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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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型学科。政治心理学主要借鉴比较成熟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它尤其关注人的心理与社会政治现象的双向互动过程。
政治心理学是兴起于西方2O世纪2O年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目前已在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政治心理学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具体地说，这是一个双向相互作用规律的探讨。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动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现形式，揭示政治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如个人的性格、兴趣、价值观、态度、知觉、情绪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动对心理活动的影响规律，如政治系统、政治事件等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
政治心理学产生于2O世纪2O年代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背景。19世纪末2O世纪初，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纷纷独立，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也取得了不断的进步，这些为政治心理学的独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中政治动乱的加剧，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现代极权主义及其暴行的发展，大众传媒的系统利用，等等，都使人们迫切需要获得有关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关系的知识，以找到这些事件产生的原因和与之斗争的办法。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进展与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相融合，促使一些学者对政治心理学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1908年英国政治学家Wallas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性》一书，在书中他对政治中的刺激与本能、理性的决定与选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Wallas的同代人—— 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对社会、战争、领导、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对政治心理学的产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美国，第一个把心理学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Charles Merriam。1925年Merfiam呼吁科学的政治学应该把心理学吸纳进来。Merriam 的学生，Hamid D．Lasswell响应了其老师的号召，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和著述工作，这使其成为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奠基人。
尽管Lasswell的研究几乎涉及政治心理学家所关心的所有问题，但是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探讨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上。他的著作，《精神病理学和政治》(1930)，《世界政治和个人的不安全感》(1935)，《权力和个性》(1948)等可以帮助我们利用独特的心理观点来理解政治现象。这个研究取向导致了政治心理学大量地研究了个体和社会的心理过程，诸如动机、冲突的感知、认知、学习、社会化、态度形成、群体动力以及个性和精神病理等对政治行为的重要影响。
美国政治心理学中强调心理过程是政治过程决定因素的观点使得人们忽略了政治过程对心理过程影响的研究。
而欧洲的政治心理学，尽管受到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影响，但却很少一边倒。在欧洲由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人们关注到了政治过程在心理过程和个性方面所发挥的作用。MaxHorkheimer在其1931年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本研究机构的成员应该探讨社会的经济生活、个体的心理发展及文化领域的转变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个研究所的很多成员，如Adorno，Marcuse，Fmmm，Habermas等等，都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Lasswell及其欧洲同仁开创性的工作后，5O、6O年代学者们对大量的政治心理现象进行了研究。5O年代的政治心理学重点探讨了权威主义个性和政治态度的问题。例如，德国心理学家Adorno等人出版了《权威主义的个性》(1950)，论述了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基础。英国心理学家Erikson出版了《童年与社会》(1950)，书中指出个体在其一生转变时期所采取的观念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发生影响。
6O年代，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个性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例如，Campbell出版了《美国选举人》(1960)，着重探讨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麦克里兰的《成就与社会》说明了成就动机对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兴衰的影响。Barber在其《立法者)(1965)中研究了立法者的不同性格类型。
7O、8O年代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其标志一是一些政治心理学专著问世，如Knutson(1973)，Elms(1976)，Batner—Barry(1985)，Stone(1988)等都出版了政治心理学专著，这些书籍对政治心理学的历史及地位、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作了阐述，促进了政治心理学向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标志之二是在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实施了培养政治心理学研究方向硕士、博士的计划。如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SUNY—Stony Brook大学、GUNY大学、uGLA大学等都培养政治心理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政治心理学是这些学生的必修课。标志之三是1978年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在美国成立。学会的创始人有Lasswell、Knutson等。在1979年和1981年分别有两个学会刊物创刊，《政治心理学》和《微观政治学》，这两本刊物在传播、推广、促进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政治心理学在国外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的具体状况如何呢?
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和心理学相交叉的一个科学领域。它是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这是一个双向相互作用规律的探讨。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动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现形式，揭示政治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动对心理活动的影响规律。构建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从学术上看，它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其理论体系具有综合性。如果采取单一的心理学取向，必定会使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严重地脱离社会政治现实，使政治心理学因无力解决社会中的现实政治问题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而采取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又会使政治心理学单纯趋向于宏观、静态、规范的研究，缺乏对政治现象进行微观的、可操作的和实证的研究。因此，从多学科角度研究政治心理学才能体现出此学科的本质，会使政治心理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完备。
本土化原则要求我们在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发展阶段出发思考问题。
政治心理学的构建，要及时吸收本土积累的思想材料和实践经验，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充分地借鉴和学习国外有关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将其吸收、消化并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心理学学科体系，从而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系统性原则要求政治心理学要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看待、研究各种政治心理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
既要研究心理现象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如个体的人格、动机、认知等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揭示诸如政治人格、政治动机、政治认知等政治心理现象自身所包含的内容；也要探讨政治过程对心理现象的影响，如政治传播、政治改革、政治发展等对心理现象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提出和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心理问题，合力效应才能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心理学必须不断地更新、创造。在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上，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层出不穷的，它们都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政治心理问题的需要。这样，政治心理学才能经久不衰，永葆活力。同时，政治心理学也要有前瞻性，应该能够指导政治生活，预测各种政治变化，反映人们一般的政治心理活动规律，从而帮助各类政治个体、政治群体根据实践的需要控制政治心理现象，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新的评判社会的原则，由此修正和补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学理论。
传统政治学认为，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时，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是基于正义。无论是基于前者还是后者，人们都认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学要追问的是，除了利益或正义，人们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人们的行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人们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大多运用社会契约论解释国家的形成，这种契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产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权力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传统的政治学在评判、分析社会时，注重权力、利益、权利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尽管不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会时，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只是它所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解释成为两个利益相互矛盾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的结果，社会主义奉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共产主义社会则崇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质的层面。
政治学不仅是一种利益政治，政治运作也要符合正义。美国的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平等的原则，它确定与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问题的处理。公民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要有两个并存的条件：第一，这种不平等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尤其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第二，权利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罗尔斯称之为“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正义原则的提出是对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们在追求利益时要符合正义。
与这两种评判标准相联系的是学者们对人性是理性的坚定的信仰。西方的学者普遍认为人们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够知道自己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正义。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西方国家实行普选权，相信人民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够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义的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两种评判标准在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时，有时会遇到困难。譬如，德国的民众为什么会选举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希特勒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既不是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没有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从中也看不出德国民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组织，或者邪教团体，他们加入时既不是为了物质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财产捐献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学者可能会说，这些人无知无识。受骗上当。但是经过分析会发现，这些组织的参加者有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两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联酋的富贵家庭，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组织头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国也接受过教育。他们为什么会加入恐怖组织?针对这些问题，传统的评判标准已经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学对此进行了修正和补充。研究政治心理学的许多学者认识到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利益和正义，也有人们的心理。
美国著名的政治心理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溶人到自己的性格中，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最终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既能够为维持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何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加入恐怖组织之类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们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 Judge)，他们通常所做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由于这种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导致民众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兰教国家大有市场，与美国偏袒以色列，导致了伊斯兰教信徒的不满，激起了他们的宗教情感有关。德国纳粹的上台同样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割让土地、赔款，这对德国民众的心理是极大的打击，激起了他们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国民众选举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国走向了专制，最终导致二战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来临之时，无产阶级会自然地抛弃资本主义，向左转迎接社会主义，但事实却是向右转投入了纳粹的怀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民众的心理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下，在心理冲动的作用下，人们的理性是无能的，人们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义去选择自己的行为。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况下，因为心理的干扰，理性变得非常有限。因为理性选择是建立在心理假设基础之上，他们有时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传统的偏见，对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党派、政治观点带有抵触情绪。
譬如接触一些电视信息时，人们一般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节目，而对其他信息则弃之不顾。卢皮亚(Lupia)把这种选民称作不完整知识的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尽管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比较了在政治科学中两种人类理性的理论：源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经济学的综合的、实质性理性。作者通过比较这两种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的判断主要依靠辅助设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发挥作用，必须与正确的辅助设想相伴随，否则在对政治现象做出有效判断时是没有能力的。简言之，理性必须与心理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学提醒着我们，在解释、评价一些政治行为时，既需要利益的评判机制、正义的原则，更需要注重人们的心理需求。可以说，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是除利益、正义之外的评判政治学的第三项标准。心理的评判标准与其他两项评判标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前两项评判标准有时是心理不满的原因，对利益的追求，以及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重要动机，人们的心理不满的许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社会存在非正义现象。而前两项评判标准要想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须能够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说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评判前两项标准成功实践的标志。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学的评判原则之中，能够补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学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具体来说，旧有的制度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旧制度就会被抛弃，从而出现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心理学则强调心理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不仅由与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冲突的新的生产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会条件与不可变更的人类需要之间的冲突所引起。”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如果对人的性格压抑过甚，最终就会导致人们去改变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需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制度仍然处于僵化状态，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加剧。“随着社会内部客观矛盾和对立的增长，随着分裂进程的加快，在社会的里比多结构中就会发生某些变化。
我们看到，维系社会稳定的传统纽带消失了，传统的感情态度发生了变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变了它们的社会作用。它们不再服务于维护社会，而是用来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它们不再是‘粘合剂’，而成了炸药包。”革命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促成的，生产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的心理的发展变化也是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有关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
群体心理学的始祖、法国的思想家勒庞(Le Bon)认为革命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通过对分别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时期的两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歌(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人们的信仰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对革命的发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学不仅能够弥补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而且能够进一步修正乙些政治理论，并重新为其从心理的层面提供论据。马克思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程，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各国为了在世界争夺利益，转嫁经济危机，必然引起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许多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学者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二战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向右转，即使在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上，也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
二战之后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行将腐朽，反而在经过自我调整之后，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尽管他们的经济表面是繁荣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灭亡。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思想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对此作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已经解决了发展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Marcuse)认为当今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只是病征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质的极度缺乏，由此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而现在的社会则是源于富裕，人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财富的同时，精神状态却没有随之好转，仍然感到心理的压抑，人性本身没有充分地发挥。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病态”。马尔库塞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极大提高，人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颓废的一些表现行为，如酗酒、吸毒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人们仍然感到孤独、无力。总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人性相矛盾的社会。
而要解决这种矛盾，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与人性发展相协调的社会，这种社会就是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变迁必须以促进和加强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个人变得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人不再是机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术都服务于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最后的源泉，适宜人的发展而不是最大的产量必须成为一切计划的标准。”社会主义工业的目标不是达到最高经济的生产力，而是达到最高人的生产力。
生产和消费必须服务于人的需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能够充分实现自我，此时的自由“不仅仅代表着摆脱，而且还代表着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所有关于公民事务的自由，代表尽最大可能的限度发挥个体潜在能力的自由”。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绝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他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内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础上，国家的集权活动降低到最小限度；国际上，则达到世界的大同，即人类的统一与全体人民的团结。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这种论证不是简单的论证，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发展。
一些学者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却得出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同的结论。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第一届主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E．莱恩(Robert E．Lane)论证了自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政府要做的是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赋予人们生活幸福和满足的条件，高自尊为人们的学习以及以后的成长提供了心理的基础。自尊产生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反对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认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权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让人们有工作的权利，只有人们拥有一份工作，才能拥有尊严。第二项基本的权利还是与工作有关，那就是人们有权利参与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决策。
随着政治心理学的引入，不断修正着我们对理想社会的判定。中外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中，不外两点：一是物质的富足，人们过着吃喝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种族、民族、性别、职业、财产、地位等的差异，人们实现了一律平等。第一条符合利益的原则，第二条符合正义的原则。心理需求的原则引入政治学之后，要求未来的理想社会还必须是人人都能够生活愉快、人的各项潜能都能够得到发挥。
政治个体研究主要探讨政治环境对个体心理现象的影响以及个体的心理特性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两方面的问题。
例如，研究个体的政治知觉、政治社会化、政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政治疏离感、政治恐怖主义者的社会背景、个性和政治态度的关系、政治家和政治领袖的心理、大众传媒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最广泛领域，它是政治心理学许多其它课题研究的基础。
以政治家或政治领袖的研究为例，政治家或政治领袖是对政治过程起到特殊重要作用的人。国外的学者研究了政治家或政治领袖的个性特征、领导风格、决策行为、谈判行为、领导魅力等。Jervis(1997)C21研究了错误知觉、小集体思想、自我意象和他人意象对谈判技巧和暴力及战争的升级所起的作用。Farnham(1997)l 31、George(1998)[41、Greenstein(2000)_5 使用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解释了罗斯福、尼克松、克林顿领导风格的差异。Jones&Hudson(1996)L6j、Pancer，Brown，＆Widdis Ba~r(1999) j研究的结果显示对政治领袖个性特质的判断既能影响个体对这些领袖的总体评价又能影响他们的选举决策，个性特质的分析是研究政治领袖和选举行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
此外，很多学者也研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个体心理的问题。Sowell(1994)_8 J、Sainsbury(1996) 1研究了阶级、种族、平等、福利状态等在个性发展上的影响；Whelan，Hannan，&Greighton(1991)[10]、Gallie，Marsch，&Vogler(1994)ll“研究了失业、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的经济对个体心理的影响；Eagle(1991)研究了政府和自尊的关系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如何影响社会幸福感和人的发展的问题。例如，Lane的研究显示，政府或者政治组织很少能够影响公民生活满意度，人们一周中只花费很少的几分钟去从事政治活动，政治的平等对公民的自尊及幸福感不起决定作用，而工作、家庭生活、业余活动、生活水平更可能是衡量人们幸福感及其价值的指标。Lane指出，“认为自己有价值的人也会认为他人有价值；低自尊造成了人们深切的不幸福感，高自尊为人们的生活幸福感提供了条件；并且高自尊成为学习的心理基础，因此，也是成长的基础。”所有的政府都应致力于发现促进自尊的条件并给予实施。通过系统的思考与研究，Lane提出了一系列规则以使政府促进个体的自尊，在这些规则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给个体以成就体验。
Lane认为“首要的权利是工作的权利”，“第二个基本权利是参与决策以影响自己工作的权利。”与其他的许多学者相比，Lane不是很重视政治参与权利的重要性，而是更重视工作权利对自尊产生的影响。Lane(2000)ll 又讨论了民主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Veenhoven曾在1993年分析了23个国家民主和幸福感关系的状况，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是收入水平而不是民主才能增加主观幸福感。Lane对Veenhoven(1993)的研究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认为社会幸福感与工作满意度和良好的家庭关系相关。为了促进社会的幸福感，政府可以多做些摆脱贫困(对幸福感有明显作用的)的事情去促进社会的主观幸福感，这比促进平等更有意义。同时也要在发达经济条件下促进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像政府可以为一些有怀孕女工或休产假女工的单位发放津贴，以弥补生产率的降低，从而间接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政治群体研究主要探讨政治群体的心理活动规律问题．内容包括政治群体的凝聚力、政治群体间的相互作用、政治群体的决策行为、冲突或暴力行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政治运动的心理机制、民族的心理结构等。
例如．关于政治运动的研究，Haslam&Turner(1994)在发展了Taifel的“小型群体范式”理论的基础上，应用了社会认同理论去理解政治运动和社会的构成问题。Glayton&Grosby(1992)l141研究了妇女运动；Reich(1990) 15l研究了恐怖主义群体；Robins&Post(1997)对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作了探讨；这些研究主要是解释了政治运动和群体冲突的心理机制问题．而Deut~h和Coleman(2000)_l71则研究了如何运用某些具体的社会心理理论来解决各种社会条件下的冲突问题。
关于政治群体的决策问题．Janis(1972，1982)对小集团思想作了详细地分析。他进行了六个案例研究，用以说明小集团思想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发挥消极作用的。案例包括：Nevill的王室小集团；1941年秋季Admiral Kimmel的海军指挥官小集团；杜鲁门总统的朝鲜战争顾问团；肯尼迪总统的古巴“猪湾”入侵问题顾问团；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战争“星期四午宴群体”；尼克松的内阁小集体及其对水门事件的处理方式。失败决策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群体中寻求一致的倾向。
Janis的研究表明维持群体一致和需要被群体接受对决策质量发挥了负面的作用。Janis的工作得到t’Hart(1990)、Purkitt(1992)、Hudson(1995)的深入研究，Janis的小集团思想得到了重新考证、修订和评价。
关于群体冲突的研究，Monroe等人(1999)总结出可用一些社会心理学理论，诸如社会认同理论、心理动力理论、符号种族主义理论、现实群体冲突理论等等来解释偏见、种族主义、民族暴力、灭绝种族的屠杀等问题。例如，心理动力理论把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归于无意识心理结构的作用，这种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是早已存在于个体心目中的意象，它成为我们思想中的“陌生人”，这对民族冲突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KinnvaH(2001) 181研究了印度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冲突的原因，印证了上述观点；符号种族主义理论关注于态度研究以解释偏见。Sears(1993)ll 9J认为，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建立在早期习得的态度倾向上；现实(工具主义的)群体冲突理论认为，对内群体的认同和对外群体的偏见建立在群体成员对竞争感知的基础上。
国际政治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政府、国家、同盟、国际组织等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如研究威胁、战争威慑；友好互助、科学和文化交流、贸易等合作中的心理问题；外交谈判中的心理问题、制定对外政策的心理依据、国际同盟破裂的心理条件等。
以对外政策分析为例，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心理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系列经验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如Larson(1985)应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美国冷战政策的来源；Jervis(1976，1997)系统地分析了在国际政治中信号和知觉的作用；Hermann(1977，1980)研究了制定对外政策的心理依据，等等。在Jevis(1976)的研究中，通过探讨概念形成的根源揭示了在对外政策中感知到的意象和错误知觉的严重后果。在Jevis(1997)的研究中，探讨了领袖是如何吸取前车之鉴并不断地夸大它们在政策制定中作用的问题。Jevis和其他人的研究导致了学者们对知觉与意象相互作用机制的关注，并且提出了大量的有关意象形成的理论。Le Prestre(1997)使用了“国家角色理论”来解释对外政策制定的心理依据。国家角色是被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期待并共享的一系列有关国家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制定对外政策的人要根据国家角色来做决策．这样可以被人民接受 Le Prestre的工作引发了大量关于文化和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Hudson，1997；Wilkening，1999)也使得人们探讨了与此相关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学习问题(Duckitt，1992；Renshon&Duckit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