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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新闻是指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政治传播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就新近发生的政治事实向公众进行报道和评述的活动。“政治新闻”表现出鲜明的行为主义特征，即政治新闻是政治人物或参与者等人类的行为(如政治意见、行为等)造就的一种信息形式。
在分析“政治新闻产生”的问题时，台湾省学者祝基滢有一段论述值得注意，他说： “政治人物是政冶新闻的来源，新闻记者成为政治人物的新闻频道，同样地，社会大众在表达政治意见时，也成为政治新闻的来源，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大众也扮演政治人物之角色。”
这种说法无疑正确地说明了“政治新闻的来源”。然后，“政冶新闻的来源” 和“政冶新闻的产生”是否一回事?这不仅是需要弄清的概念，而且关系到能否准确地反映“政冶新闻产生”的客观实际的问题。日本专门研究美国新闻史的专家本田一二曾经举过一个实例，很能说明“政冶新闻源”和“政冶新闻产生”两者的区别：美国的路易斯安娜面积82．8万平方公里，自17世纪起到19世纪初原为法国属地。1803年10月20日，拿破仑愿意把这块土地卖给美国。出价1500万美元。当时美国总统杰弗逊考虑到购进路易斯安娜能使美国领土扩大一倍，且可打通向西部发展的通道，有意购买。为慎重起见．杰弗逊要求国会秘密拨款，组织探险队前往勘察。探险队经过两年的踏勘，掌握了大量河源、动植物、交通等资料，于1806年秋凯旋而归。很显然，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美国媒体不仅在事件发生之初没有报道，就是在探险队归来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也没报道。直到1806年12月，美国国会根据杰弗逊总统的特别报告，表彰探险队时，报界才注意到这件事。
分析美国新闻史上的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政冶新闻源”的该事件在秘密进行状态即已存在。换句话说，它自1803年拿破仑提出出让路易斯安娜至1806年探险队凯旋而归及之后的三个多月，是以“消息体”或“信息体” 的方式存在的。在这期间它并未能自然“形成”或“产生”被公众理解的政冶新闻。只是在1806年12月以后，报界关注了这件事，它才“形成”或“产生” 出被公众理解的政治新闻。那么，政冶新闻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学界有两种说法：
(1)“记者发现”说。持这种观点的是著名学者李普曼为代表的多数新闻学专家。李普曼在其很有影响的<舆论学)一书中指出： “一些事件什么时候才算达到了可以报道的状态这问题自然会有很不同的意见。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比一个生手更能发现新闻。” 李普曼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且不论外人不能发现新闻，即使记者。如果是生手也不能很好地发现新闻。既然不能发现新闻，也就谈不上产生新闻。根据李普曼的看法可以察知，他是主张把新闻(信息)源与被报道而成的“新闻”分开谈的。
(2)“共同创造”说。以台湾祝基滢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 “政治新闻是政冶人物和新闻记者，以及社会大众和新闻记者的共同创造物。”显然，这里“共同创造”的概念。就是“产生”的概念。可以看出，祝基滢是把政治新闻(信息)源与由此报道形成的“政治新闻”混在一起谈了。
细分析李普曼和祝基滢的观点，不难发现：祝基滢是从政治新闻的源和流进行全程考察的，虽然统摄全面，但是有失严谨。因为政治新闻源是政治信息和政治新闻的共生源，并不仅仅是“政治新闻” 独生源。因此，政治新闻(信息)源，只有经过大众传播机构专业人员(记者等)的采访、报道等工作，将政治新闻(信息)从一般信息中分离出来，才能成为“政治新闻”。李普曼止是站在“分驾”这一角度分析“新闻产生”问题的，他说：“事态的发展必须表现一种确凿肯定的状况，直至某些方面已成为既成事实，新闻才从大量可能的事实中分离出来”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李普曼的观点，虽然有点偏狭，但表述严谨、科学。
政治和政治新闻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新闻既然是新闻，就必须讲求客观性。政治事实在与政治新闻的关系中是第一位的；作为反映政治、政治事实的政治新闻，则是第二位的。两者之间首先是事实与反映的关系。
2．由于上述关系也可以说政治、政治事实是“源”，政治新闻是“流”，没有作为“源” 的政治事实，也就没有作为“流” 的政治新闻。从这个角度说，政治、政治事实和政治新闻又具有源流关系。
3．政治新闻报道在筛选政治领域中发生的事实(信息)时．遵循新闻价值原则和政治价值的统一。由于这种重合标准，政治新闻在一定的时空中会表现为与政治行为的同一关系，即政治新闻自身变成了某种政治行为。
4．中国台湾和西方学者还特别注意到政治人物主动、积极向媒体提供新闻的现象，由此展开的研究揭示了当代政治对政治新闻的“追求”关系。丹尼尔·肖尔在GED杂志发表的<电视因素)中，曾描述1980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预选会议现场的情况，他说： “那里主持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播员比政治家还多，也更引入注目和受欢迎。他们的工作室环立会场四周，参议员、州长们在那里转来转去，希望能被他们采访。”国这种情景生动地显示了当代政治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媒介传播。在很多情况下政冶也具有主动“追求”媒介，渴望媒介把自己变成政治新闻向公众传播，以此塑造政治形象，扩大政治影响的特性。
西方新闻传播学界的长期研究表明，政治和政治新闻之间的上述种种关系，是伴随大众媒介的进步加强的。大众媒介的每一次变革不仅带来了传播的变革，而且加大了政治对传播的依赖和支配。这种依赖和支配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治和政治新闻之间种种关系确立的基础。所以有识者言，没有政治、政治事实就没有政冶新闻；同样，若没有政治新闻的传播，也不会有当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