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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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 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 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 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1954年获博士学位。期间1953年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 的领域。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 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 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 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 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于2001年4月访华， 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做了题为《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等一系列的演讲，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巨大。
1、综合的心灵
作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十分熟悉从德国古典哲学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各家学说，他还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如皮尔士、乔治·H·米德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的影响，此外，他还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弗洛伊德、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心理和道德发展理论、对马克思、韦伯、杜尔凯母、帕森斯的社会理论了如指掌。作为一个倡导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本人的思想实践充分地体现了哲学的交往品格和对话特征，他曾先后与卡尔·波普、伽达默尔、N.卢曼、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罗蒂、C.泰勒、罗尔斯等进行过论战。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比较罕见的“综合的心灵”，称他为“当代的亚里斯多德”、“当代的黑格尔”，一点也不过分。正如乔治·里希特海姆所说，“在他的绝大部分同事吃力地征服了某领域的一个角落的时候，他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使自己成了整个领域的主人，他似乎生来就具有一种消化最坚硬的材料进而将其重组为一个有序整体的能力。”
2、形而上学思维的解体
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思维来概括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思想倾向，即始自巴门尼德、柏拉图，直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他认为，形而上学思维的有三个基本特征：（1）统一性思维。（2）唯心主义。（3）强的理论概念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西方哲学在从古代向近代的发展中，发生了一次范式转变，即从本体论向意识哲学的转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认识论的转向”. 自笛卡尔始，自我意识被置于哲学的中心。哈贝马斯认为，在形而上学思维的境域中，本体论和意识哲学之间有连续性，意识哲学以新的形式体现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形而上学思维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极致发挥的同时也开始了它走向衰落的命运。哈贝马斯认为，在导致形而上学思维瓦解的各种思想倾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四大主题：（1）程序性的合理性。（2）情景化的理性。（3）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4）语言学转向。
总之，随着程序性的合理性、情景化的理性、生活实践的优先性等观念的日渐深入人心，随着语言学转向特别是语用学转向的最终完成，以统一性思维、唯心主义、理论至上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特征并在近代意识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逐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境域也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
3、作为“替身”和“解释者”的哲学
随着体现程序性的合理性的科学在近代的巨大成功，以往那种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态势在也难以维系了。在科学声誉日隆的背景下，如何调整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哲学家难以回避的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出现了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哈贝马斯反对这两种极端的立场，他所推崇的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哈贝马斯关于哲学和科学合作的思想是以对一种不同于客观主义的科学的研究传统的发现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关于人的科学的研究传统，它在马克思、弗洛伊德、杜尔凯姆、米德、马克斯.韦伯、皮亚杰、乔姆斯基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富有成果的展开。哈贝马斯自觉地认同这一研究传统，提出了 “重构的科学”的概念。重构的科学试图通过阐明人类的各种基本的类能力，如言语、理解、判断、行动等的结构，来建立一种关于人类理性或合理性的理论。
重构的科学“是这样一个领域，即哲学家在其中作为观念的提供者而展开工作，但不象康德或黑格尔那样作出基础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断言。”一旦克服了基础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哲学所能提供的莫过于能适用于经验领域的重构性的假设了。在这里，哲学扮演着一种“替身”的角色。“哲学将占据谁的位置？它将替代什么？具有强的普遍主义要求的经验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是这种融哲学和科学、概念分析和经验研究为一体的重构的科学的一个典范。
一句话，重构的科学昭示于我们的是：在克服了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等形而上学的倾向之后，哲学可以在和经验的紧密联系中发挥其擅长普遍理论的优势，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除了在重构的科学中提供观念，扮演“替身”的角色之外，还须扮演一种起媒介作用的“解释者”的角色。
哲学的这重角色和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关。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自现代性曙光初现以来，从原本统一的生活世界中逐渐分化出了三种韦伯所说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科学、实证法和后传统主义的伦理学、自主的艺术和体制化的艺术批评。显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分化之结果的上述三种文化价值领域，具有明显的相对独立性：科学处理的是真理问题；道德和法处理的是正义问题；艺术和艺术批评处理的是趣味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分化至少给哲学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1）如何克服随分化而来的科学、道德、艺术之间相互隔膜的境况？2）如何处理专门文化和日常交往、圈内和圈外、专门成果和大众启蒙等的关系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日常生活和专家文化不需要哲学的辩护，但它们之间的隔阂却需要哲学去消解，“留给哲学、并且也是它力所能及的任务，是解释性地联结专家知识和需要定向的日常实践”. 现代性提出的问题要求哲学扮演一种能在日常生活世界和专门文化之间以及各文化价值领域之间起媒介作用的解释者的角色。
威尔比把哈贝马斯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哈贝马斯特别提到了哲学家的三种社会角色，即“专家”、“治疗师”和“公共知识分子”. 要解决技术性的问题，哲学知识似乎无济于事。然而，当事关如何批判地评估不同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时，或者当事关新技术运用的风险等方面的规范性问题时，人们就得听听哲学家的声音，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专长。
自古以来，哲学还承担着提供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慰籍的功能。在宗教解除了哲学的提供慰籍方面的任务之后，作为一种世俗的智慧，哲学是否还具有一种“治疗” 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亚里斯多德所倡导的实践哲学，即以探讨善的生活为主题的伦理学，就旨在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哈贝马斯指出，在现代的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条件下，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必须有所转换。“因为现代境况的首要特征就是世界观的合法的多元化，哲学家不能对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计划的实质表示赞成或反对。”鉴于此，伦理学必须牺牲有关具体的善的生活的内容方面，而更加专注于诸如我是谁、我将成为谁等有关认同问题的更为形式的方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哲学家还扮演着“治疗师”的角色，那么，他的“治疗”功能最多在于促使人们就认同问题达成一种合理的自我理解，鼓励人们过一种自觉 的生活。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比起作为专家和治疗师对于现实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宏观社会问题的共鸣板，公共知识分子主动地运用其专业能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正是通过这样的公共话语，现代社会达到了自我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在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就处理某些问题而言，哲学家是更为合适的人选。所以，哲学对于诊断我们的时代，在促进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又如，由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既熟悉生活世界的语言，又熟悉专家文化的语言，所以，哲学家能够很好地批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还有，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具有解决“正义”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能力。哲学和民主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而且以某种方式相互依赖：“哲学对于宪法保护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有特殊的兴趣，反过来，时常受到威胁的民主话语也需要这个合理性的公共守护者（指哲学- 引者）的警觉和干预。”
哲学家的这三种角色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哈贝马斯对哲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似乎情有独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是哈贝马斯运思的显著特色和一贯风格。从早期的对海德格尔事件的评论，对学生运动的批评，到80年代就如何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问题而积极介入“历史学家的争论”，一直到近来关于德国统一、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人权问题、克隆人、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911 事件的评论，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地在公共领域中尽他的责任，贡献他的思想。这种精神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兽性和人性》一文，在中国的思想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也使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哈贝马斯的有关理论已成为一些学者观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分析工具。
因为哲学与常识接近，与居于日常生活中心地位的知识接近，哲学远比其他科学更依赖于有特定信念的个体。我这里指的个体不同于哲学传统中的精英--精英们深信自己与超越现实的更高的生活方式交融。我以为，抱着哲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会犯错误的认识去实践哲学才是重要的。
人的一生充满了问题，它们扰乱了你的生活。然而，当你找到了答案，并用写作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其乐无穷。
如果一个观念的构成是得自于人为造成的苦难经验，那么这个观念是能够而且也应该被取消的。解放的旨趣则不是一种急于摆脱苦难的应急的价值取向，相反，这种价值取向是根深蒂固的：它深深根植于人类生活之中，它怀疑束缚着我们的毫无必要的关系，并衷心希望获得解脱。
哲学家不是民族的导师。他们有时可能是有用之士。如果是的话，他们也许会写出像罗尔斯的名著那样的书。当罗尔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讲话时，他并不考虑制度化的事情，他只是作为一名投入社会斗争的自由主义者在讲话。这就是我所想的，也是哲学家应该做的：忘记自己的专业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做得比他人出色，并能将成就贡献给公共事业。
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在科学中去发掘同经验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归纳原理相对立的强大的战略理论。……哲学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论证在科学中形成的客观思维的普遍性，以及合理的、能够为自身作辩护的实际生活的基本原则普遍性。……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客观主义；就是面对思想和制度在实际形成时的种种联系，反对思想和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可以说是虚假的）独立性；就是展示激进的自我反思的力量。
哈贝马斯著述甚丰，除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数量可观的文章外，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主要著作有：
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在1981年正式出版，标志着哈贝马斯思想体系的初步建立，此后，哈贝马斯又用近10年的时间对这个理论体系加以修订和完善。从 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便大举涉猎政治理论领域，把他的批判触角由社会理论领域进一步推进到政治理论领域。由此，哈贝马斯的思想路线也随着变成了 “从理性批判到政治批判”。而政治批判的结果，就是建立起了所谓的“话语政治模式”。“话语政治”实际上是哈贝马斯此次访华演讲的核心内容。
他的主要著作有：
- 《绝对性与历史，谢林思想的二重性》（博士论文，1954年）
- 《大学生与政治》（1961年）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
- 《理论与实践》（1963）
《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
- 《知识与兴趣》（1968）
-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
- 《交往行为理论》（1981）
- 《道德意识和交往行动》（1983年）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年）
- 《交往行为理论（补充与论证）》（1984）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
- 《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
- 《在事实和规范之间》（1992年）
-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