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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成果。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1973年在《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中提出这一理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分析了在国家经济职能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的新变化，提出了国家财政危机这一经济危机新的表现形式。
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并不把国家当作与经济危机的发生直接联系的因素。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危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国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上层建筑范畴，不可能是一个生产性的机构。美国学者巴兰和斯威齐在60 年代所提出的经济剩余理论中，国家的作用也只是体现在经济剩余的吸收上，认为国家依然是纯粹消费性的。
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理论中，第一个创新是赋予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来确立国家的生产性角色。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也表现出社会化的特征。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许多社会化了的条件，只能由国家而不是私人资本家来创造。例如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对于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私人资本就不可能承担其投资、建设和维护，唯有国家才能担当此任。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维持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由社会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训，显然比私人资本更有效率。通过国家开支的运用，国家在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同时，形成了国家产业部门。这样，国家再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不仅仅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者，而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是国家资本家。
国家作为社会资本家的功能，与国家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的功能发生矛盾和冲突。奥康纳用“合法性”（或译“义理性”）概念来描述国家与积累对立的一般社会管理功能，意指国家不能单纯站在资本积累的立场上，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维持积累，而应该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尽量协调、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公正，从另一方面创造资本积累的条件，即经济发展所必要的社会安定环境。
奥康纳对国家作用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国家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和一般国民经济管理者的基础上，加上了国家为维持私人资本能有利可图地积累这样一个条件。这样，国家就变成了生产性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只是间接地对剩余价值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奥康纳突破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
国家开支的构成
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理论中，第二个理论创新是使用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支的作用进行分析。显然，国家履行上述两重职能的活动，从而国家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都通过国家开支表现出来。奥康纳第一次独创性地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将国家开支划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
社会资本就是国家开支中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体现国家积累职能的部分。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社会投资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资本利润率那一部分国家支出，主要包括私人企业无法承担、必须由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和服务设施，例如通讯卫星、水坝、高速公路、输油管道等等。社会投资相当于不变资本，但它是由政府投入的、具有一定社会化性质的不变资本。在这里，不变资本的概念拓宽了。社会消费指为了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从而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那一部分政府支出，例如社会保险、教育事业、公共医疗等。社会消费相当于可变资本，与社会投资一样具有一定社会化的性质。概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国家支出中的间接生产性支出。
社会支出是国家支出中的纯粹非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维持阶级统治、保证社会安定和提高消费能力，体现了国家的合法性职能，也体现了社会为经济发展所支付的代价。例如，国家维持法制的开支，对失业者的津贴，对穷人的救济等。显然，这部分开支在剩余价值生产中不起作用，应该排除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外，但是，从价值范畴出发给这一部分开支定性不太容易。笼统地说，它属于由社会扣除的、支付给非生产人口的社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之间并没有一刀切的区分标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政府开支中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难以清晰划分。一项政府开支，可能同时具有多重性质。奥康纳以国家投资的高速公路为例，认为高速公路用作商业运输时，这种投资是社会投资，而用作工人上下班时，便是社会消费，而当高速公路被五角大楼使用时，则是社会支出。造成这种重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社会支出，都有十分明显的社会化特征。另外，价值范畴本来就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使用这些概念判断一项十分具体的政府开支对剩余价值生产和整个社会的作用，其结果必然是各种作用交叉重复。但是，这种统计学上的难以区分并不妨碍奥康纳的立论。重要的是，奥康纳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国家开支项目中，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区别出国家开支所体现的两种本质上相互矛盾的力量，再从这种矛盾中推导出国家的矛盾。
应该承认，上述这种统计可能发生的重叠还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国家的积累职能和合法化职能之间也并不矛盾。奥康纳关于积累职能和合法化职能之间互为矛盾并将国家推向危机的理论，是通过他的第三个理论创新引出来的。这就是在一个由三个部门组成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积累职能和合法化职能的矛盾分析。该分析也包含了垄断资本主义下市场结构的分析。
财政支出的分配
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垄断部门、竞争部门和国家产业部门。垄断部门由资本密集型的大垄断企业组成，这里工会组织程度高，工人的工资也高。竞争部门劳动密集度高，工会组织程度低，工资也低。国家产业部门包括由联邦、州、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如教育、服务、医疗、军队，也包括完全依赖于政府生存的私人企业，如军工等。奥康纳对垄断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宏观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奥康纳的理论中，这三个部门互动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长期发展的态势。
三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竞争部门是依附于垄断部门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企业共生，为垄断企业提供廉价的“输入”和销售渠道，发挥补充性作用。虽然奥康纳不像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一样，在分析垄断问题时完全抽象掉了竞争部门，但是，奥康纳认为，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边倒”的。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政治上，垄断部门都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部门的增长依赖于国有产业部门的增长。国有产业部门是国家发挥积累功能的产物，垄断部门是这种国家开支的最大受益者。垄断部门通过垄断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社会资本支付最小代价，却使用了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中的绝大部分。垄断企业使用了更多的能源，占用了更多的交通、输油管和通讯设施、高技术研究，雇用了更高的教育水平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等。与此同时，垄断部门却制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例如高度自动化的设备造成了更多的失业。垄断所带来的有害后果由国家来承担，因此，为了保证垄断企业的不断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求国家开支不断增加。
国家财政的困境
奥康纳的第四个理论创新是从剩余价值再分配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财政困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要求国家开支日益增大以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但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实质是社会剩余不断被私人所占有。“财政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而生产资料私有化这一事实。”
由于社会剩余大部分落入私人资本家之手，由政府支配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消费基金不能与垄断经济同步增长，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结构性缺口”，由此导致了政府在双重角色之间的两难困境。政府支持垄断企业，将提高生产能力，增加剩余价值，同时也将加剧消费不足，以至于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地位。政府压制垄断企业，国有产业部门不能迅速增长，将伤害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使生产停滞。
这一过程的表现，首先不是经济崩溃，而是围绕政府财政预算上的斗争。垄断企业的代言人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却要求国家预算更多地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经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支出。随着垄断的不断发展，可以想象，收入有限的政府在越来越大的支出压力下，财政危机将日趋严重。
引入型财政危机的防范与规避
奥康纳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国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揭示了国家在兼顾积累和合法性能力上的局限。国家财政危机理论表明，国家开支的构成能够左右经济的兴衰。从这一点上说，奥康纳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是，奥康纳却用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剖析了国家财政的两难处境。政府承担提供积累社会条件的任务，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为前提。如果私人垄断资本攫取了大部分剩余价值，而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则由政府承担，有限的财力将使政府在积累和合法性之间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国家预算的斗争，成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成为传统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国家财政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所支配的剩余价值太少。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奥康纳所描述的国家财政危机有所缓和。随着利润不断流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不断增加。由于总量的绝对增大，剩余价值是在政府、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割，总是比较充裕的、从容的，随之产生了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这个缓和趋势无疑是有沉重代价的。
伴随着更多的利润流向国外的垄断集团，资本输入国可支配的剩余价值将减少。这个趋势将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在国家、资本家、劳动者三者之间出现严重的矛盾。由于本国可支配的剩余价值总量不足，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素质提高的费用、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政府支出、维持资本投资势头和利润率这三方面之间，冲突将凸现出来。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以低廉的劳动力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得收入与维持这个庞大劳动力大军、提高他们的素质所需要的费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我国GDP增长举世瞩目，但社会发展诸多问题却不能得到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医疗投入不足、社会保障资金缺乏、农民负担重、拖欠民工工资等等，正是这个深层次矛盾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必须警惕这种引入型的财政危机。
《国家的财政危机》是詹姆斯·奥康纳探讨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危机趋势特征及其根源的著作。该著作出版于1973年。该著作提出的财政危机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完成两个基本的、但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职能——积累和合法。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维持或创造使资本积累具有可能性的条件，必须维持或创造使社会得以和谐发展的条件；
第二，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两种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的支出也必然具有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双重特点。社会资本就是对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来说所必需的支出，它间接地用于剩余价值的增长。社会资本又可分为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两部分。社会投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利润率而增加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运输、教育、科研等等）的投资。社会消费就是降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提高利润率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社会保险等等）的投资。社会支出则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完成国家“合法”职能所需的工程和服务设施上的支出，其中如发展福利制度的支出。社会支出无益于利润的增加。
从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论题：
第一，国有产业部门的增长和国家支出的增长，日益成为垄断产业部门和整个生产增长的基础；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国家支出和国家计划的增长，又是垄断产业部门增长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国家支出中社会资本增长得越快，垄断产业部门才增长得越快；而垄断产业部门增长得越快，国家社会资本（包括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上的支出也就更大；
第二，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一矛盾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一方面，国家尽管使资本费用越来越社会化，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剩余（包括利润）却不断地被私人占有。资本费用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的对立运动，形成了以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结构上的缺口” 为特征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被为了个人主义目的的私人控制，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一大群具有 “特殊利益”（企业、工业等经营利益）的人，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却要求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经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支出。这些为了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而展开的斗争，进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财政能力，并潜在地威胁着这一制度生产剩余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的，而由此产生的利润却被私人占有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