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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官并不是指一丝不挂的官员，而是特指那些配偶及子女均在国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而其独身在国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的官员。现今的“裸官”，一般有三类：第一类是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到国外，最后自己学业有成回国。这类留学回来的人，主要是科研人员，表现好的很快被提拔做了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类是指贪腐官员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贪腐的财产一点一点转移出去。一旦事情败露，就逃到海外。
2010年5月19日国家颁布施行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己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才首次对“裸官”给出了一个官方的界定。在该“暂行规定”中，“裸官”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没有子女，配偶己移居国(境)外的；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裸官”不包括“经组织批准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特需高级科技人才和通过其他途径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而“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暂行规定”中的“裸官”定义应该是比较严格和权威的。
第一，“裸官”变“贪官”和“逃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大量的事实证明，众多贪官提前将自己妻子孩子送往国外，到处搜刮敛财，一旦东窗事发，便逃之天天，而由于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引渡往往事倍功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人民日报》对此曾有过披露：从1992年至2007年6月底，我国外逃省部级(包括副省部级)官员87人，正地厅级320人，副地厅级1920人，处级8250人，副处级11340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逃资金就有10000亿元以上，而这些外逃的贪官几乎都是“裸官”。由商务部曾经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3O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4000多亿人民币，人均携走约1亿元赃款。而近几年的案件反映出贪官携款外逃的金额越来越巨大，基本每个贪官涉案资金都是上亿元人民币，可以想象每年外逃贪官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损失。
第二，政治忠诚度存在考验，难以树立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出于政治忠诚方面的考虑，各国法律普遍把是否拥有本国公民身份作为担任公职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当公权力易于腐败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那么公权力腐败的结果就一定意味着对国家或人民利益的侵害或背叛HJ。而在现行的一国法律通常只能管辖其本国公民情况下，势必会给发现、调查和惩处带来种种困难，而这正是对公职人员做出国籍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2012年中国社科院发表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公职人员将配偶、子女乃至存款转移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这是对国家前途不信任的表现』。作为人民公仆，缺乏对国家政府的前途信任，对其政治忠诚度难免产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质疑，难以树立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增加反腐工作难度，滋长腐败行为。当“裸官”将自己妻子孩子送出国外后，可以“名正言顺”将贪污所得转移出境外，一来贪污行为不易被发现，二来即便事情败露，只需一纸护照便可“远走高飞”，适彼“乐土’，逍遥游，反腐工作难度不断加大。“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仿效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
当一些“裸官”侥幸得以逃脱国家法律的制裁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裸官”效仿，滋长腐败行为，届时反腐形势将更加严峻。
第四，“裸官”的出现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一些贪污“裸官”大多掌握实权，其中一部分官员更是掌握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秘密，有些人甚至以此等机密信息换取经济利益。
第一，国际大环境为“裸官”泛滥及出逃提供客观条件。柴小梦在《“裸官”现象产生原因及其应对措施探究》一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客观上造成了“裸官”的产生，并为“裸官”有预谋地移居妻儿提供便利条件。全球化的条件使得现在的出国和移民并不像以前那么困难，而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反腐打击力度，一些贪官为了躲避追击和隐蔽腐败行为，就会将自己的妻子孩子提早送出国，一旦大事不妙，脚底抹油逃走。
第二，国内制度或体制存在漏洞，制裁手段乏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曾于2010年6月～2011年5月，专门针对“裸官”问题在23个省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显示，“裸官”盛行的复杂原因在于对“裸官”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现行规定数量缺乏法律权威性、制度制裁乏力，相关规定所针对的公职人员范围过窄未对要害部门做特殊规定、监管技术手段尚待完善四个方面，导致很多措施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第三，“裸官”的行政伦理修养发生异变。牟长城在《“裸官”现象的原因分析及其治理对策》一文中将“裸官”的行政伦理修养发生异变作为“裸官”出现问题的内因，他认为，“裸官”危机的产生本身意味着一种信仰危机，反映了有些官员对国家的忠诚出了问题，抛弃了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严重背离了人民群众，官员伦理发生异变，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型腐败孽胎。孙泊也在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中也将理想信念缺失等多种驱动作为“裸官”问题的内在动因。
第四，“裸官”的经济理性追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并不会因为自身位置或角色的变化而改变自私的本性。从人性的本质上来讲，所有人在做出行为之前都是经过个人的“成本～效益”计算的，如若成本大于收益，将拒绝做出某种行为，反之亦然。蒋硕亮在《裸官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一文中，全篇从委托一代理人理论角度对“裸官”存在道德风险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公众与官员存在信息非对称性，效用目标的潜在矛盾与冲突，政治领域的民众与官员委托代理链条长、环节多，容易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失灵；此外，公众与官员委托代理关系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官员的激励效应降低，公众处于弱势地位而官员处于强势地位，导致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