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1126—1204年），南宋大臣，文学家、诗人。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原籍管城（今河南郑州），至祖父周诜时居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周家村）。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开禧三年（1207年），赐谥“文忠”，宁宗亲书“忠文耆德之碑”。今存诗600多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比喻浅近新颖；《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散文内容丰富，代表朝廷撰写的重要文章典重雅正，所写游记情致丰韵，神道碑、墓志铭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 者所取材。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有清咸丰刻本。
周必大，中国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子充，一字洪道，自号平园老叟。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二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官至左丞相，封益国公。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谊。其诗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山”，亦清新淡雅。他是四六文名家，知识渊博，熟悉本朝人物、掌故，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有不少代言名作，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颇富情致。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著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其中包括《省斋文稿》、《平园续稿》、《省斋别稿》、《二老堂诗话》等24种，有清咸丰刊本。
宋钦宗靖康元年七月十五日（1126年8月15日）巳时，周必大出生在平江府府治长洲（今江苏苏州），祖籍郑州管城。他的祖父周诜，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曾在庐陵任职，因此定居庐陵。其父周利建，曾任太学博士。
建炎三年（1129年），周必大四岁时，其父周利建卒于扬州，周必大被寄养在外祖母家，由母亲王氏督促他读书。十二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只好跟随伯父去广东。十四岁时，周必大回庐陵，不久，又随伯父辗转各地。青少年时的周必大生活飘泊不定，但他刻苦勤学，终于成才。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周必大登进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户参军。同年，娶司封郎官王葆之女为妻，之后又回到江西。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举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建康府教授、左修职郎。
绍兴三十年（1160年），官拜太学录，应召前往应试馆职，宋高宗读了他的策文后说：“是个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才（掌制手）。”之后周必大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馆职再次召试的例子从此开始。此后，周必大兼国史院编修，拜官监察御史。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八月，周必大拜官起居郎。一次，他到孝宗面前奏事，孝宗说：“朕过去看过你写的文章，把你的近作拿来看看。”周必大应召呈奉，孝宗十分满意。之后孝宗亲临经筵时，周必大奏道：“经筵并不是分析文章讲解句子的地方，想从容不迫地了解情况，增益于圣德，就要探求治理之本。” 周必大在经筵侍讲时，曾论及边境事务，孝宗为四川感到担忧，周必大陈说蜀中百姓困苦已久，希望能减少四川赋税。
九月七日，金国索取绍兴和议时的旧礼，周必大等上书剖析和战的形势，为折衷之谕。而他原本草拟的劄子更为激进，请求改正敌国称呼，兼修武备，孝宗大为赞赏，金国为之气沮。九月十四日，因几次直前奏事甚合孝宗意，孝宗便命周必大兼任编类圣政所详定官。之前，左右史之职空缺，史料记注中断、累积许多，周必大奏请必须记下君臣的言行举止，他兼程修史，每月一次呈给孝宗看。因此周必大又兼权任中书舍人。此后，周必大又兼任给事中，他在任内封驳政令失当之处，不用权贵、宠臣。当时，婉容（宋代女官名）翟苏芳（后来的谢皇后）进封，破例违反止法（官员在升迁至一定官阶不能再升迁，但可以将官阶回授给自己的宗族亲属）的规定，周必大竭力争执，认为此举在朝中尚没有先例，在内廷更不能逾制。孝宗说：“原以为你只会写文章，没想到你如此刚强正直。”十一月，朝廷给北宋奸臣蔡卞的儿子蔡仍复官，周必大认为蔡卞的恶名比其弟蔡京更甚，如果连此等奸臣的后代都可以身居要职，那么朝廷纲纪就会混乱。孝宗听从了周必大的意见。十二月，周必大又应孝宗诏令条奏十事，都切中时弊。
隆兴元年（1163年）三月十三日，周必大与给事中金安节等上疏回驳孝宗授宠臣（近习）龙大渊、曾觌为知閤门事的任命，孝宗仍重申前令，周必大因此向宰相史浩上书，坚决请求外出奉祠，以劝谏孝宗。朝廷多次不准其请祠的要求，但周必大去意已决，孝宗终于在三月二十八日批准其出管台州崇道观。
乾道六年（1170年）三月二十六日，周必大出任南剑州知州，之后又改任提点福建刑狱。他在入宫承对时，希望孝宗朝廷内外举荐文武人才，将他们所长之处分别登记造册，藏于宫中，以备缓急之用。七月十八日，拜秘书少监兼权直学士院，并兼领史职。当时任命周必大为秘书少监的制书为郑闻草拟，孝宗又亲自修改了结尾，其中引用了汉宣帝的话。周必大明白孝宗此举的意思，便上奏批评西汉诸臣学力浅薄而喜颂古非今，希望孝宗要认真考察儒臣的真伪，不可有轻视儒士的名声。孝宗喜爱他论述精辟，知识广博，甚至希望与他日夜讨论文章。十一月六日，孝宗举办郊祀大礼，之后要加太上皇（即高宗）尊号，周必大引用唐玄宗退位后的旧例，还举出建炎年间南宋朝廷遥称徽宗为皇帝的史实，认为不应在册文中称“嗣皇帝”，应称“皇帝”，孝宗采纳。接着要加太上皇后（即高宗吴皇后）的尊号，当时朝臣议定吴皇后尊号为“慈明”。十一月二十三日，周必大上书称太后尊号为“明慈”更符合文意，后来为避太宗之女申国公主讳，周必大“明慈”的意见被采纳。之后，周必大又起草了太上皇和吴皇后的答诏，因为周必大在措辞时巧妙处理了人物说话的语气问题，孝宗十分满意。十二月二十四日，丞相赵雄、宗室赵伯骕出使金国时，要携带国书，朝廷讨论受国书的礼节。周必大立即具体草拟，大致内容是：“尊卑名分之定，有人计较等级、威风；叔侄亲戚关系，难道还计较是坐着还是站立？”孝宗对此颇为赞赏。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周必大兼任兵部侍郎，他奏请敬重侍从以储备将相之才，增设台谏官以广开言路，选择监司、郡守以补充郎官的不足。不久，兼领直学士院，并任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八月六日，兼任礼部侍郎，在后殿谈论治效、人才、科举代笔三件事情，还同王之奇、陈良翰到选德殿应对，孝宗从袖中拿出手诏，举唐太宗与魏徵关系之例，询问他在位久，却未成功绩，治政的好坏及他自己不能发觉的解决办法，命周必大等尽言对错。周必大认为孝宗频繁更换将领与郡守，是两大弊端。孝宗赞同，便革除这两种弊端。江、湖二州干旱，周必大请求捐出南库钱二十万代民交税，孝宗很是赞赏。
乾道八年（1172年），周必大兼任翰林侍讲，又兼中书舍人。不久，他辞去直学士院之职，得到批准。二月十六日，外戚张说再次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给事中莫济封驳回孝宗诏拟的草令，周必大奏道：“过去满朝之人都认为张说这个任命不合适，陛下自己也知道错了而加以制止了。未到一年，这个任命又下发。贵戚参预政事，公私两方面都受到损失，臣不敢草拟此令。”孝宗迅速让王曮草诏，贬二人为宫观官。张说公开荐举二人，孝宗减轻了贬斥的力度，于是莫济和周必大分别被贬到温州与建宁府地方任职。莫济接到任命立即离朝，周必大到丰城后称病而归。莫济很后悔自己的行动。周必大却三次请求担任宫观职，他因此名气更大。
淳熙二年（1175年）三月二十二日，周必大还朝任敷文阁待制兼侍读，暂代兵部侍郎，并兼直学士院。孝宗对他说：“你不迎合别人，不附会权贵，朕十分倚重你。”九月五日，周必大正式任兵部侍郎，不久后又兼任太子詹事。他上奏说：“太宗（赵光义）储备人才，为真宗（赵恒）、仁宗（赵祯）所用；仁宗储备人才，为英宗（赵曙）、哲宗（赵煦）所用。自章惇、蔡京打击士气后，最终导致外族入侵之祸（靖康之变）。秦桧嫉妒刻薄，驱逐人才，其弊端遗留至今。希望陛下在闲暇之时储备人才。”
淳熙三年（1176年）三月，周必大被封为管城县男爵。随后周必大又兼任朝散大夫。吕祖谦致信给他，希望其积极进取，勿太退让，又荐举刘清之。之后周必大升兼侍读。八月，周必大在当值时被孝宗召见，上奏：“金星靠近前面的星，武士踢球，太子参与，臣很担心。”孝宗让周必大把这些话转告太子，周必大说：“太子是人子，陛下令他驱驰，臣怎么敢劝他违命，陛下不要命令他即可。”九月，吕祖谦致函与周必大，求再得任命。在周必大的推荐下，吕祖谦被授予秘书郎。十二月二十四日，出任吏部侍郎。
淳熙四年（1177年）五月二十六日，周必大拜朝请大夫兼翰林学士。九月，天下久雨，周必大奏请减少后宫供给，松缓对浙郡长期以来积欠的租税的逼责，令省部讨论对百姓抚恤之事。十一月七日，周必大与孝宗讨论校正《圣宋文海》一书的事情，并与参政知事王淮建议交付吕祖谦去做，孝宗同意。
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周必大多次乞求回乡，未得到批准。五月，周必大认为孝宗过分重用他，以至于招致非议，并举苏轼之例，于是孝宗想召人为他分担职责，便问周必大：“吕祖谦能写文章吗？”周必大回答说：“吕祖谦的涵养很深，了解典故，不仅仅工于文字。”之后，孝宗派遣使者李裕文令周必大撰写《选德殿记》。十一月，周必大奉旨到选德殿观览亲书的《选德殿记》石，孝宗赐酒、茶及御书白居易《七德舞》、《七德歌》一轴。十二月四日，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淳熙六年（1179年）初，《圣宋文海》一书著成，周必大向孝宗请求命名为《皇朝文鉴》（《宋文鉴》），孝宗同意。二月十八日，得旨为其作序。孝宗看后大为嘉许。五月十日，为太子赵惇讲完《礼记》。故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大中大夫。十一月二日，又升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孝宗令礼官讨论明堂典礼，周必大建议祭天与祭地分别举行。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吕祖谦复信与周必大，转告张栻病逝消息，并劝周必大帮助朱熹请祠。五月十七日，周必大拜官参知政事。二十七日，进封荥闻郡侯。六月，吕祖谦再次给周必大写信，勉励其致力政事，不可推脱。八月，朱熹函复给周必大写信，深为孝宗不采纳自己意见不快，以病剧为由请祠。并提到南康军救灾的事情。随后三次致信请求周必大上奏孝宗，申请南康军减税之事。九月，吕祖谦为请祠事三次致函与周必大，兼及朱熹、刘清之事，且为其弟吕祖俭乞岳庙，以度荒年。
淳熙八年（1181年）五月，有人借助后妃的引荐请求为郎官，孝宗把此事交给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处理，周必大说：“台谏、给舍与三省互相牵制，怎能禀承旨意办事呢？不听从旨意有失于礼节，听从了又有损于法则。旨令下达之日，我们应当一起上奏。”孝宗高兴地说：“肯如此任劳任怨吗？”周必大说：“应该给而未给就会有怨恨，不当给而不给，有什么怨恨呢！”孝宗说：“这是负责任，不是任怨。”
淳熙九年（1182年）九月，周必大拜官知枢密院事。孝宗说：“每次看见宰相不能处理的事情，你用几句话就解决了，三省根本不能少了你。”当时，雷世方乞求只差遣镇江一支军队五千人驻守山阳，周必大说：“山阳控扼黄河口，如果今天减少驻军而后又增加驻军，必然导致敌人的怀疑。扬州武锋军本来驻守山阳，不如每年拨三千人，与镇江五千人一同驻守山阳。”郭杲请求把荆南军队一万二千人移至襄阳永久屯守，周必大说：“襄阳固然是要地，江陵也是江北的襟喉。”于是留下二千人驻扎江陵。孝宗问：“金主（指金世宗完颜雍）已经回到上京，并分派他几个儿子镇守各地，要怎么办？”周必大说：“敌人的恫吓可能只是虚探，正担心我们先行动。我们应当静守，只是边地将领不可以不精心选拔。”
淳熙十一年（1184年），周必大担任枢密使。孝宗说：“如果边境出事，宣抚使之职只有你可胜任，其他人都难以胜任。”各位统帅呈上各军升迁名单，周必大不时点名召见一二人考察其才能优劣，统帅十分恐惧，不敢容于私情。周必大创行内外诸军点式法，对分散在外的军队就亲自去检阅。池州李忠孝自陈有二名正将不能拉开弓，乞求罢去他们的军职。孝宗说：“这是枢密使措置的效果。”金州谋求军帅，周必大说：“与其让人私下举荐，不如正大光明地选报。”孝宗命令侍从、管军举荐将帅。有人传言大石林牙将要加兵攻金，忽鲁大王分别占据上京，驻守边境的大臣与西夏订立盟约。周必大一概不理会，劝孝宗持重，不要轻举妄动。后证明所传的话果然都是妄言。孝宗说：“你真是有先见之明。”
淳熙十四年（1187年）二月，周必大担任右丞相。他上奏道：“现在国内外安定，这种安定局面大约将近有二十四年了，这正是令人担心之时，应考虑国家的长远之计，不可以频频更改治国方针以图速强。”孝宗说：“如果朕有过失，你可以全部指出来。”六月二十一日，周必大因旱灾乞求罢官，孝宗说：“朕还要依赖众卿协助，如果你舍朕而去，谁与朕一共呢？”之后又请求降低自己的品秩，孝宗都不允许。于是周必大上奏请求宽减夏税，以救灾荒。秀州官员乞求减去大军总制钱二万缗，官吏请求核审是否合适，周必大说：“这难道是审核的时候？”立即蠲免了秀州的总制钱，孝宗称赞周必大为政宽仁。当时密封的奏章多说大臣们的同异，周必大说：“各尽所见，归纳到一处，怎么可能还相同呢？陛下恢复祖宗过去的制度，令三省反复阅读奏章后行动，正是想使上下互相牵持，并不是只是奉行文书。”十月五日，举奏尤袤为太常卿。与王淮同举杨万里为秘书少监。十月八日，高宗逝世，周必大附奏四事，与吴皇后商量将李才人等遣散从便。并参与裁定高宗遗诏。十月九日，朝廷议定根据显仁皇后（高宗生母韦氏）逝世时的先例，派三位使者报告金朝。周必大说：“今天的事很特殊，不应当害怕敌人而曲意顺从。”阻止了派使者之事。十一月十一日，高宗大敛。左相王淮与周必大因山陵使一事而矛盾激化。周必大主张差山陵使。而历朝往往以左相任山陵使，王淮听从尤袤的意见，又害怕自己因担任山陵使而去位，便挤兑周必大，坚决主张不置山陵使。十一月二十一日，金朝的贺正使来到宋，有人请求孝宗暂且穿淡黄袍在御殿接受国书，周必大执意不肯。孝宗便身着素色丧服，在帷幄中接见金使。十月二十五日，入奏起草致谢金国札子的事。王淮与周必大争论其事是非，纷争最终以周必大的意见被采纳结束。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三月十八日，高宗出殡，周必大则根据宋太宗出殡时宰相吕端的旧例，请求随同前往。孝宗于是命周必大摄任太傅之职，充任山陵使，王淮失势。九月二十八日，举行明堂大礼时，孝宗加恩群臣，封周必大为济国公。七月至十月，以詹体仁为首的道学者向周必大发起了大规模的荐士活动。他们共荐举了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吕祖俭、徐谊、沈焕等三十四位名士，有很多是道学人士，给予反对者以口实。孝宗马上下御笔询问，周必大深知孝宗平生最恨结党营私，极力辩白，随后又解释了所推荐人士的来历，澄清了孝宗对他的误会。
十一月四日，周必大请求孝宗让他离职，孝宗再三安慰。之后，孝宗忽然宣谕道：“近年来朕经常生病且感到疲倦，想传位给太子，但你必须暂且留下。”周必大说：“陛下身体安康，只是由于思念太上皇稍稍过度了些，怎么会到厌倦于政事辛劳的地步。”孝宗说：“最大的礼仪没有比得上事奉宗庙的，而祭礼举行时朕大多是带病前往坚持祭祀的；最大的礼仪没有大于执丧的，而朕不能亲自到德寿宫去。想不退休，这可以吗？朕正要把这个重任委托给你。”周必大哭着退下了。十二月，孝宗秘密赐给周必大高宗禅位时的亲札。同月，孝宗令周必大留下商议。
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八日，孝宗任命周必大为左丞相，迁封许国公，留正拜为右丞相。拜左丞相意味着孝宗对他的完全信任，欲托付以辅政重任。十一日，李巘草拟了二相制度，大家对此贬褒不一，孝宗召来李巘，命他另拟文书，不久把李巘贬到地方任职，周必大因而请求离朝，孝宗不允。孝宗又令周必大参与草拟诏书，专门论述了供奉灵位、侍奉太子之事。二月二日，参与禅位典礼，提议改定禅位诏书。三月一日，周必大被加授为少保，改封益国公。
国子司业何澹最初为周必大所器重，但他担任学官，许久未迁官。后经留正举荐方才升迁，他因而怀恨于周必大，于是借谏官之职予弹劾，致使周必大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判潭州。何澹对周必大谴责不停，再使其以少保充任醴泉观使。其后改判隆兴府，但他未赴任，又拜观文殿学士、判潭州，恢复观文殿大学士之官。周必大被所举官吏受贿败露之事牵连，降封荥阳郡公，后又复封益国公，改判隆兴府，他辞去此职，获拜醴泉观使。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四日，宋宁宗即位。七月二十一日，宁宗赐予其《求言诏》，周必大首陈四事：至孝、敬天、崇俭、久任。
庆元元年（1195年），周必大三次上表引退，宁宗命其以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
庆元六年（1200年），平民吕祖泰上书请求诛杀韩侂胄、驱逐陈自强，由周必大接替任职。次年，韩侂胄的党羽、御史施康年以吕祖泰的上书为借口，弹劾周必大首倡“伪学”（指理学），又私植党派。韩侂胄于是降周必大为少保。在“庆元党禁”中，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被指责为罪魁祸首。
嘉泰二年（1202年），宁宗恢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衔。
嘉泰四年十月一日（1204年10月25日），周必大在吉州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宁宗闻讯后惊愕悲悼，追赠太师，为其辍朝两日，赐银千两、绢千疋。十二月，葬于庐陵县斗冈原上。
开禧三年（1207年），宁宗赐周必大谥号“文忠”。
嘉定元年（1208年）十一月，宁宗命楼钥为周必大撰碑铭，并御书“忠文耆德之碑”六字赐予周必大家。
周必大“立朝刚正”，言事不避权贵，处事有谋，治政勤奋，是一位颇富才干的政治家。其为政大体有四点主张：一、强兵，并制订“诸军点试法”，整肃军纪；二、富国，主张大力发展商贸业，以增加收入；三、安民，以民为本，减赋赈灾；四、政修，要择人才，考官吏，固职守。不仅如此，周必大还工文词，为南宋文坛盟主。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都有很深的交情。他是一位“九流七略，靡不究通”的文学家。诗词歌赋“皆奥博词雄”。其书法“浑厚刚劲，自成一体”。
政治
周必大在任官期间一直秉承富国强军的思想。在助政过程中，围绕国家“中兴图强”目标，对于南宋朝廷面对的经济困状也提出了许多见解和对策，例如主张“节用惠民”的爱民观以及“戢兵督劝”劝农法，即通过“节约用度”来减轻百姓负担，以“惠民”来换取百姓拥护；通过“戢兵” 以使“民安其生，农复其业”，君主和官员“以劝农为职”，与民共期“富庶”。升任枢密使后，周必大不仅积极参与军事问题的讨论，而且在掌握和考察军队实情的基础上，对朝廷的军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提出了各种对策与建议。周必大所主张的“守御”下“内修”的边防观以及“备御”下“斗智”的平寇法，既是对以往军事防御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创举。
人才战略
宋孝宗欲求中兴，人才为急务。“锐意进取”的孝宗对此十分重视，认为：“馆职、学官，祖宗设此储养人材，朕欲待方来之秀，不可定员。”周必大在助政过程中，献智颇多，在人才的选择上建议“博求”文武英才，并用 “分格”储备的方式来辨识人才。周必大的 “博求分格”的储才观，和当时的人才形势极为契合。“博求”利于君主广泛搜罗各种优秀人才。他强调“博求”是长远的目标，要有“储材于闲暇”的战略眼光。同时，“分格”是人才储备中的重要创举，既有利于君主了解和熟悉人才，又能使各级官员在急需用人之时能“按图索骥”。
（一）“博求”文武英才。一方面，“杂举文武之才”。周必大指出，要想实现 “中兴之政”，关键在于储备和用好各类文武英才。周必大建议以“杂举”、“广储”的方式解决人才不够用的情况。也就是说，君主和各级官员平时要善于广泛搜罗各种人才，才会使当朝廷急需用人时有合适人选，不至于出现“任违所长”和“用过其量”的问题。因此，他建议孝宗下诏，要求各级官员“杂举文武之才”，以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周必大建议孝宗效法前朝君主“博求文武之英”的成功措施。以“富人要造居室，通常在十年前种树”作喻，说明要“兴事造业”，就必须“储材于闲暇”。他指出太祖、太宗的人才储备打下了良好基础，反之高宗时“秦桧嫉贤妒能，党同伐异”，以至孝宗“将相不能实现宏图，守令不能遵守上意”。因此他建议孝宗效法先祖“涵养士类”。
（二）“分格”以辩才。周必大认为人才储备是用人之前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人才选用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他还认为，“博求”之后，还要做好分类，也就是分格。“博求”人才后，朝廷要按人才“所能”分类，将有相同才能的人才归为一格。比如善于驾驭将帅的归为一格。大格下还要分小格。尽可能将不同才能的人才以详细的分类将其区分开来。周必大认为，人才“分格”之后，由各级官员一起上报给君主，作为了解人才的资料。此外，君主还将人才的详细格目放到“二府”，一方面，便于宰执在平时了解和审核人才，另一方面，当朝廷急需用人时，宰执及时选择所需人才，提高了选用人才的效率。
整顿吏治
周必大认为，朝廷应当注重“考其实”。即指君主和各级官员对人才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要做多方面的实际考察。周必大所主张 “振风考实”的用人法，是基于孝宗即位后的朝政情况提出来的。在外虞稍息的情况下，孝宗要想成就“中兴”之政，当全力建设内政，而对有效整顿积弊已久的人才考核方面则是当务之急。只有士风渐好，君主才能真正让优秀人才发挥所长。他指出孝宗若能对人才实际情况细加考察，做到“因言以考实，试可而后迁”，有才之士便为君主趋事赴功，而那些 “以佞托忠，以伪托诚，以私托公”之人则没有可乘之机。
周必大认为，孝宗对于众多一般性人才要“循次而升”。不然，有些人本性奸佞却假装忠诚，品性虚伪却假装诚实，品德自私却假装公廉，对于这些为谋私利而善于伪装的人如不按常规细加审察，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周必大还指出“考实”不仅体现在用人之前，还体现在任用之后，以此作为奖惩依据。为此，他建议孝宗要善于“考其实”，可以“效法虞舜，在郡守治效著闻者中高升几人，从而昭告天下。又再治状不进者中罢黜几人，从而鞭策其余同类者。”这样可获得“循良治国的局面不弱于西汉”的效果。
军事
周必大在孝宗朝一直身兼朝廷军政要职，对于军队建设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重视选将练兵，对国家军队任将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南宋军队数量庞大，但作战力却低下。周必大认为问题根源于高宗朝以来将帅选用上的不精慎：诸路总管掌本路军员训练、教阅、调发等事，钤辖、将副、都监均是属于带兵训练或统兵作战的将帅之职。对于这些将帅的选用竟“不问能否，不顾资格”，其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周必大提出了他对军队建设的建议，注重边帅的“精择”，把精心、严格选用将帅放在军队建设的首位。
与此同时，周必大还建议孝宗要着重解决“将帅有名无实”的问题。虽然孝宗在选将练兵和大修边备上有所进步，但军队建设仍弊病丛生，尤其表现在“将帅有名无实”的问题上。周必大建议孝宗以精择将帅来革除此弊，即“在现今副总管、钤辖、路分都监中选拔身经百战、有勇有谋之人兼任统制。至于择帅则要更加周详。”周必大觉得，只要孝宗“参以宏谟，详于择人，革此积弊”，使诸路帅臣、将副有其实，国家在对金作战和平定内乱时才能免遭掣肘之患。周必大主张用精择的方式来解决南宋将帅“膏肓”以及有名无实的问题，是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军事实情与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准确判断，这一方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南宋军事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士兵的招募、选练，周必大亦针对时弊，提出改良的建议。周必大任枢密使时，结合当时的军政形势，对军队建设和管理进行了有益的完善和创新实践，比如他向孝宗进献他首创的“诸军点试之法”，此法的要旨是，君主不定时地对诸军升差、置籍进行“点召”，对带兵作战的将帅随机考核。点试法“虽不专以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之不测，则主帅自不敢行私”，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从而达到鼓舞军队士气的效果。周必大还主张严训将士。有了严明的军纪，将士会心悦诚服地遵纪听命。在此基础上，将帅还要积极地训练军卒，以此提升他们的对抗、作战能力及激发他们的进取心，从而达到提振军队士气的效果。面对外患内忧，周必大还建议孝宗将军队中好的训练方法推广至诸州民兵的训练中去。他阐述了训练两淮民兵的战略意义。周必大认为，若军情较急，民兵应该成为作战的正兵。所以，他以孔子“教民战”来鼓励边将要善于训练民兵。
可以说，激励军士，既能赢得军心，又能鼓舞军气，从而大大提升军队战斗力。身为文臣，周必大不仅积极地向孝宗进谏“励军”方略，而且在主理枢府后，更是以身作则地策励将士，鼓舞军气。他主张在“优恤”基础上“严训”将士的励军之法，既是对前代军事战略的继承，又是他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创举。
注重边防
南宋建炎以来，朝臣对处理宋、金关系意见不一。孝宗一朝，张浚、胡铨等主战者建议主动出击，北伐金人；周必大则主张以和议作为与民休息的权宜之计，并谨慎处理礼节和割地问题，抓住时机“内修”。以他为首的主守派既反对贸然用兵，又反对妥协投降，主张在“守御”的前提下，充分做好物力、军力准备，再进行北伐。周必大在助政孝宗的过程中，有见地地提出了“守御”下“内修”的边防观。
（一）“守御”以稳边防。面对金世宗以南宋不奉岁贡为由准备南侵。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向孝宗分析了当时的宋、金形势，指出“依现在的形势，金方未必不想议和。虽然文书措辞轻辱，但是真实的意图可以略知一二。”只是“怕我们探得对方的实情而不畏惧他们，所以才言辞嚣张，索要岁币。”而宋方“边防不稳，国库匮乏。”因此周必大认为目前并不是对金出战的好时机，应该采取“守御”的策略与之议和。
（二）“守御”以促内修。周必大认为对金“守御”不仅可以稳定边防，而且可以赢得“内修”契机，从而提振国势。因此宋方不能屈服于过分要求，否则会使金人变本加厉，周必大建议孝宗效仿北宋仁宗“稍增岁币从而拒绝契丹无理请求”的做法，应允金人恢复岁币的请求。假如金人有意和议，“则可以以此作为条件。”双方和议交涉数月，宋方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内修外攘”，方能对金“战则克，和则固”。这是当时形势下边防方针的上策。
周必大助政孝宗过程中始终坚持“守御内修”的边防主张，这是在审视当时国势，并结合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以南宋国力要想收复中原是不现实的。而对金采取“守御”，然后积极“内修”，对宋、金双方而言是双赢的结果。周必大只是以议和为途径，用稍增岁币来换取和平，但坚决强调国家名节、土地不能丢弃。正如时任兵部侍郎的陈俊卿所言“名分正则国威张，而岁币亦可损矣。”这是从长远利益出发，来权衡利弊得失的做法。
对内平寇
宋孝宗统治期间，曾出现数十起各种形式的“寇乱”。周必大在助政过程中，不仅亲身经历过许多“寇乱”，而且经常参与平定地方动乱。他以丰富的阅历，并结合当时形势，提出了“备御”下“斗智”的平寇法。
（一）“备御”举军政。面对南宋前中期频发的“寇乱”，周必大主张官军在平寇前应做好有效的备御”，一方面是军队的整饬，以提升官军作战力；另一方面是兵力的部署，以发挥官军优势。
对于整饬军队，周必大先指出湖南茶陵地区“贼寇肆无忌惮”原因在于军队官兵的作战力不强。为此，他建议孝宗“诏各路帅守、监司择兵将官，修举军政，谨察所部，凡违法作乱的势头稍有萌芽，就务必断绝聚众起事的可能。” 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对乔装成逃亡流民的戍卒有所堤防；对茶商牟取暴利的行为有所觉察；对官员违法使用禁军、不训练禁军以及拖欠弓手粮饷的不法行为有所留神，“导致禁军心生叛意，朝廷无法驾驭。”周必大的建议主要集中于官军的战前“备御”上，其中前两条是直接应对“寇乱”而言，第三条则是针对军队管理中的整体弊病来说的。由此说明官军在平定“寇乱” 前应整饬军队，以切实提高战斗力。
对于兵力的部署，周必大认为平定“贼寇”时，官军在兵力部署上应扬长避短，做好重点部署。周必大还指出“贼徒多胜，官军多败”的原因在于官军没有部署好兵力，以至遇到变乱时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反而让“贼寇”牵着鼻子走，这样“贼徒常逸，官军常劳”。官军不宜“驰逐山谷”作战，应将优势兵力重点布控在贼寇来往频繁的地带，这样可以起到“免兵卒暴露，省运粮之害”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派将领率地方治安力量和土豪集中剿灭“贼寇”。
（二）“斗智”巧取胜。做好“备御”，是政府平定“贼寇”的重要保障，既要从宏观上整饬军队，又要从微观上做好兵力重点部署。周必大认为，官军与“贼寇”作战时，还应“斗智”，如此才能“少败多胜”。
首先，斗智不斗多。与“贼寇”相比，官军人数的绝对优势并非取胜的因素。周必大建议选择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上，官军和“贼寇”作战时，人数多的优势往往难以发挥出来，一则剿灭“贼寇”往往在山区进行，官军虽人数众多，作战却不灵活；二则人数多，后勤难以保障，将极大削弱军队作战力。所以，周必大认为，“贼寇”有“小、快、灵”的优势，因此还是要注重作战谋略。
其次，斗智巧离散。周必大根据“贼首知道自己反抗国家，死罪在所难免，往往用‘被捕必死’的后果来威胁士兵从而全力对抗官军”的特点，向孝宗上奏“离间贼寇”的建议。对那些愿意招降的“贼寇”不仅应“开其悔过之路”，而且还应论功行赏，诏令“贼中被逼之人如果能翻然悔悟，杀戮贼首，不但可以赎罪，还可以格外补官，重行赏赐。”并发出通报，让他们“转相告报”，目的是“分化贼寇势力”，以“平贼乱”。
发展农业
南宋前中期内忧外患，农民大都流离失所，根本无法安心生产，农业也难以发展。为此，周必大提出“务农之要，莫先于戢兵”的建议，即朝廷应尽力停止战争，给民众提供安心生产的环境，以使民众回到熟悉的土地和家园。因为战乱导致“挥师所处荒草丛生，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统治者应“惩忿而窒欲，偃武而右文”，这样便会使“士兵可使转而为农民，战场可使转而为沃土”，从而“民生安定，农业发展，统治者无事于劝。”
国家停止战争，民众才能安心从事生产。周必大认为农民的勤与惰关系到邦国大计。在他看来，有了“戢兵”做保障，统治者在引导民众致富的过程中还需做好“劝农”工作，在组织“务农”时，就应对勤劳者给予奖赏，对懒惰者要多“督劝”，促使其完成应有的生产任务。周必大还亲自参与到实践中。在出任潭州通判时，他不仅督劝潭州民众要勤劳农作，而且在实际的耕作技术上，如深耕田土，顺应天时，肥瘠搭配，修造水利等，给予具体指导。同时还号召民众专心生产。周必大主张以“戢兵”来换取民众安心务农的环境，以“督劝”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生产积极性。这些主张既是对前代“劝农”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在“以民为本”实践中的创举。
文学
诗
周必大有诗600多首。他的诗有的善于状物，如《池阳四咏·翠微亭》中的“地占齐山最上头，州城宛在水中洲；蜿蜒正作双虹堕，吸住江河万里流”，比喻浅近新颖。又如《游庐山佛手岩雪霁望南山》中的“十日顽阴不见山，山中一夜雪封庵。伊予的有寻山分，日照北窗云在南”，气骨稍弱，却清新淡雅。他初学黄庭坚，后由白居易溯源杜甫。在有些诗里他喜欢用典，未能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
周必大学识渊博，在诗歌方面，有专门的理论著作《二老堂诗话》，此书偏于考证“必大学问博洽，又熟于掌故，故所论多主于考证。”
骈文
周必大是南宋有名的四六文大家，他于为官之时撰写了大量的四六文，宋孝宗一朝，他执掌内外制时间很长，许多重要的诏令典册都由他撰写，不少代表朝廷的重要文章，都由他撰写。其所撰四六文多成为南宋四六的典范之作，如《岳飞叙复元官制》，词婉义正，是宋代骈文佳作。是士人效法的对象。因此，周必大的四六文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当时和后世四六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必大的四六文在继承北宋四六文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既得皇帝之用心，又符合四六文文章之体制。二是呈现出散文化特点。 [144] 得体主要体现在周必大对章法的遵守上。周必大代言体四六文在语言上也很得体，即体现出典雅的语言风格。其四六文呈现出与王安石相同的典雅风貌，注重使用经史语，且运用经史语时注意对偶的精切。四六文语言的典雅风格以北宋的王安石最为典型，即四六文语言要出自于经史，代言体四六文更是要求词臣使用典重之语。
散文化也是周必大四六文的一大特点。宋室南渡以后，“以古文为四六”的欧苏派四六文写作手法被南宋四六作家所继承。周必大在对当时四六文写作进行评论时也注意到了四六文散文化的特点。周必大称赞仲并“以古文就近体”的写法，这与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的观点相近。他既主张“以古文就近体”，又主张四六文写作要谨守四六体制；既重视四六文的对仗和用典，又强调应突破对偶韵律的束缚。周必大四六文体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如大量使用虚词，参以古文的议论手法，所用典故恰当贴切，事无泛用等，这都是散文化的表现形式。周必大在四六文中大量使用虚词以求得文气的流转和表意的准确。
散文
周必大继承了前人的“文气说”，并强调“理”，具有宋代文论的鲜明特征。周必大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气”和“理”，不仅强调“气”的作用，还侧重“理”，重视学习儒家经典的作用。又因文人所学的内容大多为儒家经典，所以“学’气在文中也可以理解为对“理”的重视。
周必大散文主体风格是“雄深博雅”，主要表现为思想内容的雄深博雅艺术手法的用典繁密、文笔简练、语言流畅、行文的苍劲有力、文体的多样等方面。这种风格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追溯到司马迁散文的“雄深雅健”，韩愈的古文理论欧阳修的“六一风神”。
周必大知识渊博，熟悉当朝人物、掌故。在他的散文及《二老堂诗话》中，保存了不少研究宋代文学的资料。他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文字，主次分明，颇有史法，往往为元代修《宋史》者所取材。
周必大的序文如《〈皇朝文鉴〉序》，写得典重雅正。题跋如《题陆务观送其子赴官诗》，游记如《南归录》所写游石湖，则颇富情致。总的说来，这类散文内容丰富，文采则时有不足。
文献学
周必大曾用时四年，主持刊刻了宋代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计一千卷，还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使《欧集》自此以后有定本，且得以保留至今。“周必大刻本”被历代名家奉为私家刻书的典范。他曾在朝廷担任过秘书少监的工作，使他熟悉官廷校勘，使他在致仕之后有能力对《文苑英华》、《欧阳文忠公集》进行重刊。
周必大是南宋初年私家校勘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献学实践和成就对后世的文献校勘、印刷都有一定的影响，为优秀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于周必大去世的时间，史书有两种说法：
1.嘉泰四年（1204年）十月一日：楼钥所撰《忠文耆德之碑》、《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益国公赠太师谥文忠周公神道碑》皆持此论；
2.嘉泰四年（1204年）十二月：《续资治通鉴》持此论。
按，楼钥奉宋宁宗之诏撰《忠文耆德之碑》，其所记载的周必大卒年日月，应较清人毕沅著《续资治通鉴》更为准确。故采用嘉泰四年十月一日之说。
墓址
周必大墓位于浙江省文成县龙川乡中堡村，是1994年翻修的。墓的正前方立有一块青石墓碑，上书“宋丞相益国公周必大之墓”。墓为圈椅式青石水泥结构，墓室分五穴，分别安葬着大峃周氏的一世祖周必大及刘夫人、祝夫人和三世祖周九龄及张夫人。墓顶后方是周必大的生平传记，两侧为《重修一世祖必大公墓碑记》和《宋丞相周必大公墓葬由来》。
会议
2014年8月15日至18日，“周必大与南宋文化暨纪念周必大诞辰888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井冈山大学举行。会议就周必大的生平思想、政治影响、学术著述、文学创作、历史地位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