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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产出比是一个经济系统为获得单位产出所需要投入的资本量，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可以用相对少的资本获得相对多的产出.生产过程中，技术往往起着节约资本的作用，保持其他情况不变，投入同样的资本，高技术的使用总是带来更多的产出. 许多学者认为，资本产出比与生产技术水平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被视作衡量某个经济系统生产技术水平高低或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量。[1]
长期以来，资本产出比受到了von Neumann、Samuelson等理论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在理论上提出并证明了，在一些均衡增长的经济系统中，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守恒量；20世纪50年代Solow所刻画的经济系统达到定态时资本产出比是常量；计量经济学家Kuznets详尽分析了美、日、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年经济增长的有关资料，数据分析表明，资本产出比在长期有缓慢下降的趋势，短期内则基本符合等于常数的假定；Romer的工作表明：资本产出比在均衡时确实会收敛至一个定值，且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水平大致相当，但发展中国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发展中国家的K/Y往往大于发达国家的K/Y。这些工作从理论和实证2个方面检验了资本产出比与技术水平的密切联系，可以用来衡量某个宏观经济系统的发展阶段，判断其是否处于均衡增长态。资本产出比分析也被用于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各经济部门的增长差异。樊瑛等用1978—1994年中国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实证估计，计算分析了该时间段的资本产出比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阶段性增长的理论假设。葛新元等通过资本产出比估计，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不同经济部门K/Y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经济存在着不均衡。资本产出比分析对于衡量中国地域性差异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和政府已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差异，但一般只是定性的叙述说明，没有定量的讨论论述，如何衡量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如何衡量已取得的成就，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存量K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包括固定资产存量在内的所有过去和现在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物品的价值总和。中国的相关统计资料中没有K，许多实证工作不得不采用变通方法用其他值进行近似讨论：贺菊煌在研究中将K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产，估计了中国某些时间段的K；其他工作更是直接将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存量作为K。本文将采用后者。樊瑛等提出一种估算资本存量K的方法：给出资本存量的演化方程是ΔK=I-δK，令Ki/Yi=βi，利用vonNeumann和Solow的结论，在i足够大时Ki/Yi=βi=const，可得βi=Ii/{[Yi-(1-δ(i-1)]Y(i-1)}，取βi的平均值β=β1+β2+...+β(n-1)n-1作为基年(i=0)的资本产出比，利用Ko=βYo求基年的资本，继而求出各年的资本。这种方法通过求平均值消除了一定的随机误差，但对于基年的选择具有主观强制性。我们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设资本产出比短期内相对稳定，即βn≈βn-1，有βn=In/{Yn-(1-δn-1)Y(n-1)}，通过统计年鉴，求得历年的βn，然后从中选择相对平稳的一段中的某一年n′，求出该年的资本Kn*=βn*Yn，并将其作为基年。有了基年的数据，利用K(n+1)=(1-δ)Kn+I(n+1)和K(n-1)=(Kn-In)/(1-δ)，再通过投资数据和折旧率就可以估计出其他各年的资本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