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们举家南下，从兰州前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整整三天三夜。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去电话亭打个长途电话都要按分钟计费。在一个西北小孩眼中，坐上这趟从兰州发出的最远的火车，就像去异国一样遥远。离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要告别亲人，告别故乡。送站的人挤着冲上火车，帮忙放行李、收拾床铺，东西都弄好了，还是舍不得下车。这时列车员开始赶，“开车了，下车下车！”有人仓皇地从车窗跳出来，场面一度混乱。男人们下了车就点烟，你一根他一根地分一分，手上夹着烟好像有了一个抓手，其实都是掩饰。
我记得很清楚，火车开动前要先放气，“嗤——”的一声，两秒钟后车身就动了。那些刚才还在聊天的、抽着烟的乌泱乌泱的人，忽然不动了，鸦雀无声地站着，全部看着火车。随着列车咔嚓咔嚓地行进，所有人的眼泪在一瞬间弹开，一群人追着车走，渐渐跑起来，直到看不见火车。
我从兰州哭到西安，那一年我十岁。
买到卧铺票是幸福的，能有睡觉的地方。硬座是人间真实，过道、厕所、车厢连接处都站满了人，睡觉就在地上睡。车上有尿味、骚味、汗臭味，还有方便面味、火腿肠味，混杂在一起。但其实还有一种味，那是人情味。每停靠一个车站，有人下车买当地特产、水果、烧鸡，拎上来给大家分着吃。坐完一趟三天三夜的火车，左邻右座都留了电话号码，他们真的会再联系。
那时的人情与现在不同。我到现在都记得车上认识的人。
我有很多次往返兰州、广州的经历，从一次坐三天，提速到四十六个小时，再提速到三十几个小时。我对火车的情怀特别深，那里有我很多记忆。有一年春运，我只买到了湖南的票，困了想睡觉就钻到卧铺的床底下。床下是满满的行李，我把它们挪开再钻进去，躺在一个行李包上，窝了一天一夜回到兰州。每到一站会有工作人员来检查车，用重物敲击车底，“当”地一敲，声音特别响，仿佛就在我耳朵底下。
那时去广东的人很多，改革开放初期，沿海城市因为经济发达，充斥着很多机会，各行各业都很兴盛，也诞生了黑社会和夜总会。那里有投机的商人，也有做企业的老板；有人是去打工，也有人为了钱不顾一切。有到处是说着广普的大款，腰上系着金利来皮带，手里拿着大哥大。我们家我爸也去了，我妈也去了，北方人在那边很不容易，会被欺负被打压。
少年时期的我并不快乐，那里大人讨论的好像除了钱还是钱。我从西北的农耕之地，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家都很在意物质，很现实。一聊天就是谁家老公是干什么的，谁家里花多少钱买了什么，会比较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魔幻现实了。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并不好。人们有缝隙就要钻，有钱就要去拿，就像疯了一样。
所以在演苗青山的时候，我能理解那种状态。
我觉得苗青山内心有点畸形，他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人。在我的想象里，苗青山生父是一名小提琴家，他从小热爱音乐，专攻长笛。因为父亲早逝，母亲嫁给一个酒鬼，他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长大后先是在动物园市场练摊儿，后来去广州认识了干走私的瓦西里，认他做师傅，也从此走上不归路。
华哥（刘德华）演我师父，我们一直在香港深圳倒腾货，渐渐上了道。市场开放之前，很多水货从香港进入内地，倒爷们大赚一笔。之后的十几年间，经济迅速发展，各类商品逐渐丰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经济衰退期，中国商品成为抢手货。一趟漫长的中俄列车，滋生了大量“国际倒爷”。
我和师父也在这趟列车上找到新的商机。火车一到站，俄罗斯人就扑向站台，货物源源不断地从车窗甩出，一边拿货、一边交钱。车上有很多商人，身上藏着大量现金，有人把它称为“发财列车”。但这辆车的安全有一个漏洞，离开中国边境时，中国乘警按照规定下车。列车继续前行，驶入“真空地带”，有人动了歪心思，盯上了乘客的钱财。
我们的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就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丰富的塑造。有些细节是我跟导演提的，既然是我演，我就不想演一个脸谱化的匪徒，那样没什么意思。剧本提到苗青山喜欢听交响乐，我就在人物小传里写完了他的一生。
我给苗青山选了长笛这门乐器，然后请老师教我。我跟导演说，希望拍一场苗青山想象中的自己——穿着白色的礼服，像白马王子一样在台上演奏长笛，身后是一整支交响乐团。导演同意了，就为了这一个镜头，我练了一部戏的长笛，一有空就在房间里跟着老师练。
拍这场戏是2022年秋天，在哈尔滨。疫情之下很难找到外国交响乐团，副导演搜遍了全国的乐手，凑齐了一支全是外国面孔的交响乐团。指挥往中间一站，我走上舞台，感觉跟真的一样。台下坐满了演观众的群众演员，我演完下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给我鼓掌。
我觉得苗青山是有些人格分裂的，倒货、抢劫是他生存的方式，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又渴望成为一个优雅的人，有空就身穿西服、打好领带，坐在莫斯科大剧院听交响乐。他有反社会人格，在杀人犯罪的时候他都带上耳机，在澎湃的声音中去做一件极端邪恶的事。
每个人都有好和不好的一面，苗青山不好的一面被激发了，像癌细胞一样生长，最后吞噬了人性。故事的结尾，警察审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应该收获的是鲜花和掌声，这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愿望和设想，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这样。”张涵予演警察，听完这话，他说了一句：“吃个饺子吧！”
这几年我越来越不喜欢在大城市待太久。我特喜欢小地方，到了那儿就开心。拍《山海情》在宁夏闽宁镇住了两个多月，我真是太喜欢了。年初拍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住在四川巴塘县，地方很小，保留着淳朴的风气和慢悠悠的节奏。那种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一样。它不会给你有任何压力，人到那里，就像躺在一片土地上一样，特别踏实。我觉得这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人应该是这样的。在藏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做任何事都遵从内心，没有太多效率，但我反而觉得，“干嘛要那么快，那么急呢？一开始在坝塘拍电影，我总是很着急，觉得怎么一早上才拍了一个镜头。后来才意识到，那又为什么要一天拍五场戏呢，对吧？
然后我就待着，早上晒晒太阳，不是也很好吗？坐在帐篷里看我的书，不是也很好吗？大家在一起不紧不慢地聊聊天，每一个镜头把它拍好，也很好。为什么要那么着急，那么慌张，为什么要有效率？离开大城市之后，人可以真正放松下来，越待越松弛，越待越松弛。每一天好像没做什么，但你自己感觉很丰满。
我今天发了三个小时的呆，晒了两个小时的太阳，感受风从我脸上吹过，真的太美妙了。我看到高原的云在变幻，从一开始有很多的思绪，到慢慢变得没有思绪。那一刹那，一切都太好了。如果现在能跳上一趟出走的列车，我想去拉萨晒太阳。
大约2010年之前，我喜欢背包旅行，在路上认识了几个嬉皮士朋友。后来我有空了就去找他们，他们是永远在路上的一批人。在路上生活、学习，甚至结婚、生子，没有家，只有帐篷。到一个地方靠自己的手艺活挣钱，比如有些人会做手工艺，就到一个地方摆地摊，非常悠哉地活着。等一下趟旅行的路费攒够了，就再一次出发。
我今年给自己的设定是想忙一点，生命的紧迫感在这一年特别强烈，如果一天浑浑噩噩浪费了时间，会特别难受。我有太多事要做，喜欢的事都很需要时间，我想把冲浪、滑雪技术提高一下，想在家里多看几本书。工作也是全年没有停，因为今年就想忙一点。也许我突然又不想忙了，一切都有可能。
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命体验，我也想去感受。生命很短，留给我们时间并不多。我马上快四十了。有时候我也会想，难道我的生活就一直是片场、酒店吗？这样当然可以，因为有角色、有故事，我也可以活得很丰富。如果没有喜欢的故事和角色，我就回到生活中，去找喜欢的体验了。我希望我的生命是一直活的，永远是让自己有新鲜感，永远有乐趣，在这个地方没有乐趣，我就去那个地方，不想被外在的价值观束缚住。像我那几个嬉皮士朋友，如果有一天也想这么活着，我可能就那样走了。
摄影 Oliver June
造型 Sherry
采访、撰文 陈晶
服装编辑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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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fuf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