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Cultural Leadership），又称意识形态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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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导权就是指一定阶级集团在思想文化、道德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所赢取的对于整个社会的关键影响力。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源于葛兰西对东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差异性研究，它揭示了东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应采取的不同斗争方式。
1.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基础
市民社会在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了葛兰西这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重要公式，由此得出了市民社会不再单纯代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与政治领域相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它既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社会组织所代表的社会舆论领域，也包括报刊、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简言之，就是代表社会舆论，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从而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就是统治阶级用非暴力手段扩大和强化其权利的领域。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制定和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得被统治阶级对“合法”统治的认同，构筑起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2.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主体
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两个部分，传统知识分子是维护旧统治的社会集团，而有机知识分子是对无产阶级社会结构起到一定维护作用的，拥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念的社会集团。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构建党的领导和群众实践经验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一个阶级要想最终获得领导权，就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对群众进行指导，而是要以促使全体民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普遍的文化启蒙为己任。他指出：“无论如何，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
3.文化领导权的实施战略
阵地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西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失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使葛兰西认识到，东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应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因为，当时的俄国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市民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即使西方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层面，还是会通过合法的文化领导权强有力地支撑着社会和国家。由此可见，在西方必须采取与东方国家运动战不同的阵地战。所谓阵地战，就是指在资产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真谛，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和文化团体，教育无产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从而首先在文化领域夺取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最后再夺取整个国家的政权。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一如既往的‘领导’。”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基础做支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涣散的，政权是不牢固的，只有通过文化领导权把广大人民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确立“合法的”统治，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昌盛。
虽然源自对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深入思考，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并不同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因为这里的领导权不仅关涉政治的支配权，还有意识形态的支配权。为了回应法西斯在意大利如日中天而西方革命逐渐退潮的危机，文化领导权给出了一条打破意识形态和阶级之间的经济关联，建立起一个由异质性的经济群体组成的稳健的社会集团，通过形成大众意志而赞同建立领导权的道路。可以说，文化领导权就是“民族－人民的”集体意识不断辐射的过程。然而，尽管从提出到葛兰西逝世时期，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斗争策略在政治层面上并未收获实质性进展，但它却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被拓展而获得质的深化。
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突破在于，其将文化构成或文化空间视为一个可以进行积极争取和干预的领域。赞同认可、自觉服从、自动融入、筑成堡垒，葛兰西对于文化权力在国家和社会进路中的深刻描述，以及其理论本身所体现出的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品格，使得文化领导权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理论意义上的继承和延伸。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被引入英国文化研究中，带来了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被称为“葛兰西转向”。约翰·斯道雷认为，受领导权理论启发而重新阐述的大众文化，超越了先前“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片面性，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文化工业所强加的统治性文化，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谈判的场所，“它是来自下层的力量和来自上层的力量的混合，是充满矛盾的：既有商业性，也有本真性；既是结构，也不乏能动性；既是霸权，也是对霸权的反抗。”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变化是，文化研究的着力点不再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大众在文化消费行为中消费这些东西并制造意义的过程和方式，是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文化中的意义。文化并不是某种早已制造出来为我们所“消费”的东西，而是在多种多样的文化消费，即“使用中的生产”实践中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同时，由于对文化的阐释始终是一定政治空间和教育语境中的实践，因此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而来的“葛兰西式的立场”也始终坚持在能动性与结构之间，在生产和文化消费之间的辩证运作。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另一重要价值就在于它首次将大众文化置于国家活动领域的中心。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在大众文化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使用方式，他称之为“关于领导权的具有巨大生产性的隐喻”。文化领域的标志即在于，“以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社会利益，努力对文化文本进行接合/表达、解接合/表达和再接合/表达。”［文化机构及其行为和过程在这其中至关重要。“国家是调和文化机构和阶级关系的主要力量之一，将它们纳入特定的格局并总合进一种特别的支配战略中去。”虽然在文化权力模式的变化过程中，国家所发挥的文化作用并不是简单地、直线性发展，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但领导权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扩大了的文化作用(即葛兰西所扩展了的国家理论的要点)这一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
新时期、新阶段以扬弃的眼光重新审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夺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进行顺利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这个拥有者悠久历史、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不断的发展壮大，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然而这看似繁荣发展的背后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与我们全球第二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适应的是我们滞后的政治文化发展，曾经辉煌的中国在经历复兴之时，却无法再找到可以作为本民族精神支柱和对外传播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显然不能再适应当今中国社会，成为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之际，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成功，更重要的是指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其共同富裕以及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广为人民所接受和赞同，也就是说新中国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选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文化领导权”。
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提高政府的受信任度，就是要我们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取得“文化领导权”。这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需要，更是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它需要知识分子融入人民当中，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大众中汲取营养，提炼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的先进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其实也是整合社会变革、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过程。
文化领导权理论使得国家统治力量需要关注和探讨如何把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形式整合进一个领导权计划之中。随着个体被结合进消费社会和政治权力，文化领导权往往意味着把个体综合进一种共享的共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文化领导权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价值需要通过可谋划、可推进、可预期的路径而获得其现实意义。
（一）重视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确保文化统领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事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文化具有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不仅对于维护政权稳定性意义重大，在对外的影响力和对内的凝聚力方面也凸显出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重要作用。软实力是一种“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的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紧密相关。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软实力是文化领导权扩大化了的现实结果。“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在当下，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统领，走出更加坚定有力的文化发展步伐，就需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国家－文化层面来说，这一统领性的指引即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一种现实阐释。
（二）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强化文化引导
电视、广播、电影、新闻、出版等文化领域和文化机构，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舆论工具，而舆论工具是使一套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制度化的关键。在舆论的现代关系中，一般而言，存在两种不同的、简单化的“公众”：一个是为数不多的“精英公众”，这一群体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数量而是因为其权力和影响力的战略本质；另一个是“大众公众”，他们凭借其纯粹的数量优势来弥补其影响力的不足。对于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关系处理，就成为新闻舆论工作中配置资源、解决问题的重要内容。“精英”新闻界通常严肃而有力，“大众”新闻界往往娱乐而琐碎，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极端对立，它们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和表征，也在不断的变化和重组中走向新的综合。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随着文化关系的调整和文化实践的推进，新闻舆论工作越发要求文化引导的强化和文化服务的深化。在现实领域，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必须尊重主导文化的权威和规范。新闻舆论在犯罪和暴力、丑闻和潜规则、轰动性消息和逸闻趣事等“眼球经济”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更应通过自身作为价值代表的媒介来反映公共趣味和价值，确立社会的道德标杆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说，要教育、控制、引导和塑造大众趣味和观念，使之趋向“高尚的事物”，维护传统价值和尺度。
（三）参与和扩大文化公共领域，实现文化共建
公共领域关涉的是我们如何在公共场合进行理解，尤其是我们如何相互协商谈判彼此的差异以及决定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公共讨论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形式。就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目标而言，公共讨论在两个主要的意义上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首先，公共讨论本身是文化的，这由社会的共同语言、知识、信仰等等加以保证。此外，参与公共讨论，不管这种参与是诚实地进行还是带着有意的或是无意的结果，都是一种公民权利。公共讨论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的交流和碰撞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文化领导权“分子式”的传播过程。
公共领域并不等同于公共部门，在这里进行的是公众交往，其间充斥着关于权力和知识的话语。“市民社会”的人民大众通过有效地参与理性批判和争论的公共领域，就是在社会和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公众意志”。“公众意志”虽然是被理解和被建构的，但会决定性地影响文化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的维持和变化潜能。因此，文化领导权的维系和破坏与“公众意志”休戚相关。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积极参与和有效扩大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使得积极的、理性的以及批评的、冷静的声音等等都能得到有序表达，我们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才能有所依循，文化共建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