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诗集《北方》的序文中说：“我是酷爱朴素的，这种爱好，使我的情感毫无遮蔽，而我又对自己这种毫无遮蔽的情感激起了愉悦。很久了，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中写着诗。”这短短的几句真诚的自白，对于了解这首长诗乃至艾青一生的诗，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北方》这首诗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就是朴素，情感毫无遮蔽。 记得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次展读这首诗时，开头四行作为小引的诗，就吸引住了我，觉得十分亲切自然，它热热地贴近了我的未开垦的心灵： “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 这四行诗仿佛轻轻打开了一扇门，一步就跨进了无边无际使我日夜眷念的北方广阔的天地，并唤醒了我的全部沉睡的近于诗的情感。我不久写了《鄂尔多斯草原》，《北方》激起了我写诗的热情。当年我当然不会晓得这位“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是端本蕻良。对于他，北方无疑是最熟悉的，他一句深情的话就将北方的魂灵带 血带泪地剖露了出来。而艾青把写小说的端木称为诗人，也是很有深意的。真的，在当年能说出“北方是悲哀的”这一句话，就应当被尊为诗人。 端木和艾青说的“北方是悲哀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真实的境界，至少在我当时的感觉上，它绝不仅仅指荒凉的大自然的景象而言，还有着更深的寓意，“悲哀”和“北方”是两个平凡的词，但这两个词一旦命运地关联在一起，就成为一声深情的呼唤，还有着历史的可感的深度。这是生命的自来的语言，只能是这么朴素。 一首诗，这般亲切和自然地写来，在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上还是第一次吧？“这难道是诗的语言？”当年就有人提出过这个诘难。 “不错/北方是悲哀的”。 诗人用亲切的口语写这首诗，跟他着意要无遮蔽地抒发内心的情感的意向一致，他只能这么写，甚至带着挑战的姿态。排斥了华丽的矫饰，弃绝了空洞的说教语言，采用鲜活的有弹力和流动感的语言和语调，这正是现代诗应当有的艺术要素。困此，对于当年初学写诗的青年是最有魅力和启迪的。它引导了一代人写起这样的带有散文美的自由诗。 艾青式的自由体诗不是离开了诗，而是更真切地体现了诗。当我们诵读这首《北方》，便能理解诗人为什么要如此分行： “北方是悲哀的/而万里的黄河/汹涌着混浊的波涛/给广大的北方/倾泻着灾难与不幸；/而年代的风霜/刻划着/广大的北方的/贫穷与饥饿啊。” 只能一口气读下去，不能喘息和停顿，读者的心只能与诗人坦诚的情感一起搏动。诗的语调是沉缓的，有力的，不但没有分行的感觉，吟读时，还深深体会到这些起伏的诗行正是起伏的情感的律动。没有脚韵，更没有那些外国学院派的“头韵”和“腰韵”。然而读艾青的诗（不仅指《北方》），我们仍能自然地读出它内在的有撼动感的深沉的节奏。艾青的自由诗，其实是有着高度的控制的诗，它的自由，并非散漫，它必须有真情，有艺术的个性，有诗人创造的只属于这首诗的情韵，这样才显现出一个浑然一体，可以让读者沉浸其中，呼吸其中的广大境界。 艾青为什么执着地写《北方》这样情境的诗，还在创作中“激起了愉悦”？一方面说明艺术创作本身有着创造者的那种开创陌生境界的愉悦，但我以为，艾青当时还有另一种近乎挑战者的愉悦，这就是他从当年流行的理念中冲出来，获得解脱，这也是一种愉悦。那些年（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有的诗无真情实感，只凭借空洞的叫喊以达到慑服读者的声势。也还有另一些诗，无病呻吟，有病更呻吟，他们在孤独中制作精巧的诗自慰。艾青的全部诗没有一行是呻吟的，尽管有着那么深重的悲哀（民族的，个人的）。有悲哀而不呻吟，必须具有坚强的性格（艾青的性格中还有倔犟和直硬的素质）。不论是空洞的呐喊，还是空洞的呻吟，毫无疑问，都是理念的抽象的非诗的制作。而健康的诗总是朴素的，它绝对不需要用庄严的概念和美丽的词藻来装饰。因而当年写朴素的诗，也是十分敏感的一种美学领域的战斗。艾青在论诗的文章里多次谈到了这一点。 读艾青的诗，特别是这首《北方》以及他在北方写的那些短诗，一点感觉不出诗人和他的诗与读者之间有任何的隔阂，有什么心理上的距离，形成了感情的直接的交流。比如写北方的自然的景象，没有浮夸，没有虚拟，读者真正有置身其中的实感 ，并感受到了民族的深远的苦难与土地的苍茫所带来的令灵魂惊醒的沉重感。诗人最后的几十行诗，悲哀升华为巨大的力量，且有着深隽的哲思： “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它的广大而瘦瘠的土地/带给我们以淳朴的言语/与宽阔的姿态，/我相信这言语与姿态/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 这十几行沉重的诗句，道出了艾青的胸怀与气质。《北方》的语言和情境，以及它显示的宽阔的姿态，正是悲哀而古老的国土和种族赋予诗人塑造这首诗的灵魂。《北方》所以能影响一代青年的心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操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