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创作季#
#头条创作挑战赛#
#我在头条搞创作第二期#
【简介】妈妈的回忆录，庆晖是我，妹妹山铃，弟弟林笛。这节讲的是我们家三个孩子，还有从台湾回来的外公。国企那时候的生活，也不容易。
1986年，我三叔的女儿争先在郑州大专毕业了，她分配到株洲汽车配件厂。因为她上学路过这，她来过我家，感觉我们厂好，想到这里来工作。我们就为她物色对象。最后选定了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青年。他俩谈了十个月，争先一共在我家起码跑了有二十回，人事档案都调来了，结果他俩也没成。争先后来另找对象调动工作时，她的工作关系都是从我们厂里调走的。
1986年，为了多点时间在家里做饭。我从食堂调到教育中心工作。开头是和几个同事管理中学的师生宿舍楼。后来又到培训楼，干了一年多时间。我不太喜欢这搞卫生的工作。后来又回到了食堂。
1986年。有一天舅舅带着一个人来到我家。这是比我大五岁的姨姨的丈夫派来的。姨父家住长沙郊区，姨父比我丈夫大一岁。他是大队搞建筑的。那时汽油紧张，他是想请我丈夫帮他批点汽油。我丈夫找厂长批到了一点。后来他又派人来了几次。他自己不来，也不派舅舅来。他派预制场的工人来。又不到外面吃住，丈夫又出差。我带着三个孩子要上班，还要接待姨父派来的人。真烦人。
1986年。山铃考取了自费技校，头天来通知，第二天就要体检。山铃到长沙我特姨家玩去了。那时没有电话，我跑到长沙去接她。走到特姨家，山铃和特姨的女儿云芝到市里玩去了。云芝同学又多，那时只得乘市内交通车来回到处找。找了足足一天，终于找到了山铃。
她当时十五岁，我送她到技校，替她铺好床后就急急忙忙要乘车回家时，她还哭脸呢！
1986年，庆晖读高二。高二一伙同学和初三的一伙同学打群架。这两伙同学都受到了学校的处份，急死我了！庆晖面临高考，他的成绩向来是班里前五名，出了这事以后到底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1987年，庆晖高考，只考了四百五十八分。他上面一名就上了公费委培，自费本科他是第一名。当时经济较紧张，再说我们还是想他堂堂正正上大学。后来还是决定复读一年。
1987年，山铃考入了株洲服务技校。这是有工作分配指标的。
1987年下半年，林笛经厂里工会组织，到省体工大队接受游泳培训。那时他刚滿十四岁，正在读初二。我把他送到学校后，其他家长去看孩子时，我隔了两周没有去看他，他就哭了。后来到体校时间长了，就对我说不要我总去看他了。
有一次，突然接到体校电话，叫林笛家长到学校去一下，电话很突然，我心里怦怦跳，人都懵了。很怕儿子身体方面出了事。下了夜班顾不上回家换衣，一个雨披顶着头上，穿着一双工作雨靴直奔体校。原来是儿子和同学打了架。
1988年年初，我们分得一套洞庭村三室一厅的房子。有将近八十平方米。这是处长和高级工程师才能分到的。是厂里除厂长楼以外第二大的房子。
林笛从体校回来过年时，还找了很久才找到家呢！林笛只有两天假。大年初二，全家人都还没起床时，他一人提上他的包包冒着鹅毛大雪去乘火车到长沙体校去了。
1988年，庆晖以五百六十九分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石化总公司公费委培指标。
三个孩子都在外地读书，庆晖在杭州。山铃在株洲。林笛在长沙。每月一开工资，我就要分别给三个孩子寄生活费。庆晖每月八十元，山铃每月三十五元，林晖不要花生活费，每月给二十元零花就行了。隔不久还要往长沙，株洲去看林笛和山铃。记得那时我有一个同事讲我存不了钱，经常往外面跑。但小孩在外面我不去看他们怎么能放心？我们要负担三个孩子读书。他们的生活费是逐年增加的。庆晖读大学每月由八十，一百，一百二，一百五逐年递增。我哪里有什么钱存。
我常给仨孩子写信。除了分别说他们个人的事以外，大部份都是写怎么生活。例如注意吃的事，叮嘱他们 “宁肯吃热的黑馒头也不要吃散装的凉蛋糕啦”, “看着有怀疑，吃着口感不好的东西宁肯吐出来也不能吞下去，吞到肚里会生病” 啦等等。需要注意的地方还在底下打上红圈圈。那时全国粮票最珍贵，我利用丈夫出差外省的机会，换点全国粮票邮点给大儿子。怕他在学校吃不饱。好多年后粮食开放了，不用粮票了，我还把全国粮票当宝贝存着呢。
那时虽然经济紧张点，但是觉得很有希望。我的同事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说，我们家除我以外都有文凭。
庆晖的名字是上大学时由晖改成辉的。因为准考证上写的是辉。我邮钱到浙大，儿子每次到邮局去领钱时，邮局说 “你是不是你父母生的，连你的名字都写错？” 每次都要到系里打证明才能领到钱。后来干脆就由晖改成光辉的辉了。林笛也是后来改过来的。
1988年我生日时。庆辉从浙江大学寄来的名信片，中间是一个红心，上边写着伟大的母亲，下边写着1948一1988四十岁生日快乐！当我接到名信片以后，我感到无比幸福。我把名信片珍藏了好多年。
1988年，我失踪了四十年的的亲爸爸终于有了消息。他在台湾写了一封信，邮到香港，再通过香港的朋友換一个信封邮到大陆老家。他写了一连串的亲人的名字。信终于送到了我妈手中。因为那时通过四十年的变迁，我爸爸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老家。只有我妈还仍然在那个地方。妈妈接信后，立即把信邮到了我这里。盼望了四十年的亲人终于有了消息。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无法言表。我把信传到岳阳伯母那里。消息又传到湘潭大姑妈那里。大家都用书信拉近了这四十年来的感情。爸爸在家时名叫周中杰，到台湾后他叫周翔。
爸爸快要回大陆探亲了，我想把妈妈接到我这里来。头天我把准备好的一百五十元钱放到我的黑塑料提包里。先到长沙去看林笛。第二天林笛送我到长沙汽车站往株洲去看山铃。汽车上大家都在犯困。只有我心潮澎拜。独自在流泪。想起四十年来对亲爸爸的思念。到株洲后，好不容易找到了株洲商校，找到了山铃。晚饭后，拿包准备给山铃生活费时，手从包里伸到了包外。我的包被人割了一个大口，钱被偷走了。顿时我们母女俩痛心极了！彻夜未眠。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给林笛写了几句信放到包里。我近两个月的工资没有了。我所有的计划都无法进行。
第二天，山铃借了同学一点钱送我到火车站回家。她送我走她们学生躲火车票走的一个口子上车。到了长沙我还是惦着林笛我下车了。因为没有车票顺着铁路往前走，又被车站警察拦住了。他们拿掉了我的包，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遭遇，拿出昨晚写给林笛的信给他们看。他们放我走了。
后来我回忆起如何被盗。林笛陪我买好汽车票后，我俩在旁边的商店走了走。这时就有两个年青小伙子跟着我们，我上车他俩也跟着上了车。一个坐我右边，一个坐我后边。因为我当时的职业天天跟年青人打交道，对年青人有一种好感。上车不久，我还向他俩问过到商校的路。因为我当时的心情不平静，所以完全失去警惕。再加上我在家把钱装到包里时，自认为装在最里面，结果包翻过来抱在腿上，正好装钱那一边朝上，钱折好的形状都鼓出来了。他们很容易就得手了。其实我旁边的小伙子手一直在动，我都知道。他得手后把钱传给另一个人的动作我也都知道。我跟本没往这方面想。他俩走时还对我说：“我们下车了！” 我还向他俩点了头。笑了笑。
爸爸快要回大陆了。我回家接妈妈时钱被盗了没去成。我只好写信叫妈妈来。果子弟弟陪妈妈来到了我们家。
1988年五月份，思念了四十年的亲爸爸终于从台湾回来了。他第一站是到湘潭比他大十几岁的，他的大姐姐家。也就是我的大姑妈家。我第二天赶到时，亲戚们都巳聚集在那里。我终于见到了想念了四十年的亲爸爸！爸爸当时从手上取了一个金戒指带到我的指头上。
他当年六十四岁，个子不到一米七，外表很精神，风度翩翩。他在台湾曾经当过记者，有好几个报社的记者证。他说话很精练，写的东西很考究。我认为他有过人的精明。在那以前，台湾和大陆如此封闭。可我爸爸把毛主席的诗词背得很顺溜。两岸封锁的事好多他都知道。
爸爸还讲，四九年他还没去台湾之前，那次他到我外婆家，还没进门就让我五岁的姨姨看见了，五岁的特姨看见姐夫回来了，忙去拍醒襁褓中的我。示意你的爸爸回来了。爸爸把我抱起来之时，没料我却是哇哇大哭。爸爸当时猛然感觉。“啊！孩子哭爸，没好事！到如今我命是保住了，这次相见可是隔了四十年啊！”
爸爸说他四九年随部队去到台湾以后。眼看回来无望，六二年他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台湾女青年结了婚。继母四零年出生，比我大八岁。他们六六年生有一男孩，七一年生一女孩。爸爸回大陆的当时，我的继母随她自己的姐姐在日本做事。我的弟弟在新加坡当兵。妹妹在台湾工作。
亲爸爸从台湾回来了。我设宴招待远道而来的爸爸。他不喝酒，喝甜酒都红脸，只是烟吸得多。我的同事和朋友来看他，我都打发高级的小包糖果。我看见爸爸的戒指已取下来给了我，他手上什么都没戴。我又把戒指戴到了他的指头上。爸爸说：“是我送给你的。”我说：“你先戴着，等你走时再给我吧！”
我陪爸爸来回奔波在亲戚之间。开始时都是单位派车接送。他住了两个多月，后来也就自己乘交通车了。我买车票，准备好凉开水在路上喝，烟也是我买。他不时地喊，“敏子拿烟来”。他只是一个劲抱怨交通不便，车上太挤。
当时庆晖即将高考，爸爸给了他壹百元人民币。山铃从株洲到岳阳来看外公，外公给了她伍拾元人民币。爸爸路过长沙去体校看望林笛时他给林笛贰拾元人民币。他很感慨的说：“怪不得大陆出体育人才，都是艰苦的条件训练出来的啊！”
爸爸知道我是随妈妈姓的，他打报告到派出所户籍管理将我改随他姓周。
我陪爸爸回老家，岳阳伯妈，弟妹，还有大姑妈的女儿梦姐夫妇一同都到了奶奶的坟上，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我陪爸爸来到了继父家。继父我叫爹爹。亲父就叫爸爸。他们一个是上湾里的，一个是下湾里的。他们是同姓，爸爸是爷爷辈。爹爹派他弟弟来接叔公公吃饭。爹爹办了很丰盛的酒席招待爸爸。爹爹的父亲是教书先生。我爸爸小时候还在他家读过书。
后来我陪爸爸到县城去，桃子妹妹在自己的饭馆招待他。那天是 “六一”儿了童节，他连给小孩一块糖都没买。他还要到县城里的与他年龄差不多的，我的姨父家去。姨父是完小老师，他当时住的是学校的老式平房，条件不太好。爸爸就说：“你跟着共产党干了那么些年，还是这个样子？”我当时理解的是爸爸的生活条件一定很优越。
爸爸在我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他要回台湾了，他买的是往返机票。他还是要从湘潭走，他不要我送他到湘潭。走时他对我说：“敏子这个戒指是我妻子送给我的，我还是把它带回去，回台湾以后，我给你邮个大的来。你们不要给我写信。我会给你们写信，所有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
爸爸走了。我的心里一直放心不下，等他的来信，一直没有消息。我急了，往他回来之前的台北住处写信，没有回信。我又托本厂到台湾去奔丧的朋友到我爸台北仕林区的住处去找他。得到的消息是此房门前满是织蛛网，门前的信箱里还有信，就是找不到人。我到岳阳问伯妈，她说：“他以后要风光地回来吧！” 爸爸再次失踪了！
1989年，丈夫的舅舅从台湾来到大陆。他第一站是到我们家。他当年六十三岁，个子很高，他的脸形酷似我婆婆，他们到底是姐弟啊！我和丈夫也就象迎接我爸爸一样迎接台湾舅舅的到来。陪着舅舅到岳阳楼，君山游览，到本厂长江码头看看。然后由丈夫陪他舅舅往返亲戚之间。他的亲戚特别多。他送给了我一对金耳环。
台湾的舅舅讲，蒋介石给去台湾的大陆老兵做了一件好事。凡是当时从大陆去的兵，按军龄和级别退伍时都算了一笔钱，给他们存到银行，只能支付利息作生活费，本金就要到过世后才能取出来。
台湾的舅舅讲，你的爸爸在台湾，我回去以后，可以通过同乡会找到他，我还可以到他住处去找。后来舅舅来信说，他乘计程车连续找了两天，台北仕林区的住处，住的是两个年青人。舅舅又找到爸爸当时说的汐址镇的私人住宅。还是没找到人。爸爸真的是再次失踪了。
1989年，女儿山铃技校毕业了。她被分配在本厂干部招待所工作。期盼了多少年啊！我们家终于有了第二个职工了。
丈夫和我商量经济的事，他说单位要交什么钱有时回家忘了拿，这样不好。要求只交工资给我，奖金和其它钱我不要管他。我同意了。他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他妈。我从来没有过问他经济方面的事。
1990年，女儿被借调到石化总公司工作。我和一个同事到北京游玩了半个月。我们每天很早出发，很晚回女儿宿舍。游览天安门，故宫，颐和园。景山，香山，长城，圆明圆遗址公园凡是大家爱去游览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特别要去的是北京石油学院原来所在地。看看那个造就了我丈夫的地方。走到那里我激动得热泪盈框。后来好多地方都去过了，干脆花五角钱乘地铁转一大圈，看地铁内的灯饰。
1991年暑假。我们一家五口回了一次老家。婆婆正在屋门前迎望着我们的到来。我喊了声妈她答应了。她再没有生我的气了！
1992年，庆辉要毕业了。丈夫出差南京。我和山铃都一同去了杭州，游览西湖。还到了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苏州古代的园林很好。杭州城除了游览西湖感觉不错之外，当时杭州的城市很破旧。此行还到了上海。从南京第一次乘江船回到了岳阳城陵矶，回到长炼的家。
我们到了庆辉在读的浙江大学。当时大学毕业生是定向分配的。他是石化总公司委培生，学的有机化工专业。肯定要分配在石化总公司之内的企业。那时正逢下海浪潮。儿子想下海。庆辉在杭州有个朋友，她父亲是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干部。她舅舅是一家民营的公司老总，董事长。当时庆辉爸去了那家公司与老总见了面，这是一家很大的高科技公司。决定好了庆辉就去这家公司。
庆辉被分配回了本厂综合性强的兴长公司。他到兴长公司报了到，通过厂人事处同意他一年以后再上班。
庆辉去了我们事先讲好的那家民营公司。那时我不太同意儿子下海，我觉得还是国企稳一些。儿子在外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丈夫说：“你就象个老母鸡，天天要把小鸡抱在翅膀底下。院子里练不出千里马！”
1993年春节庆辉回来了。他带回来了很多的营养品，象珍珠粉之类的东西。还有盒装的高挡水果。我问他每月多少工资他没讲。庆辉讲，老总对他很器重，要他当助理。老总妻子还把他的被褥都换成了新的，还常拿回家去洗。后来干脆要庆辉在他家吃住。有一天，老总一家把庆辉喊到家里，对朝辉说，他家女儿不小啦，准备买房子成家。庆辉当时感到很吃惊，他刚毕业男女朋友很多，从来没想到就成家的事。庆辉没有吱声。他跟我们把这些事一说，我和他爸都讲，既然人家这么看重你，他女儿二十二岁大专毕业，个子有一米七，我们认为很好。并对庆辉说要在他家公司工作，结了婚，他们也好扶持你的工作。
过年后庆辉又要回杭州去了。他借了同学一万元要到杭州开展什么事业，说他必须搞一点自留地。那时对我来说一万元是很大一个数。我慌忙买了三尺布，做了一根带子，带子中间有四个有拉链的小口袋，捆在身上。免得被盗。
1993年，收到杭州朝辉下海的那家公司老总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他那里是民营公司，大家都要努力，才能有效益。庆辉经常很晚才归家，朋友很多，尤其是女朋友。要我们说说他。我们多次跟他说，儿子不听我们的话。后老总就把庆辉调到了瞿州他底下的小公司了。
1993年，林辉在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呆了五年，终于毕业回厂了。他不想到子弟学校当老师。被分配到兴长公司综合车间。老三也工作了，我的心里感到了安慰。又一个孩子的工作解决了。
每个孩子一上班我将他们的工资管起来，奖金和发的其它钱自由支配。放在我这里的工资中还要适当支出自己的生活费。我是想等他们成家时就把他们存的钱全部拿出来。
1993年，婆婆过世了。我在食堂上班，我又怕跪，又怕鬼。没有回家。只是叫林笛陪他爸回家了。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内疚！
1993年底，庆辉回来过年，我坚决不让他到杭州去了。我哭着留他都不行。跟他吵架都留不住他。
后来厂人教处下达通知，庆辉要回厂上班，否则就按自动离职处理。他很久都不来信，那时没手机。我真想找到他把他抓回来，可是他在哪里啊！跟本不知道。
后来丈夫对我说，庆辉的工作关系厂人教处已经按自动离职处理了。我听后呜呜大哭。我仰天长叹，天呐！我这辈子就是没有铁饭碗多受多少苦啊！我的儿子却把铁饭碗不当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