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基础观
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al-Bas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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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础观是把企业制度作为基础来研究探讨企业战略发展的战略学观点。
制度基础观的产生和发展[1]
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与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也是如此。总体来说，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形成与发展与制度因素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应用于企业战略决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的。
(一)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是人们对制度在战略理论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人的结果。“制度”或者“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在企业战略理论早已经被提及，1969年P.Lawrence和J.Lorseh就开始在文献中提及“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 。之后，相继也有不少学者对制度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是把制度作为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外部分析时的一个外生变量来讨论，制度只是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已知的背景条件。真正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战略理论的理论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战略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伴随着战略差异性的研究诞生了制度学派。早期以Scott为代表人物，主要从组织层面对不同制度下的战略进行分析 。现代以Mike.W.Peng为代表人物，主要从制度、组织、战略的关系整合上进行综合研究。制度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促使了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
(二)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兴的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高，如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了许多学者对这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战略问题的关注。另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公司的战略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经济的发展迫使企业需要以“全球” 的眼光制定“全球” 的战略，新兴经济国家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转型的重要性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日渐突出。新兴经济国家在制度、文化和企业伦理上同其它国家的显著差异也迫使学者们考虑除了产业和资源因素之外更多的制度差异方面的因素。由此促进了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发展。
制度基础观的理论基础[1]
同基于产业的战略观、基于资源的战略观一样，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提出也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即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在一定的社会性的框架中运行，这一框架由社会规范、价值以及一系列公认的假设前提所组成，它们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在这一框架下是恰当的和可以接受的(C.Oliver，1997)。20世纪70、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发现” 了制度分析在解释现实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形成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制度分析的视角认为，组织行为的动机不仅限于经济最优化，还应包括对社会正当性和社会性义务的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使合法性、资源以及生存能力得以提高，因此与社会期望的一致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成功和生存(Scott，1995；C.Oliver，1991) 。与仅强调企业行为的理性层面和经济合理性的战略框架大不相同，制度理论同时还强调企业战略行为的适应性、惯例作用、非理性以及社会决定性的一面。制度分析的视角对于战略管理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组织的结构、行为模式与组织所处的特定的更广阔的社会情境脉络之问的内在关联。经济中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减少不确定性和建立有利于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稳定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North，1990)。
在所有经济学分支中，交易成本理论是研究战略理论最有力的工具。战略领域对交易成本理论的关注始于Williamson的开创性研究。1975年，Williamson通过研究企业有效边界问题使得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的战略理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他的研究也使人们可以洞悉不同组织形式的效率特性。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可以比较市场与科层组织结构效率，还可以用之观察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各种战略决策与行动(Williamson，1985) 。在所讨论的基于制度的战略观里，就是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讨论企业的战略决策问题。交易成本理论战略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减少交易成本以获得价值，或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以避免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或交易成本对于市场、等级制度的影响。制度也不再是一个企业战略分析时的背景条件，而是直接决定企业战略和绩效的重要方面。
制度基础观的内容[1]
(一)制度基础观的三个“支柱”
基于“游戏规则” 的比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给制度下的定义为“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约束。” 并指出制度架构是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构成的”。著名社会学家Richard Scott将制度定义为：“受规章、规范及认知体系制约的结构和活动，这些结构和活动使社会趋于稳定，使社会行为产生意义。” 2006年Mike W Peng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制度架构，并设计了制度的纬度，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是由支配个人及企业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构成。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和规则等内容；非正式制度包括规范、文化和道德规范等内容。并且这些制度依次由三个“支柱” 支撑，即：规则支柱，规范支柱和认知支柱 。规则支柱是针对正式制度而言的，它主要指的是政府的强制性权利，因此它也是制度框架的首要支柱。规范支柱是指其他相关竞争者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如何影响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认知支柱是引导个人和企业行为内部化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信仰。因此，它们主要是针对非正式制度而言的。正式由于这三个支柱的存在，才使得制度对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影响成为可能。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也是建立在制度的这三个支柱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三个支柱的支撑，制度对人和企业的行为的影响也就不会存在，制度的重要性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不会有制度对企业战略影响的研究。因此可以说制度的 个支柱也是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三个支柱。
(二)制度基础观的两个核心假设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提出了两个核心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管理者和企业在制度的约束下理性地追求利益，并做出战略选择。第二个假设是，当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支配企业的行为时，在正式制度约束失效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在降低不确定性和塑造管理者和企业的信心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这两个假设是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前提。它们对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对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反过来，大量的研究事实也证明，这两个假设是成立的。第一个假设很好理解，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约束人和企业的行为的，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去违反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的约束，而只能在制度的约束下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第二个假设，一些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非正式关系战略仅与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有关，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则追求“基于市场” 的战略。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正式规则所起的制度约束作用是很小的(即使很重要)，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则很普遍¨ 。此外，该假设也能够很好地说明现实中存在的为什么一个企业没有领先的成本、差异化的优势或独领风骚的一技之长，却仍然可以在以非正式关系为特征的非市场化的政治环境内击败竞争对手的原因。在一些国家，当其他竞争手段都失效时，善用政治手段的公司就会很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从而击败竞争对手。
(三)制度基础观的核心内容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认为，战略选择不仅是由传统战略研究所强调的产业条件和企业拥有的特殊的资源驱动的(Barney,1991；Po~er，1980)，同时也受到决策者在特殊的制度框架下面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约因素的影响(Oliver,1997；Scott,1995) 。
(1)制度角色的转变。在以往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任务(技术)环境” 的观点，即主要集中于研究诸如市场需求、技术变化、产业竞争等经济性变量所构成的“环境” 因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 。制度只是作为企业选择和行动的背景而存在的，是一个外生变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制度在战略管理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仅仅把制度作为战略选择的一个外生变量已不再适用。因此，企业战略的制度基础观提出把制度看作是战略选择的自变量，制度的选择、建构和塑造本身必须作为至关重要的“内生变量”来加以考虑。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战略行为和战略选择不仅仅像传统的战略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由产业条件和企业特定资源所驱动，而且是战略决策者面对特定的不断演进的制度框架下各种正式、非正式约束条件的一种主动反应(Oliver，1997) 。
(2)制度的战略作用。制度能幸运地造就一个企业，也可以无情地摧毁一个企业。经济行为的选择不但受技术、信息和新古典经济模型强调的收入限制等因素影响，还受社会性结构规制的影响，包括准则、习惯、风俗等 。制度观认为，人类活动动机的延伸，使经济活动的最优化受到社会规范和义务等条件的制约。按照制度理论家的观点，对社会期望的认同有助于组织的成功和生存(Baum,Oliver,1991)。具体来讲，制度是通过什么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信号影响个人的决定。制度也可以通过限制可接受行为的范围来影响企业战略 。正式制度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企业的战略选择中，无论是把正式制度作为条件还是作为～个因变量，正式制度的战略角色是稳固而长久的。为什么以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为代表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亏损累累，无法与丰田、大众竞争?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公司背负着由美国法律规定的沉重的退休工人负担以及种种的限制” 。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伦理的重要性则是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上升的。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和伦理差异是战略管理研究和实践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在中国，企业往往利用非正式制度中的“潜规则”行走在制度边缘。制度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基于制度观的战略范式。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为新的竞争环境下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决策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与思路。在传统的战略理论研究中，企业战略选择取决于反映行业竞争状况的五种力量分析和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劣势分析，但是，随着制度在战略选择中作用的提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通过对组织的交互作用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选择。2000年Mike W Peng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制度、组织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制度和组织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交互作用，制度对组织有影响，反过来组织对制度也有作用。制度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组织所在的产业状况和组织拥有的资源一起影响着企业战略的选择。战略选择是制度和组织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关系在转型经济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情况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常态，制度的选择、建构和塑造本身必须作为至关重要的“内生变量”来加以考虑，企业的战略行为与战略选择则是这种多个复杂的内生变量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产物。对亚洲国家企业普遍存在着的多元化战略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制度和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亚洲国家的企业由于面临正式制度的缺失，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企业在成长战略的选择上多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多元化战略，而多元化战略带来的组织松散等弊端则引起了人们对能增强一致性、减少不确定性的正式制度的要求，从而又引起了正式制度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