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化（internalize）”在心理学上不是个新名词，它是法国社会学家图尔干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指人通过认知将外部事物转化为内部思维的过程，其主要含义是指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化。用叙事心理治疗的语言来说，就是个人按照文化中的支配故事框架建构和诠释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也就是充满问题的自我叙事形成的过程。
个人或者一个文化团体（community）在理解过去和构想未来的时候，通常要依据自己所在的文化中的支配故事，以此作为基本的框架。这种基本的参考框架在解释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是被默认的，所以往往不容易进入个人或者文化共同体的意识。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旅游者来到一个小山村，他见到一个牧羊娃，于是问他，你放羊是为了什么？答：为了娶媳妇。你娶媳妇是为了什么？为了生小孩。你生小孩又是为什么？牧羊娃想一想，答道，还是放羊。牧羊娃的回答受到了这位旅游者的耻笑。但是这位牧羊娃的生活，是否仅仅是一个愚昧的特例？
在希腊神话中，那位叫做西西弗斯的大力神因为触犯了诸神，被罚将巨石推到山顶，而由于自身的重量，巨石总还是滚下去，西西弗斯不得不下山再往上推。诸神觉得没有比这种机械重复、无休无止的劳动更严厉的惩罚了。而西西弗斯则乐此不疲，用每一个坚实的脚印状写自己不懈的追寻与充实的人生。这个神话故事成了执着的精神象征。
放羊娃的牧羊事件和西西弗斯的巨石，是否可以当做是对人生的抽象？放羊娃在建构和诠释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在他看来只有这种框架可以参考——这是他的父亲、父亲的父亲乃至更早的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放羊娃那么幸运，他们所参考的框架可以有很多种可能，他们有更大的叙事空间，但也因此丧失了做叙事者的力量。很多人在嘲笑放羊娃的狭隘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也在放羊。
有一位老师曾经问他的学生：“为什么上学？”学生回答为了上大学。又问，为什么上大学？回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再问，什么叫更好的发展？回答是找好工作、买车买房、找好对象、生好孩子。接着问，为什么要生孩子？回答是：让他上大学。
当这种基本的叙事框架被内化之后，个人不再思考自己的生活意义从何而来，只是觉得一切自然而然。当这种参考框架内在的矛盾显现出来的时候，个人的叙事就会出现困境。当于新生将电脑控制的神话作为解释生活体验的基本框架之后，他便不再去思考其他解释是否可能。所以他说：
“书上不是说电脑能控制手术刀，能做很精密的手术吗？我觉得既然能进入人的身体，当然就能进入人的大脑了。那么肯定能控制人的思维了。”
但是这种结果又不是他所希望的，他当然希望事实不是这样，但是又分明“感到”事实是毋容置疑的。于是他的叙事触礁了，急切希望有种更权威的力量可以满足他的那种奢望。
“嗯。”
“你说到底能不能？你见识比我广。肯定知道。快说啊。”
于新生的问题故事出自他内化了的电脑神话。这是各种具有内化作用的话语作用的结果。
“话语”本来是一个现代语言学的概念，指构成完整单位的、大于句子的语段。正如托多洛夫所言：“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学派最早把这个术语应用到文学批评之中，如新批评学派所谓“小说话语”和“诗歌话语”的区分。新批评学派认为各种“话语”自身内部存在着可被发现、界定、理解的特性，因此“话语”确立了文类特征并标明了此一文类与另一文类的差异。这种观念显然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色彩。而在法国著名的后解构主义者福柯那里，“话语”就不是一个纯粹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福柯把以往那种话语的形式分析转移到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历史研究上来，从而赋予了话语概念一种崭新的含义。
在福柯那里，话语是一种实践活动，在书写、阅读和交换中展开。在福柯看来，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性话语、法律话语、人文知识乃至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都是如此。今天，人们一般认为，福柯是把“权力”引入话语分析的第一人。但福柯自己却把话语权力概念的发明上溯到尼采，认为正是尼采首次把权力关系视作哲学话语的一般焦点。的确，尼采在《权力意志论》中曾经宣称：知识是作为一种权力的工具而起作用的。尼采这种知识观念以及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这正是福柯把自己称作“尼采主义者”的根本原因。福柯拓展了尼采的思想，正如周宪所说，福柯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论的批判，即通过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分析，揭示构成特定时代话语规则的内在结构，以及这个结构与权力的关系；二是把这种分析系统用于历史的批判，通过对不同时期话语不连续性的断裂分析，来揭示知识的结构和实践的策略。”
尼采和福柯的“知识/权力”或“话语与权力”论述颠覆了传统的知识论和真理观。以往所谓的“客观知识”变得十分可疑，甚至连“真理”也只是某种话语陈述。福柯深刻地阐释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共谋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这种观念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语言，对语言与社会环境、权力系统、社会理性运转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看法。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认同福柯的话语权力论述：一方面，知识是权力生产出来并加以传播的，其功能在于为权力运转提供某种形式的“正确”规范；另一方面，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又再生产着权力。人文科学的所有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教师和学生都参与了这种话语权力体系的建构，他们都利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来掌握某种话语权力。所以，所谓普遍真理和言说普遍真理的普遍的知识分子都是不存在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福柯的话语权力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较早介绍福柯思想的是徐崇温、孟悦等人。1986年，徐崇温出版《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初步介绍了“权力思想家”福柯的话语权力论述；1988年，孟悦等人的《本文的策略》则评述了福柯“话语与权力”概念在文学批评上的应用。但是，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启蒙主义为主潮，人们的兴趣和视线集中于康德的主体性思想、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韦勒克的“内部研究”的形式派文学理论上。因此，福柯对启蒙主义和主体论以及结构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并未引起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权力”概念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与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思想转型直接相关。在人们从对启蒙的热情转向对启蒙的怀疑的过程中，福柯的论述引起了思想界的浓厚兴趣。
在这里话语概念的内涵通常是指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假设方式，相应地出现一定的语言习惯，通常出现在特定的社会团体中。伯格和拉克曼曾经论述任何主观的存在都是通过“习惯化”的过程变成“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包括自我。自我的形成是公共场合下的对话的结果。社会舞台上的对话使得一些行为、信仰和态度公开化，然后通过习惯化的过程把这些行为方式、信仰和态度接纳下来，并且制度化，从而形成社会现实。而这种社会现实又会在社会舞台的进一步对话中为社会成员提供理解自己生活体验的参照系，成为他们建构自己的生活叙事的模版。因此很多从文化中，从制度化了的对话中衍生出来的一些预设会让人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身份、人格或者不可避免的条件限制。其实这些让人把问题内化为自己本身的一部分的各种假定本身也需要进行仔细的审视。怀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外化具有内化作用的话语”（怀特，1995，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