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英语：Chinese），顾名思义，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候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中文”和“汉语”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文不仅是指口讲、耳听的语言,还包括阅读和书写的内容。“中文”与“汉语”两个概念的差异问题，一直以来，被人们忽略着。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除了一些较小的少数民族，他们始终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以外，藏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一些较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而这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语言文字，都属“中文”范畴。因此，“中文”并不恒等于“汉语”，或者说“中文”并不一定就是“汉语”。把“汉语”称做“中文”，用“中文”来代替“汉语”，严格说来，是欠准确的。
中文是相对于外国文字的一种叫法，一般特指汉字，即汉语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有时广义的概念也有所扩展，即既包括书写体系，也包括发音体系。
关于“中文”的研究
1822年马礼逊编辑第一部英汉词典，其《英吉利国字语小引》谓“英文有二十六字母……”，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英文”一词最早出处。马礼逊译English language为“英吉利国话”，译Chinese language为“中国的话”“汉话”，当时“英语”、“汉语”二词尚未发明。1855年何紫庭序《华英通语》：“吾友子卿……恒虑华言英语，不异北辙南辕”，才有“英语”一词，至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俨然已是正式术语（《“英语”与“英文”的首创权》）。
周君推测马礼逊造“英文”一词是从称满文为“清文”获得灵感，40年代周作人也说“汉文”乃与“满文”对待而生，“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十堂笔谈》）。其实“汉文”很早就有，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谈到佛经翻译时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但这里的“汉”指“汉朝”。与佛经翻译相关的还有“汉言”、“秦语”、“秦言”、“晋言”、“唐言”，分别指汉朝、后秦、晋与唐朝的言语。北朝鲜卑统治者称北方居民为“汉人”、“汉儿”，语言为“汉语”，始有民族和民族语言之义，但也不等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说见李一氓《试释汉族》）。1998年韩国发现的元代古本《老乞大》所谓“汉儿言语”，指蒙元时汉蒙混合语，明朝以后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汉字”和“英语”“英文”一样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并得力于晚清民族主义意识勃兴，周作人讲的不错，但他未指出现代意义上“汉文”“汉字”“汉语”三词的具体由来。我见闻狭窄，不知有无这方面的系统考证。
像汉语、中文、汉字（解放前一度定名为“国字”）、国语、国文、普通话、华语、华文这些常用概念的源流异同，国内不讲究无甚大碍，但在好像要“拿来”“送去”并行的今天，“送去”的对象难免疑惑，猝然问起，肩负“送去”使命的人要给出满意解答，殆非易事。
目前“对外汉语专业”因“全球汉语热”而走红，“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汉办”）声名远播，“送去”的是“汉语”，英文为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这都没问题。但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何以不叫“中国话”而叫“汉语”（比如赵元任说他的A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文名应该是《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却坚持译为《汉语口语语法》）？落实到文字为何叫“中文”而非“汉文”？国内大多数“中文系”的全称为何叫“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汉语言文学系”？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前者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后者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国语”“国文”只是台湾地区共同语和书面语吗？为何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认为“国语运动”从清初刘继庄就开始了，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不提当时民国？今日之“华”并非只是过去“华夏”、“华族”、“华夷”之“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有一个“华”字，外人对中国的某些行为仍被称为“来华”、“访华”、“侵华”、“援华”，而“排华”、“反华”、“亲华”之“华”，既指本土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既如此，华语、华文是否只用来称呼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不是既有“老华侨”也有“新移民”吗？周有光先生说“‘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名词原来都是‘通名’，不是‘专名’……只有‘华语’这个名称有‘专指性’，一听就知道专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可以跟‘英语’、‘法语’、‘日语’等名词并立使用。把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定名为‘华语’，似乎比较合适”（《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他还预言“全世界华人可能在21世纪之末普及华夏共同语华语”（《21世纪的花语和华文》）。这个说法的可接受性究竟怎样？
2000年版《辞海》“普通话”定义中说：“近几百年来，由于白话文学和‘官话’的传播，其（按指普通话）规范逐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建国后，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似乎暗示普通话早于“官话”和“白话文学”，何时得名，何时开始推广，也很含糊。“普通话”最早可能见于1902年吴汝纶与日本人的一次谈话，1904留日学生“演说联系会”简章也有该词，1906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称“各省通行之话”为“普通话”，这都可能从日语“标准语”而来，30年代瞿秋白也说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直到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次年2月6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才有正式定义和开始推广的确切时间。写入宪法，则是1982年。这些《辞海》不交代，易生误解。
“普通话”尚且如此，上述名称普通内容未必普通的概念更可想而知。40年代吕叔湘先生有感于“国语”“国文”两词辨析不易，说“名词的繁杂，和涵义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来”（《文言和白话》）。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今天“正名”之事或许还不至于“必”，但依据历史脉络来“释名”，无论推广常识还是解决积累下来的学术难题，倒是值得认真对待。倘有相对公认的结论，印成小册子，“送去”之时，也就有备无患了。（资料来源：《文汇报》2010年7月13日，作者：郜元宝 ）
最早的汉字（中文）:甲骨文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商朝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后把占卜时间、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不过具体的情形因甲骨分期而有详略的差异，大致上以武丁期的刻辞最为完整，同时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时期。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记录，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这有必要先从发生在一个名字叫李成的农民身上说起。这个愚昧的农民对甲骨文的发现有着一段典型的、可笑 的、荒诞而又充满文化悲怆感的传说。他是河南省洹河畔安阳县小屯村人。李成是为了赚钱第一个把“甲骨文”作为药材运到城里、传送出去的人，但也是在他手里，毁掉了难以计数的甲骨文字。功耶？罪耶？惟有历史来定论。
中文文字（汉字）的演变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形声字
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合体会意字
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合体记号字
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