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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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1927）是“人工智能之父”和框架理论的创立者。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Goffman ,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其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戈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框架理论的来源有两方面的取向，一方面是心理学，一方面是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学者主要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研究框架，他们认为框架是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黄惠萍，2003）。另有一种心理学研究取向认为，框架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安排信息，以至于一个议题的某些东西在个人的认知资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一部分东西在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推断上变得很重要。[1]
实际上，这两种研究中的“框架”一词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些差别，前者指的是已经形成的框架（frame），后者指的框架形成的过程（framing）。虽然frame和framing两个英文单词对应的中文都是“框架”，但显然是两层意思，而这两层意思在框架理论的相关叙述中也时常交替出现 。[2]
加姆桑（Gammson）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中国学者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 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戈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来自两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诠释框架来理解日常生活。[3]通过对于社会角色、社会情境的诠释，使人们能够了解特定行动场景中自己应有的交往行为和表现，从而协调与他人的行为，使日程生活井然有序。框架就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这是所谓的象征互动视角。
心理层面的研究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信息和建构信息的方法。人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认知框架去体验现实，并根据这种框架采取行动，从而建构现实。这就是预期理论。
框架理论并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可以说，它从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新闻媒介框架是在戈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心理学层面的预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得来的。新闻媒介框架由瑟尔斯提出，他认为新闻媒介倾向于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构造议题。
黄旦（2005，231-233）总结了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他认为：
框架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媒介的生产，即媒介怎样反映现实并规范了人们对之的理解。框架理论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 怎样反映现实，如何构建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最终是通过文本或话语——媒介的产品得以体现。因而，本文建构、诠释或话语生产分析是框架理论的重点；
框架理论关注媒介生产，但并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封闭孤立的过程，而是把生产及其产品（文本）置于特定语境——诸种关系之中。这诸种关系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把文本自身作为一个自足体系（刻意强调的、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考察其内在的关系并由此所凸现的意义；二是文本生产和整个外在环境的关系（重要的制度化部分），捕捉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张力以及对文本意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