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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深圳,想告诉我们什么?

时间:2022-08-30 14:12:10 热闻 我要投稿

8月26日,深圳42周岁,微信朋友圈刷屏为她庆生。深圳此刻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2015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发文称,自1959年世界第一自由贸易区在爱尔兰香农机场设立以来,全球已有4300多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文章总结世界多国特区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归纳了两点重要经验:

首先,只提供财政刺激(比如免税),虽有助于特区的启动,但并不能起到持久作用。

其次,必须在足够的政治监管和摆脱政府官僚主义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过多的来自中央的干扰,会压制试验探索的机会。 有理由担心日本新特区会失败,因为中央政府不愿冒犯既得利益,而拒绝放松管制。

以上两点都是成就“深圳奇迹”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止于此。我以23年的亲身经历和亲眼观察研究,再补充几条。

第一,先解放头脑,才能解放手脚。

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论和”姓资姓社“等著名论断 ,以及“ 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的重要提醒, 让大家解放思想,挣脱束缚,放下包袱,这是必须放在首位的原因。

我父亲1982年由单位派驻深圳工作,那时牛仔裤、“蛤蟆”镜、电子表、自动伞、彩电、录音机、邓丽君磁带、日本摩托车等新事物,像潮水般从深圳涌入。父亲每次从深圳回邯郸探亲,都给家人朋友带回这些新玩意儿,讲述那里发生的新鲜事。

当时也有很多人看不惯, 小平同志就说“打开窗户,新鲜的空气会进来,苍蝇也会飞进来”,鼓励大家包容不完美,拥抱 新事物。

第二,做服务型政府,积极为企业和市民解决问题。

政府更尊重企业家,重视创业者,和很多城市相比,官员更显得没架子,愿意谦和地倾听企业诉求,主动积极为企业解决问题。市长经常带着各委办负责人到企业开现场办公会,一站式解决问题,甚至特事特办。 因为他们深知,深圳这座城市要靠纳税人养活的,没有他们,哪有充足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医疗,繁荣文 化生活。

政府重视民意,主动倾听市民意见。我亲身经历过政协委员在会上直接给政府提建议,官员虚心倾听,认真回复解决。

有一场写入深圳历史的对话,绝不应被忘记。 2002年11月,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名,发表1.8万字网文 《深圳,你被谁抛弃》 ,此文如深水炸弹,引发全社会对深圳命运前所未有的关注。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通过南方某报牵线,与呙中校做了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充分交换对深圳现状和未来的看法。

之后,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开启网络问政 ,鼓励民众通过网络提意见,并表示“提了不白提,问了不白问”,各大媒体也积极推动, “网络问政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

越来越多的人才从国际国内涌入深圳。深圳也大刀阔斧地在人才绿卡、APEC卡 等方面,为企业和人才创造便利。

还有一个例子。2012年以前,深圳大鹏新区的坝光地块原本规划是精细化工产业区,但政府意识到可能对海洋环境带来污染,于是决定调整规划,但并想好要干什么。那年7月,我读了《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第7-8月刊中的 《为什么生命科学需要自己的硅谷》 一文,立即翻译并附上一份《关于建设深圳生物谷的建议》报给时任深 圳常务副市长唐杰和市长许勤。市领导班子很快组织专家论证,快速组织有关人员启动了“坝光国际生物谷”规划工作, 仅仅用了86天,完成初步方案,于2012年12月19日向全社会公布了“坝光生物谷”的初步规划。

谦逊倾听、不端架子的领导者,并非能力不强、魄力不足,恰恰相反,正是能力强的表现。 深圳建特区初期的领导人,都是那种敢闯敢为的类型,从被誉“孙悟空”的深圳书记吴南生“提着脑袋办特区”,到袁庚、梁湘、李灏,以及许勤、刘应力、唐杰等,都是敢为天下先,有见识和学识的干部。

第三,开放迎接外来者,沿海地区更贴近“海洋文化”。

“来了就是深圳 人” ,这句直白朴素的城市口号透着对各路人才的欢迎和包容。 这里没有方言,没人觉得是外人。曾经粤语、上海话为主的广州和上海,也是积极学习深圳这一点,让城市更欢迎外来人。

这种开放兼容的心态,可能与深圳地处沿海,原住民多为渔民,常和海洋打交道有关。

世界文化分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海洋因广阔无垠,而表现出开放大气;因惊涛骇浪,表现出冒险和变化无常;因海面流动、很难私人占有,而形成平等和自由, 这些构成了海洋文化的开放、冒险、平等自由的特点 。而大陆因山岭阻隔,而造成封闭性;因土地可私人占有,而产生封疆、世袭观念和等级制度。这些构成了大陆文化内敛、求稳、保守封闭的特点。

深圳的原住民多为渔民,生活贫苦,穷则思变,姿态很低。但其实“地低成海、人低成王”,改革最受益的群体之一是深圳本地人。

第四,重视知识的价值、科技的力量,走“有质量的”发展之路。

2006年,深圳就已产生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 字——“4个90%”, 即90%以 上研 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这表明,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在深圳已基本形成。 正是这一体系,引导着深圳实现了“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的跨越。

与此同时,深圳不仅不满足于这“4个90%”的成绩,还反而自问:90%的研发都来自企业可持续吗?是不是大学、科研院所太少了?可持续创新所需要的基础科研、原创性、共性技术仅仅靠企业行吗?

其实,深圳早就想明白了这个问题,2002年就开始建设西丽大学城,花大力气引进清华、北大、哈工大。20年来,仅985大学在深圳组建的分校区和研究院已有30多个,还有港中文、港科大等6所香港名校,以及与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日本京都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等合作的院所和中心。 雄厚 的 高校资源,足以让深圳在教育和科研实力上媲美其他一线城市,为企业的可持续创新、高质量人才的供应,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招才引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不断 涌现出华为、腾讯、比亚迪、万科、TCL、大疆、华大等这些民营机构,以及平安、招商局等优秀的国资背景的股份制企业,也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42岁的深圳,自己脚下的道路,已然不惑。但也如人到青壮年,不仅要成就自己,还要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这就不能仅凭一己之力,更需要环境的适宜,各方的协力,内外的支持。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莫忘小平同志的嘱托: “要争取时间,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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