书》中，历律都是一体而论的。在《黄帝内经》中，历律与经络是一体而论的
明世子朱载堉，以历法论音律，将十二平均律重新整理。16世纪，十二平均律传到西方，全世界沿用至今。
阴阳合历，中华民族今天还在用。十二平均律，全世界都在用。中华文化基础的稳固性与常青性，在这里可以得到验证。
这里再举地下两个实例。
例一，八千多年前的骨笛。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八千多年前的16只完整的、鹤类长骨制成的骨笛。七孔的骨笛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这一发现改变了音乐史界曾经认为的中国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的看法。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中的１、２、３、５、６，缺4与7二音。骨笛七声音阶，１、２、３、4.５、６、7七音齐全，一音不少。
例二，战国时期的编钟。1978年，湖北随州市战国曾侯乙墓出土了六十五枚青铜铸造的编钟。敲击钟的正、侧两面可以奏出升、降两个音。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用此钟可以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这是真的吗？”面对编钟，首先怀疑其真实性，是外国人的第一个表现。钟，实实在在，千真万确。怀疑编钟的真实性，实际上是没想到中华先贤会有如此的智慧，是没想到中华大地上会有如此超前的成果。
编钟之钟，有长度，有容量，有重量，有优美之声，度量衡与律，在编钟这里得到了统一；度量衡与律的统一，在编钟这里可以得到验证。
（我们引进西方优美的音乐，西方引进我们的音律标准。我们引进电脑配件，西方引进我们的二进制原理。同样是引进，西方引进的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引进的是由根本衍生出枝叶。中西方相互学习，基本是这个模式。）
3.奇偶之数·直角三角形·圆
谈古希腊哲学，绕不过毕达哥拉斯。谈西方哲学，同样绕不过毕达哥拉斯。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毕达哥拉斯独特的宇宙观；二是独特的贡献。从泰勒斯开始的众多哲学家解释宇宙，都解释在了形下之物上，例如水，例如土，例如水、火、气、土“四根”。唯独毕达哥拉斯解释宇宙，解释在了抽象之数上。谈宇宙，毕达哥拉斯留下了的名言是“一切都是数，数的关键是单双”。独特的贡献是，毕达哥拉斯是西方第一个画出直角三角形并推导出了勾股定理的学者。这两项独特的贡献，奠定了毕达哥拉斯在古希腊与西方哲学的坚实地位。
面对毕达哥拉斯，需要追问的下面两个问题：
其一，中华大地上的有没有“一切都是数”的看法，中华大地上的奇偶之数是怎么产生的？
其二，中华大地上的直角三角形是怎么产生的？中华大地上的有没有勾股定理？如果有，其产生途径与古希腊是否一样？
⑴中华大地上的奇偶之数。奇偶之数起源于何处？起源于阴阳学说。一阴一阳，一奇一偶，阳奇阴偶的完美数理体系，是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基础。
《周易·系辞下》曰：“阳卦奇，阴卦偶。”《黄帝内经·灵枢·根结》：“阴道偶，阳道奇。”
如果奇偶之数起源于阴阳学说，那么阴阳学说源于何处？阴阳学说起源于最初的天文历法，最初的天文历法是用河图洛书表达的。河图洛书是由奇偶之数组成的。汉族、彝族都有河图洛书。
奇偶之数在洛书的布局，形成了洛书之歌：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洛书在彝族文化中称之为“龙书”。龙书，表达的是历，是时间。
奇偶之数在洛书的布局，形成了河图之歌：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
一六北方水（下），二七南方火（上），三八东方木（左），四九西方金（右），五十中央土，这是彝族文化中的河图之歌。彝族文化称河图为“付托”，汉语意思为“阴阳联姻”。
汉族解释河图洛书，《周易》《尚书》只是强调了“如何重要”，但没有解释“为什么重要”。汉代文献解释出了“是什么”，但没有解释“从何而来的为什么”。彝族同胞，保留了远古历法，用远古历法解释图书，既解释出 “是什么”，又解释了“为什么”。洛书表达的是十月太阳历，河图表达的十二月阴阳合历。洛书河图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源头的活水是那样的清澈。
奇偶之数组成的图书，一可以表达时间，二可以表达空间。时空即宇宙，宇宙即时空。奇偶之数可以描述完美的宇宙。用奇偶之数描述宇宙，中华先贤所取得的成果，在世界范围，找不出第二例。毕达哥拉斯虽然说出了“一切都是数”的著名格言，但是毕达哥拉斯并没有用数来描述一切。用奇偶之数描述一切，是中华先贤完成的。奇偶之数描述一切，这一方法始于图书，延续于八卦。
没有奇偶之数，就没有数学。没有数学基础，哲学不能称其为哲学，医学也不能称其为医学。一阴一阳、一奇一偶，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基础。阴阳奇偶，既是哲理基础，又是数理基础。
⑵关于直角三角形。中华大地一有直角三角形，二有勾股定理，三还有勾股定理的证明，而且发现直角三角形的途径与毕达哥拉斯完全不一样。
中华先贤在立竿测影的过程中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竿为股，影为勾，竿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
毕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是在纸上画出来的，而中华大地的直角三角形是空间中形成的——中华先贤在立竿测影时发现了直角三角形。立竿为勾，影长为股，竿影顶端相连为弦，这里的直角三角形不是在纸上画出来的，而是在空间中形成的。同样是直角三角形，发现的途径却不同。
纸上画直角三角形，画一个是一个。空间中的直角三角形，日影一动就是一个，一天之中，随着日影的变化，可以产生亿万个直角三角形。如此不同，是不是另一个不同？
最早记载直角三角形的经典，是《周髀算经》。《周髀算经》说，大禹治天下，广泛运用了直角三角形。运用直角三角形测远、测高、测深。
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在《周髀算经》中叫商高定理。是一位名字叫商高的，对周公解答了“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的直角三角形定理。所以，在中华大地上的勾股定理又称“商高定理”。“商高定理”并不是起于商高，按照商高说法，直角三角形与勾股定理始于大禹。利用直角三角形，可以测高，可以测深，可以测远；直角三角形成方，可以成圆……大禹治理洪水、治理天下，利用直角三角形与勾股定理解答了很多天下难题，用商高的话说是：“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大禹远远早于毕达哥拉斯，按照商高的解释，中华大地上的直角三角形与勾股定理应该产生在远古时期。商高是直角三角形与勾股定理的传承者，而不是创造者。按照商高的解释，勾股定理应该定名为“大禹定理”。
关于直角三角形与勾股定理，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解释在了洛书的阳数里。洛书的阳数为：1、3、5、7、9。五阳数相加为：1+3+5+7+9=25。25，恰巧满足勾股定律的结果：32+42=52=52。
⑶圆。毕达哥拉斯的直角三角形没有与方圆相联系，而中华大地上的直角三角形，合而成方，围而成圆。三角形关乎方圆，这是中华先贤与中华元文化的又一独特之处。
立竿测影，竿为勾，影为股，竿影两端连线为弦。竿与影构成了直角三角形。这个直角三角形，是动态的。动态的直角三角形，一天之中在地表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椭圆。
太阳视运动，一年之中，在天空留下的痕迹同样是一个椭圆。
宇宙的运动，运动的宇宙，其轨迹实际上都是椭圆。直线运动，运动直线，是局部的。全局之中，没有直线，只有椭圆。 “匀速运动的直线”，在宇宙间并不存在。
4.度量衡。度量衡，在科学史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英国学者W.C丹皮尔在《科学史》开篇处指出：人类文明是从东方的中国、巴比伦开始的。
丹皮尔认为，度量衡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标志。丹皮尔举例说明的时候，所举的例子巴比伦的度量衡。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国王的敕令中出现了度量衡。公元前2500年，相当于孔夫子所处的时代。而中华大地上的度量衡，是远在孔夫子之前出现的。
最早记载度量衡的经典是《尚书》。《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这句话有三重含义：
其一，音律与度量衡均产生在舜之前；
其二，是舜第一次统一了音律与度量衡；
其三，音律与度量衡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
在《十大算经》与医学典籍中可以看到，创立度量衡，中华先贤采用多种方法。其中最简洁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一粒粟米确立了量、度、衡的基本单位：米长为度，米广为量，米重为衡。西方还“没有”的时候，东方已经“有”了，“有没有”是一种差异，提前“有”也是一种差异，东方提前“有”的，西方还没有，同样一种差异。
数，是度量衡的基础。数在先而度量衡在后，关于这一点，《汉书·律历志》的解释是：“《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虞即舜，《虞书》即《尚书·舜典》也。在《汉书》的解释里，数起伏羲氏，度量衡在数之后。从人物上说，在度量衡在舜之前的黄帝、尧之间。
5.阴阳五行·天干地支
阴阳五行、天干地支，这是孔夫子之前的伟大成果。
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是源于天文，奠定于历法的完美学说。因为失传了十月太阳历，致使这一学说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只有十月太阳历，才能解开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其然与所以然”的奥秘。十月太阳历，我们汉族失传了，彝族同胞还保存了十月太阳历。
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季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达。五季始于木而终于水，一行72天。五行即五季，五季即五行。——五行学说，起源十月太阳历。
五个季节生生不息，首尾相连，周而复始。木季所生之物金季成熟，火所生之物水季成熟。其他以此类推。——五行生克之哲理，起源十月太阳历。
十月太阳历一行两个月，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年之中，一三五七九月为阳，二四六八十月为阴。奇偶即阴阳，阴阳即奇偶。奇偶阴阳之分，划分出了阳木阴木，阳金阴金，五行依次类推。——五行的阴阳属性之分，起源十月太阳历。
一年分暑寒两截，两截之中寒为阴、暑为阳。一天分昼夜两截，两截之中夜为阴、昼为阳。——阴阳学说，起源十月太阳历。
一年十个月，月序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表达。——十天干，起源十月太阳历。
一月36天，分三旬每旬12天，日序用子丑寅卯辰巳戊未申酉戍亥来表达。——十二地支，起源十月太阳历。
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一系列千古难题，彝族文化用最初的十月太阳历做出了完美完整地解答。
阴阳五行学说，在源头文化中，在诸子百家与各个学科中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运动，一直在否定阴阳五行。
百年来的文化批判者，没有追问两个应该追问的问题：
其一，如果阴阳五行毫无道理，会赢得儒家道家法家的共同尊重吗？会成为《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吗？
其二，会赢得儒家道家法家的共同尊重阴阳五行，到底起源于哪里？
不懂天文历法的文化批判，经不起时间考验。
6.天文三线·时令四点（归纳与推理）
何谓天文三线？南北回归线与赤道线。
何谓时令四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
天文三线与时令四点，是中华先贤所创造的重大的、基础性成果。这一成果，是在孔夫子之前取得的。
最早记载天文三线的经典有《周髀算经》。天文三线，在《周髀算经》中是以外衡、内衡、中衡出现的。
最早记载时令四点的经典有《尚书》《逸周书》《周髀算经》《黄帝内经》，之后的《礼记》《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中都有记载。实际上，洛书已经分出了冬至与夏至，河图已经分出了春分秋分。
天文三线与时令四点是如何发现的呢？是立竿测影发现的。
立竿测影，日影最长点是冬至点，冬至点在南回归线上；日影最短点是夏至点，夏至点在北回归线上；日影的中间点是春分点与秋分点，春分点与秋分点在赤道上。——四点在此处成立。
垂直于日影长、短两个顶端的两条直线，实际上就是两条回归线——日影长的一端是南回归线，日影短的一端是北回归线，日影的中间点是赤道线。——三线在此处成立。
天文三线与时令四点的发现，有着多重重大意义：
其一，确定了阴阳两极。太阳相交于南回归线，为冬至。太阳相交于交于北回归线，为夏至。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冬至与夏至，实际上是阴阳两极。阴阳两极可以用十二地支的子午两支来表达。阴极在子，阳极在午。一寒一暑，一阴一阳，规律地循环在两极之间。阴阳两极，是太阳视运动的两个端点。
其二，确定了阴阳两个平分点。太阳视运动，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南来北往一次，即一个太阳回归年。南来相交于赤道为春分，北往相交于赤道为秋分。一年之中，只有春分秋分这两天昼夜平分。昼夜平分即阴阳平分。平分有公平公正之义。《汉书·五行志》：“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为什么“春秋”可以喻历史，春秋公平公正也。为什么“冬夏”不能喻历史，冬夏偏颇也。冬至夜长而昼短，夏至夜短而昼长。
其三，确定了一阴一阳的无限循环。所谓太阳回归年，指的是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循环往复。“一年分两截，两截分阴阳。”在彝族十月太阳历中，一年有阴年阳年之分。从南回归线到北回归线，这是前半年。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这是后半年。前半年为阳年，后半年为阴年。阳尽阴来，阴尽阳来，阴阳的特征是无限循环。
其四，确定了阴阳转换的三大基本形式。无限循环，圆周运动，不匀速，是阴阳转换的三大基本形式。阴阳转换，无限循环。无限循环，轨迹为椭圆。365 -366天，这两个数据说明，椭圆的运动不是匀速运动而是不匀速运动。椭圆中应该有一阴一阳两个焦点，而不是一个焦点。
其五，确定了可以定量的后天之道。《周髀算经·陈子模型》：“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
《周髀算经·陈子模型》：“阴阳之修，昼夜之象。昼者阳，夜者阴。”
《周髀算经·日月历法》：“阴阳之数，日月之法。”
《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
《后汉书》以太阳论岁。《后汉书·律历》：“日影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成岁。”立竿测影，日影的最长点为天度之端。日影从端点出发再回到端点，如此一周即是一岁。《后汉书》的这一论断，是以太阳历论岁的。
其六，
7.自然演化的宇宙观。有生生之物必有生生之源。“宇宙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是每一种文化必须回答的第一问题。
谁为生生之源？上帝。《圣经》如是回答。
谁为生生之源？大梵。《奥义书》如是回答。
谁为生生之源？真主。《可兰经》如是回答。
谁为生生之源？太极。《周易·系辞上》如是回答。
8.无限循环的时空观。
金木水火土五季，对应于东西南北中五方；五季属于时间，五方属于空间；时间是万物生长的尺度，空间万物生长的场所；阴阳五行构筑起了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
日行一度，历中一天。太阳周天365. 25度，回归年365.25天。度论空间，天论时间。时间与空间，上关乎天文，下关乎万物。万物衍生之前，时空两位一体。万物衍生之后，时空物三位一体。人出现之后，时空物人四位一体。时与空一不远物，二不远人，这就是中华先贤所建立的时空观。牛顿绝对时空观，至于爱因斯坦，而源头中华先贤所创建的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至今没有遇到任何挑战。
9.以道论之的方法论。
从研究生生之物开始，最终找出了生生之源——道，然后站在生生之源高度上去论证一切问题，去进行文化、器具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中华元文化中所隐藏的思维方式。道为生生之源，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之为“以道论之”。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学科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经验的局限。
以道论之，可以超越地位的局限。
……
罗素的“像上帝那样去看”，中华元文化中的以道论之。罗素说到的，中华先贤与先秦诸子早已做到了。
3.以道论什么？一是论根本问题，二是论文化创造，三论器具发明。
以道论之，论根本问题。中华先贤以道论之，第一是论出了生生之源；第二是论出了人生坐标；第三是论出了发明创造的坐标。
前面已经谈过，宇宙与人生，是人类先贤所论述的两大问题。中华先贤除了这两大问题之外，还多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发明创造。
道生天地，生万物，生男女。探索生生之源，希伯来先贤找到了万能之神，中华先贤认识了自然之道。在造物功能上，中华元文化里的道与希伯来文化中的神一模一样。
谁有资格成为人的终极坐标？只有造物主才有资格成为人的终极坐标。在这一问题上，中华元文化与希伯来文化、西方文化完全一样。
希伯来文化、西方文化以神（上帝）为造物主，所以，以神理为人理之坐标。中华元文化以道为为造物主，所以，以道理为人理之坐标。不一样的是，兄弟民族视造物主为人格神，而中华先贤视造物主为自然存在。道是“如何做人”的终极坐标，做人应该讲道理。
以道论之，论文化奠基之作。请看以下实例：
河图洛书，由一奇一偶、一阴一阳所组成。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界定，图书显然是以道论之的作品。河图洛书本身，表达就是道理。河图洛书由阴阳构筑，阴阳学说发端于此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图书之后后贤的归纳。
太极，由一奇一偶、一阴一阳所组成。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界定，图书显然是以道论之的作品。
八卦，由一奇一偶、一阴一阳所组成。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界定，图书显然是以道论之的作品。
六十四卦，由一奇一偶、一阴一阳所组成。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界定，图书显然是以道论之的作品。
图书、太极、八卦、六十四卦组成了《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界定本身就出于《周易》，《周易》显然是以道论之的作品。
中华文化源头的奠基之作，与以道论之密切相关，这里没有以神论之，更没有什么以君论之或以权威论之，真诚地希望读者能够记住这一点。
以道论之，论器具的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下》所记载的史无前例的器具，都是在卦理基础上发明的。卦理即道理，在道理的基础上进行器具的发明创造，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所树立起的榜样。这一榜样，一可以超越时间，二可以超越空间。这一榜样，具有永恒意义。
发明创造，不能不讲道理。违背道理的发明创造，是付出代价的。违背道理的程度越深，付出的代价越大。这一问题，下面专题讨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问题。“各从其类”，这是《周易》所主张的道理，也是《圣经》所主张的道理。所谓“各从其类”，即禽从禽类，兽从兽类，鱼从鱼类，果从果类，谷从谷类……吃草的、吃肉的、吃米的，必须遵循此哲理此原则。英国用骨粉喂牛，这违背了“各从其类”的哲理。疯牛病，就是违背“各从其类”所付出的代价。美国人所进行的转基因，严重违背了“各从其类”的道理，转基因工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诸子百家，所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但是论证问题的依据却是相同的。道，是诸子百家的立论基础。以道论之，是诸子百家的论证方式。儒家以道论礼，道家以道论德，兵家以道论兵，阴阳家以道论历……在诸子之前之后的中华大地上，茶有茶道，剑有剑道，棋有棋道；品茶者论道，舞剑者论道，博弈者论道，这些都是“以道论之”在各个领域的延续。
10.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
三、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从源头上看，我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两大重要区别：一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二是在天地起源问题上没有造神。发明创造的哲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天地万物演化的哲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先谈“器”。《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一出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丰美的，里面应有尽有。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人为黄金一代，黄金一代的人在神的恩赐下过着与神一模一样的幸福生活。亚当、夏娃与黄金时代的希腊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都不需要动手动脑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不但没有伊甸园，而且还面临着这样恶劣的局面：天上有漏洞，地上有洪水，水中有蛟龙；日常生活中没有火，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衣裳，没有车船……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需要人去补天，需要人去治水，需要人去除蛟龙之害，需要人去取火、去筑巢、去发明衣裳、去创造车船、去种植五谷……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开端之处，出现的是一系列有关发明创造的人和事：《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女娲补天”的故事，《管子·轻重戊》、《韩非子·五蠹》中有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的故事，《周易·系辞下》记载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书契的故事，《尚书》与《诗经》中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记载了后稷培育五谷的故事……万能之神没有光临中华大地，没有降福于中华民族，幸福生活必须由自己来创造。创造幸福生活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纯粹用体力；二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中华先贤所走的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的道路。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之时，东方的燧人氏早已用智慧从木头上钻出了火。不同故事，反映出了不同的行为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征。动脑动手发明出各式各样的器，然后用各式各样的器与克服生活生产中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从《管子》、《易传》、《韩非子》中可以看出，每一件新器具的出现都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每一件发明创造都会推动天下向前进一大步。中华先贤把一切先进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简称为“器”。商朝之前的贤哲迟任，就明白了一个条哲理“朋友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所以，《尚书·盘庚》中留下了一句常看常新的格言——“人唯求旧，器非求旧唯新”。经验可以导致新的发明创造，哲理同样可以导致新的发明创造。如果说经验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偶然性、单一性的话，那么，哲理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前瞻性、系列性、循序渐进性与触类旁通性。所以，中华先贤既重视具体的发明创造，更重视发明创造哲理的总结与归纳。《周易·系辞传》中出现了发明创造的系统哲理——“尚象制器”。一个“象”字具有双重重要意义，一是天地万物所表现出的形象之象，二是从形象之象中所归纳出抽象之象——卦象。形象之象大到天地，小到猫、狗、鱼、蛇以及一花一叶；抽象之象有太极、有八卦与六十四卦。形象之象千奇百怪且日新月异，抽象之象包罗万象简单而深邃。所谓尚象制器，就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本身以及这两种象所揭示出的原理去进行新器具的发明创造。
再谈道。同时打开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悠久的几部经典，第一页上的问题几乎是一个问题，即天地万物与人的来源问题。犹太人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阿拉伯人的祖先用唯一的真主回答了天地起源问题。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作了万物的本源。释迦牟尼以内因之因与外因之缘这两种因素解释了万物起源。唯有我中华先贤则用阴阳两种抽象符号解答了天地起源问题。阴阳先是以两爻的形式出现的。文字出现之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在《周易》里可以看到，天地万物形成于阴阳两种元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阴阳两爻的有序变化，变出了八卦，变出了六十四卦；二是数字上的有序变化，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三是文字中的有序变化，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道和上帝在造物功能上就有相同的意义，这里就是生生之源。中华先贤面对茫茫宇宙问“为什么这样”，答案中没有万能的上帝，而是给出了一个自然之道。——道，是宇宙观
正如《圣经》主张人法上帝一样，中华文化主张人法道。《圣经》与《周易》的表达方式不同，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只有生生之源，才有资格成为人的效法对象。“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如是说。“人法天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如是说。道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中华先贤面对茫茫人生问“应该怎样”，同样结论在一个“道”字上。——道，又是人生观。
生生之道之中既蕴涵有如何做人的道理，又蕴涵有如何做事——发明创造的道理。上帝反对人的一切发明创造，人至今不能、永远不能赎清的原罪，就是因为老祖母利用无花果制造了最简单的衣裳。同样的人，不同的语言，是因为造通天塔被上帝惩罚的结果。道不但不阻止人的发明创造，而且从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内启迪人们去尽情地进行发明创造。道、器之间是可以转化变通的。《周易·系辞传》两次谈到阴阳之道与制器之间的源流关系：其一，“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在认识道、崇尚的道的基础上，运用道所揭示出原理创造器，这是源头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大地上最早产生出的天文学、礼乐、中医学、中药学、军事学、建筑学、数学、围棋以及炼丹术即基础化学均是以阴阳之道为母源。道，既可以化出文明之人，又可以化出先进之器。——道，是文化与科学的统一体。
道之理体现在昼夜变化之中，体现在春夏秋冬四时循环之中，体现在草木鸟兽繁殖成长之中，体现在选贤任能的有序更替之中，体现在自强不息的求新之中，体现在事物先后秩序之中，体现在理论的创建与器具的发明创造之中……文字中的变化之道告诉人们一种与时偕行、易穷则变、唯变所适的思维方式。更为奥妙的是，变化之道还体现在阴阳两爻的无穷变化之中。阴阳分裂而变是变化的法则。法则是一定的，但阴阳交互变化的方式是可变的。阴阳两爻在八卦中的位置稍有移动，就会引起无穷的变化。中华先贤名下之所以记载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与这种变化的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从本源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正是这个“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先进的、文明的、强大的中华民族。
四、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状态与文化有关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先后两种截然相反状态——先进与落后、强大与挨打——说明了中华大地先后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即孕育先进的文化与孕育落后的文化
如果说，“道器并重”的文化是孕育先进的文化，那么，可以推理出与之相反的文化即孕育落后的文化为“无道无器”的文化。至此，一个需要认真追溯的新问题产生了：“道”、“器”两字到哪里去了？笔者的答案是：一个“器”字失传在老子这里，一个“道”字变质在董仲舒这里。
老子崇尚道而反对器。老子认为一切先进器具都是有害的，所以，既反对使用现有的器，也反对再发明新器具。老子把“追求什么与反对什么”的两个目标清楚地写入了《道德经·第80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老子最高的理想。问题严重的是“你不往并不等于他不来”。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如此“小国寡民”根本不可能长久存在。《周易》爻辞里，多处记载了战争；六十四卦中有象征军队与战争的《师》卦。战争可以是与外族的战争，也可以是内部的战争。《师》卦的排列位置非常有意味——《需》、《讼》、《师》，《需》卦象征饮食之需，《讼》卦象征诉讼，这一排列顺序隐含了这样的哲理：饮食物质分配不公会引起诉讼，诉讼解决不了问题会引起战争。《易》理告诉人们，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防止战争、保卫天下和平最有效的手段是发明出先进的自卫武器，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没有先进的“弧矢之利”，就没有威慑侵略者的天下之威。中外历史证明，《周易》关于用先进武器制止战争的哲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四大文明古国，均遭受过外族的侵略。古埃及与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古希腊先后多次被外族所侵占；坚固万里长城，并没有挡住成吉思汗的铁骑；慈禧太后并没有到八国去，并没有影响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科威特一日之内被伊拉克占领，美国几日之内进入了巴格达，无数事例证明，没有先进的自卫武器，无论是寡民之小国，还是庶民之大国，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老子开口反对器，孔夫子也闭口不谈器，两位贤哲都主张对人、对天下都应该文而化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两位贤哲的家乡——齐、鲁与楚统统屈服在了暴秦的长矛之下。只有道与礼，没有“以威天下”的器，结局就是如此之结局。秦赢政吞并楚与齐、鲁，距老子出关的时间距离并不远。
一个“器”字被老子所否定，中华文化在老子这里就发生了残缺，“道器并重”的文化变成了“道器分离”的文化。“器”字的失传，使一切发明创造失去了在理论中崇高地位，以至于后来大多数读书人完全忘记了能够与道并列并重的一个“器”字。
一个“道”字变质在董仲舒这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写到：“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正是这里，把“一阴一阳之谓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
道的变质，使中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中华先贤创立阴阳之道的目的，首先是解答宇宙发生论的，其次是解答人生参照坐标的。阴阳虽然名字上两分，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书中以及皇帝面前反复说过一句非常荒谬的观点：“阳常居大夏而生育长养万物，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样褒阳贬阴的谬论，与《易》理相背了十万八千里。中华先贤以阴阳之道论人际关系，强调的是合和、平衡、互助、有序。董仲舒以“阳为阴纲”论人际关系，论出的是三条大纲，“三纲”强调的是奴隶式的服从与屈从。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华大地上之所以产生周而复始、循环不休的灾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源之道的变质。因篇幅限制，详细的讨论本文不能展开，此处仅就道与君、道与人的关系谈两点看法：其一，本源之道，位于君王之上。为君之前，要接受“选贤与能”的检验。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都是以贤者、能者的身份进入经典、进入历史的。为君之后，政绩的优劣要接受“道”的评判，一旦被批评判为“无道”，那么，君王之职就失去了合法性。而变质之道，道等同于君王。“三纲”之道，体现在对君、父、夫的服从上，首先体现在对君王的服从上。变质之道首先使天下人失去了对贤者、能者的选举权，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像无赖刘邦那样的胜利者以及像刘阿斗那样的具有帝王血统的低能者；其次，使天下人失去了对君王的评判权。夏之后的家天下，虽然延伸在实际之中，但并没有在文化中得到认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把家天下放在了与天下为公的对立面，墨子在《尚贤》中反复强调应该选择贤者为天子，孟子也多次强调君权应该民授。“三纲”之道，使天下人彻底忘记了“选贤与能”，使家天下在文化中找到合法的地位。其二，本源之道育人，育出的是求新之人，育出的是自强不息之人与表里如一之人。求新之人、自强不息之人不依赖上帝之恩赐，会用智慧取火，会用智慧筑巢，会用智慧创作八卦，会用智慧创作历法与历，会用智慧制作各式各样的先进器具以及五谷良种。表里如一之人，可以以道、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判断君王政绩的优劣，然后心口一致地去歌颂、去批评。《诗经》之诗，是表里如一的人做出来的。即使上帝有过，《诗经》时代的人民照样敢于批评。“三纲”之道育人，育出的是奴性之人，育出的是墨守成规之人，育出的是表里不一之人。“三纲”之后，中华文化里多出了这样三句格言：“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三句格言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愚忠之臣、愚孝之子与愚顺之妇。历朝皇帝面前的歌颂者，往往是口蜜腹剑的小人。廉价的歌颂，真实目的是满足私欲。“三纲”严重束缚了人的求新欲望，以至于墨守成规成了时尚。器的转化与变通，“三纲”根本没有涉及，直接后果则是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原创性发明创造越来越少。
董仲舒所创建出的道与本源之道相比，有真伪之别。伪道被整个中华民族接受之后，实际上就等于整个民族已经丢失了本来的文化。
五、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