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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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茶马古道、蜀身毒道，是一条起于现今中国四川成都，经云南，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其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就已开发。它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与西北“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发展[1]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起于现今中国四川成都，经云南进入缅甸，到达印度的通商孔道。公元前4世纪，蜀地商队驱赶着驮运丝绸的马带，走出川西平原，踏上了崎岖的山间小道，翻山越岭，跨河过江，进行着最古老的中印商业贸易业务，从而开辟了这条我国通往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最古老的商道。它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的起点为古蜀文明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东、中、西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东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群舸道”，或称为“夜郎道”。在这三条主线之间还有一些支线，如经四川宜宾、雷波、美姑、昭觉到西昌的支线和从西昌经盐源、云南宁蒗、丽江、剑川而抵大理的支线。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国际通道，它的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后又称“川滇缅印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秦灭蜀后，蜀王子安阳王即从此道南迁至越南北部立国。东路，据《水经·叶榆水注》记载，应是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南方丝绸之路，在国内形成了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的巨大交通网络，在国外则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连接成一个更大的世界性交通网络。两千多年来，南方丝绸之路为连接中国西部与东南亚、南亚，特别是在促进中印经贸发展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与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样，“南方丝绸之路”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2]
研究表明，南丝路至少具有三种功用：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
1．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是南丝路的主要性质和作用，这一点没有人提出异议。徐中舒、童恩正等学者都先后论述了先秦时期成都工商业之繁荣，童恩正、段渝还指出了古蜀与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文化交往。
(1)对外贸易货物
古蜀对外贸易中最著名的货物是丝绸。段渝认为，古史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发明蚕桑丝绸并非虚言，青铜器铭文和《左传》等记载均可证实。而四川是中国丝绸的原产地和早期起源地之一，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具有相当规模(段渝《嫘祖考》，《炎黄文化研究》第4册，1997；《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学林出版社，1999，319—371页；《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童恩正认为这些丝绸(至少其中一部分)有可能是从成都经“西南丝道”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蜀布是《史记》中多次提到的贸易货物，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布是古代蜀地行销印缅等地数量最大的商品。他在《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中考证认为蜀布应是蜀地当时特产的苎麻布(见《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邛杖也是史书中屡有记载的货物。《史记·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史记·西南夷列传》裴驷《集解》、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表明，邛杖就是临邛至邛都，沿古牦牛道一线山上生长的“节高实中”的竹做的杖。但也有学者认为张骞所注意的“邛杖”并非蜀物(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1987年第1期)。
(2)南丝路货币研究
学术界对南丝路贸易中使用的货币研究得比较充分。多数研究者认为，南丝路上对外贸易采用的货币是一种产于印度洋的海贝。纵贯南丝路，在古蜀腹地三星堆以及南中地区、云南地区都出土了海贝。罗二虎在《南方丝路古贝考》中说，在南丝路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海贝。这种海贝，绝不产于我国内陆的江河湖泊，云南称贝为“海贝八”、“海贝巴”，可见产于海洋(罗二虎《南方丝路古贝考》，伍加伧、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5，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方国瑜认为这种海贝就是货币(方国瑜《云南用贝巴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彭信威认为云南用贝币的历史悠久，是受印度的影响。古代文献也对印度洋地区使用贝币有所记载。《旧唐书·天竺国传》说“以齿贝为货”。《宋会要稿》第197册：“天竺国俗无簿籍，以齿贝为货。”天竺即印度，表明古代印度将齿贝作为货币。《缅甸史》引851年(唐大中五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说到“居民市易，常用海 以为货币”。该书还说“其贝子计算之数 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用四四五进位之法，亦得之天竺，可见其时对于印度贸易之盛矣”(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马可波罗行纪》第118章哈刺章州(即云南)说：“彼等所用海吧，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可以推断，云南海贝来自印度，云南用贝为货币的习俗也是由印度传来(陈茜《川滇缅印古道考》，《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这种贝币的传播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随着南丝路贸易的开展，可能由缅甸、印度的商人运人永昌境内．又由成都商人或大理商人运人大理，再北传至古蜀及其他地区。或者直接由成都商人用自己的货物换取贝币(田怀清《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开发》，《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3)对外贸易的性质和方式
一般认为．自秦汉以后，南丝路是由中央王朝掌控的贸易线。而对先秦时期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的性质就有不同的认识了。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民间自由贸易，在秦汉以前，西南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国家、酋邦及部落，民间自由贸易应是主体，即使是汉代关闭蜀故缴，民间自由贸易也没有终止，就如《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焚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政治单位和族体之间的贸易，其性质不宜用“官方”或“民间”来论说．认为南丝路是沿途国家、酋邦及部落有组织进行对外贸易的线路。这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发现为证，象牙、海贝及外来文化因素等，更多地集结在像三星堆这样大型、都城、区域统治中心内。
古蜀经由南丝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 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口交易来完成(吴钦承、孔凡胜、萧安富《南方丝绸之路商贸货币探讨》，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编《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2．民族迁徙线
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即民族走廊。他指出民族走廊是一定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一条民族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在中国的民族走廊中有一条是藏彝走廊(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栽费著《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李绍明先生明确指出，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是一条民族走廊，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条古代交通线。西南丝绸之路即是藏彝走廊中的一条通道(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这条古道上就已布满人类的足迹了，迄今有着藏缅语族的各族以及聚居其间的一些民族如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苗瑶语族。藏彝走廊区域自古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以及他们汇合交融之所。众多民族在这里留下的历史文化，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中原地区(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近年来，学术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大有升温的态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更加丰富。
3．文化交流线
商业贸易、民族迁徙，必然使得各种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南丝路作为一条跨地区、跨国家、跨大洲的国际贸易线，一条旧石器时代就存在的民族迁徙线．多种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在此交流、交汇乃至交融，理所当然。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明确地显示出南丝路具有的文化交流特性，并反映出古蜀与南丝路沿途的南中、滇文化区以及东南亚、南亚、近东的文化交流关系。段渝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中说：古蜀与南中毗邻而居，自古以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蜀是一个泱泱大国，它强大的国力和强硬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跨有大片不同生态地区的基础之上的。经由南丝路，古蜀对南中进行了持续和强劲的文化和政治扩张。蜀国在青衣江、大渡河流域设有数个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战略目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丝路商道的通达和安全。在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多种蜀式兵器，表明了蜀文化与南中的军事控临关系。这种军事控临关系，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把南中诸族作为附庸(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9页)，确有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资证实(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学林出版社．1999)。
古代文献记载，古蜀与滇自古就存在一定的交往关系，段渝认为，蜀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青铜器方面。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据科学检测， 星堆青铜器中所含的铅，就是取之于云南的。蜀国青铜器合金成分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接近，显然与其矿产地和矿料来源有关。蜀、滇两地都曾使用贝币，为大宗的金锡交易提供了相同的等价物，是一种十分有利的条件(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146页)。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滇文化的无格式剑与巴蜀文化，显然存在文化交流和传播关系(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云南青铜器论丛》，168页；张增祺《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94页)，而滇文化无胡戈的发展演变中也受到了蜀式戈的重要影响(霍巍、黄伟《试论无胡蜀式戈的几个问题》，《考古)1989年第3期)。滇文化青铜器大量模仿蜀式兵器．显然是长期积习所致，意味着滇池地区曾被长期置于蜀的军事控临之下。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j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也都意味着滇池地区曾经长期为蜀王所控临。《水经注·叶榆水》记载秦灭巴蜀后，蜀王子安阳王率部南迁，更是这种关系的明确反映(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蜀文化在滇池地区的扩张，并不是也没有把它纳入自己的直接版图之中，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论，南中是蜀的附庸(《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16页)。蜀仅是南中各族之长，而非南中各族之君，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开明氏“雄长僚焚”一样，有控制力量但不是实施直接统治(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学林出版社，1999)。滇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从青铜文化上看，战国末叶以前几乎完全谈不上，仅在成都发现一件滇式尖叶锄，馀皆不及．可见是微乎其微的(同上)。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南丝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经云南出境，再通向东南亚、南亚和近东。这条古道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起着对外贸易、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1.纽带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经济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藏区兴起
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文化交流
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南方丝绸之路之上。
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3]
(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有关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7世纪前， 当时在史书中略微记载了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国外的第一条陆上商道： 它起于四川成都，途经云南大理、保山、腾冲及缅甸北部， 由印度的阿萨姆、孟加拉、北印度以及西亚地区， 最后到达大秦(即古罗马帝国)。从云南大理到缅句与印度的道路及里程， 在《新唐书·地理志》中都有详细记栽。其中， 陆上通道主道是从成都出发， 南经云南大理后， 经水昌到达缅甸，进入缅甸后则分南路和北路两条主道。南路最后到达位于印度东北地区的曼尼普尔； 而北路则经腾冲到缅甸密支那， 最后进入阿萨姆。这两条主道都需穿越那加山， 而那加山的西北端是一条古时印度到达缅甸的较为发达的交通路线。尽管这一条西南地区通往他国的陆上商道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其对西南地区与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商道兴盛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 取其笮马、焚僮、髦牛， 以此巴蜀殷富。” 巴蜀地区的商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等国进行货物交换往来，发展了巴蜀经济。秦汉时期， 官府加强了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管理和保护，加之商人们对高额利润的追逐， 丝绸路上商贸活动更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出现萎缩和中断。唐宋时期的商贸往来主要集中于云南与印度、缅甸等国之间的交往， 今大理地区成为最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在元代后的数百年间， 因南方丝绸之路交通发达，商人蒋产予缅甸北部的珠宝、玛瑙、玉器及姥，占失量转输内地， 作为中介地， 云南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明朝以后，食盐成为云南输往缅甸的重要货物， 而缅北的棉花也被大量输入中国国内， 因盐、棉成为交易大宗商品， 云南边境大门的八莫和缅甸的江头城日趋繁荣。到清朝时期， 中缅间的贸易往来以丝棉为大宗， 中国商人在缅甸收购棉花后，将其运至八莫，后转运到云南。
(三)盐铁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途经了两个古代著名的盐池，即定窄(盐源) 和滇西白羊井(大姚盐丰)。此外，还有两条走向与南方丝绸之路一致的以盐井为连接点的商道： 第一条从昆明经滇西到缅甸，俗称“夷方道”， 两侧都有盐井， 最为著名的即是禄丰黑盐井； 第二条则为“马帮道”，此条商道经过普洱磨黑盐井和镇源盐井。在各条商旅道的形成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南方丝绸之路形成后，远盐之道成为必需的辅助线路。另一方面。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国内经济贸易往来也较为发达，主耍表现为巴蜀铁器在西南地区的产泛传播。据史料记载， 至少于秦代开始， 巴蜀地区即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主要的铸铁基地。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铁器被商贾和移民大量输入西南民族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战国秦汉时期， 中国西南地区属于“南夷”和“西夷” 的范畴， 学者们往往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 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这些活跃在西南边疆的古代族群，早在汉王朝势力进入西南地区之前，便存在着长期边境贸易的历史。货物往来必然伴随着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各民族逐渐融合。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大都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 并循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逐渐形成集镇网络； 以集镇为中心， 则形成了相对而言较为发达的区域经济。所以，经济文化交往成为自然环境封闭、经济文化彼此独立的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的发展机制。从这个层面讲， 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索。此外，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千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一)货币文化
作为商品经济的媒介，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与繁荣。根据考古发现和已有文献记载， 南方丝绸之路中充当货币的主要有贝币(海贝)、中央王朝所铸的金属货币以及黄金、白银等三类。西汉时期的货币反映了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与渗透。唐朝时，南诏一统云南， 白银成为南诏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往来的大额支付手段。大理国时期，银锭也通过“互市” 而流通到云南。到明朝嘉靖年间，白银成为法定通货， 民间开始大量使用银锭。清代沿袭了明代的钱币制度， 施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的银钱本位制。此外， 在云南和四川的部分地区， 盐有时也被当做支付的手段。因此，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的货币也在时间上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
(二)宗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西线的丝绸之路，二是东线的南方丝绸之路。在西夏与宋的长期对峙时期， 中印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东线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而进行的。而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 是东线丝绸之路的陆路路线． 从地理上来看， 上座部佛教无疑是通过陆路传播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僧人们往返于历史所开辟的南方丝绸之路，从而将佛教文化传入中国， 西南地区的傣族等民族，在经历长期浸润后终于开始信仰上座部佛教， 因此在傣族中也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贝叶文化。
(三)铜鼓文化
铜鼓起源于滇西楚雄，这已为众多考古学家所承认，但是人们对南方丝绸之路在铜鼓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知之甚少。铜鼓分布面较广， 纹饰复杂且极具地区民族性，主要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等地，以及境外的印度尼西亚和GMS国家等。其中，南方丝绸之路在铜鼓的发展以及铜鼓文化的传播方面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以云南楚雄为中心，铜鼓文化沿南方丝绸之路而传播与扩散已得到考古的印证。其中，有一支由云南楚雄向西经永昌道推进至沧源、西盟以及与缅甸接壤的较大区域， 而该地区几乎没有铜的 台炼史，但铜鼓使用甚多。可推断该区域的铜鼓应该是由商人经永昌道贩运而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 铜鼓的纹饰、形状等也各具特色， 然而通过文化交流、商品交换和民族迁徙等形式， 铜鼓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便与南方丝绸之路紧密相连。
南方丝绸之路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交融。通过丝绸之路， 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 印度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西南地区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就促成了西南地区巫、道、佛、儒等多种文化并行的格局。每年公历3至4月份之间的泼水节，是西南边境傣族地区的一个最为盛大的民族节日，傣族人民相互泼水来祝福对方， 并用清水来为佛像洗尘。而在笃信佛教的印度，在相同的时间段也有类似傣族泼水的洒红一节， 可见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因此， 南方丝绸之路的陆上商道在推动地区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