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报 | 孟繁华
“苏武牧羊”的故事，应该是流传最为广泛的历史故事：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大臣苏武等为使者出使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由于汉朝降将鍭侯王的反叛，单于大怒，扣押了苏武等人，劝其投降。苏武宁死不屈，坚决不降，被迫沦为匈奴的奴隶在茫茫草原上放羊，19年后才回到汉朝。这是对“苏武牧羊”最常见的释义，也可以看作是对一个真实历史故事的解释。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久远、历久不衰，与苏武的气节、操守、坚韧等个人品格有直接关系。因此，以苏武为题材的各种体裁的文艺创作也历久不衰。
现在，我们读到的曹文轩的儿童长篇小说《苏武牧羊》，小说的基本内容以历史记载为依据，但他用作家的想象创作了一个当代的苏武形象。我们都了解，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新的叙事，都有时代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这样的意义上，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才能够成立。因此，“苏武牧羊”故事的再讲述，一定与当代有关。曹文轩是一个古典美学的守护者，《苏武牧羊》无论故事还是人物，完全契合他古典美学的趣味和理解。因此，这个题材应该是曹文轩思忖良久深思熟虑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历史故事本身很完整，即便经过历史久远的流播，苏武的形象依然保留得完好无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创造出新的苏武形象，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在我看来，小说除了以小羊“星星”的口吻叙述之外，更是以当代的视角、思想、情感塑造了苏武的形象。曹文轩在重新阐释苏武的气节、操守的同时，在与自然条件的险恶作斗争、争取生存的艰难环境中塑造了苏武外，更以情感的深度塑造了苏武多情重义、有情有义，既有家国情怀、也有儿女情长的“现代”形象。在苏武威武不屈、生死无惧的性格中，在与自然和生存危机的考验中、在与卫律、阿云、李陵、匈奴王弟弟、儿子大国的诸多人物关系中，通过诸多细节“发现”了苏武的善，苏武的“亲生命性”等。
阿云姑娘是小说为塑造苏武的“当代性”设置的人物。这是一个美丽、多情、温婉又彬彬有礼的女子。她爱上了苏武，嫁给了苏武，也为苏武生下了儿子大国。最后还要经受与苏武的生离死别。一个女性的隐忍和强大，就在那无声的善和爱的给予中。苏武的善不仅体现在他与妻子阿云、儿子大国的关系中，这种亲情关系是善难以涵盖的，苏武的善更体现在他的“亲生命性”中。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把这种温暖又朦胧的感觉称为“亲生命性”，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这种亲生命性，首先是对人——也就是对同类的亲善，同时包括人与自然的联系，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威尔逊从两个基本原理出发，推演出社会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第一，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因此，动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百万年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通过遗传、变异、演化而来的。换言之，动物行为也是进化的产物，也具有自己的进化历史。第二，一切生物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每个个体都不过昙花一现，唯有基因可以长存不朽。而“亲生命性”，就是人类通过演化的社会基因。苏武为生存，在让人绝望的严冬，在不毛之地的北海，只能挖掘鼠洞寻找鼠类冬储的食物，但鼠类一定绝望了。这时的苏武承诺，一定还给鼠类同等的食物。当苏武种植的燕麦收获之后，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那些被挖掘过的鼠洞前，都留下了的燕麦；苏武对他的以“星星”为代表的101只羊的关怀备至，更是感人至深。这些羊是他的伙伴，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人迹罕至的北海，共同体的生命一起见证了生命的不可战胜、生命的伟岸和坚不可摧。
在苏武与卫律、李陵的关系中，表现了苏武的宽容、大度。特别是与李陵的对话，苏武并不因李陵的气节而居高临下。友谊在严寒中仍散发着暖意，他信任地将妻子儿子托付于李陵，也答应帮助李陵照料宅子中的那棵银杏树。苏武的气度和大度通过这样的人物关系一览无余。另一方面，作者写了坚忍不拔、威武不屈的苏武，也写了作为人的复杂性的苏武。比如，有一天他甚至对小羊“星星”说：“我跟你老实交代吧，最近一些日子，我会在一天的某一时刻忽然想到：算了，我带着你们走吧，一直走到匈奴王的大帐，然后低着头对他说：‘大王，我降了！可是……”他用力握着节杖，在我面前晃动着，“它在我手上，我不能！我不能啊！”他顿时泪水滚滚。苏武会有这样的时刻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曹文轩将苏武作为一个人塑造时，是完全合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苏武作为一个可以感知的、有血有肉的文学人物才更可信也更可爱。在这一点上，苏武有了更深的情感。对小羊“星星”的怜惜、照顾在情理之中，用阿云的话说，“这小羊通人性”，对鼠类的怜惜似乎有悖常理，但鼠类也是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
除去现实关系，更重要的是，作家用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苏武的“亲生命性”。或者说，这是曹文轩在《苏武牧羊》中的一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