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on已经一年多没用过智能手机了。
去年3月份开始，这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把智能手机换成了一部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旧手机”，从而开始了一种“勿扰”的现代生活。
手机终于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了，眼睛和双手都获得了解放。等公交和乘地铁的时候，他不必再低头应付那些未读的小红点，反而抬起头来观察周围人的表情和神态，甚至是地铁上的广告，“原来每个城市的广告风格都大不一样”。
吃饭的时候再也没有下饭视频了，不过好奇怪，感官似乎被打开了，他有更多的注意力去关注饭到底好不好吃，菜的味道怎么样？
Leon并不是唯一选择这么做的人。一群倡导“数字极简”的年轻人正在通过“扔掉手机”来反思自己和数字技术的关系。
在豆瓣，有超3万人加入了“反技术依赖小组”，有超2万人加入了“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隔绝电子设备、减少屏幕时间、删除社交软件，开始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数字极简”尝试。
“数字极简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麻省理工计算机博士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在他《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的书中提出，“数字极简”是一种技术使用理念，将在线时间集中于少数精心挑选且最优的数字活动，然后享受错过其余不重要的活动。
他建议，花30天时间暂停非必要的科技，反思它们对于生活的意义，并重新探索和发现那些对人们而言珍贵的事物。
所以“数字极简”就是不用手机吗？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要怎么加入“数字极简主义”，成为“数字极简主义者”到底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改变？
后浪研究所和3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的“数字极简”实践各有不同。 有人停用智能手机超过一年，有人删除所有社交软件，还有人为了逃离算法开发了反算法App。不知道此刻正用智能手机看文章的你，看完后会不会也想“扔掉手机”？
停用智能手机1年，我的各种感官复活了
我有一箱智能手机，其中有很多经典款式，比如说Pixel 、比如说几乎每一代的iPhone我都有，但现在我不再使用它们了，只是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
购买这些手机，是出于个人兴趣，以及科技记者的职业经历。
我不觉得那些智能手机和功能性手机有多大区别。这让我在停用智能手机的一年里，没有感受到太多痛苦。
过去我每天真正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在4小时左右，“成瘾”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问题。但我使用智能设备的目的，和实际得到的感受却全然相反。
原本想在采访间隙打个游戏、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却不知不觉变得更累；原本想找点儿创作灵感，却总是卷入各种情绪碎片中；原本想简单点个外卖，各种月卡、红包、积分却如此复杂，让我变得焦虑和烦躁……
可以说人和技术的关系完美诠释了“你跑，我追，你插翅难飞”这句网络调侃。
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改变了。一定程度是职业上的，但从更深层次来说，是自己和这些科学技术的关系有一些病态。
Leon准备停用智能手机时，在朋友圈发布的通知
我从去年3月开始停用智能手机，目的是夺回数字健康的自主权。 整个“数字断舍离”计划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即先做减法，做彻底，真正感到缺失和必不可少的东西才是之后需要加回来的。
计划启动之前，我和亲友沟通好用短信和电话保持联系，用电脑客户端替代智能手机完成必要的工作操作，并开始探索智慧政务系统提供的服务。生活中必须使用智能手机的事情，都可以寻找替代品。
比如我在上海要去采访，该怎么搭乘网约车？其实上海很多地铁口、老社区门口，都有一个电子墨水屏，即出租车呼叫平台，可以一键叫车。但它很不起眼，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没有手机备忘录，我就会带一个口袋本，上面记满每天的日程，外面的工具袋可以装身份证、公交卡、钥匙等随身物品。
身份证和打印出来的纸质核酸码，能应付疫情期间的多数状况，比如做核酸、身份登记等。全国各地防疫政策很不一样，不过即使遇到特殊情况也不用担心，我还有备用的iPod touch。
Leon使用的数字极简手机Punkt.MP02（图/Punkt.）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尴尬。一些个体商家没有POS机刷银行卡和信用卡，也没有储备足够的零钱，找零就会遇到困难，这个问题遇到挺多的。但正常情况下，你去很nice地跟人家沟通，这些都能解决。
不过，在国内进行数字极简的尝试，在我看来还是要比国外难的多。 我曾在丹麦做过为期一月的媒体停斋（Media fasting）实验，带来的感受与我在国内的体验大不相同。
丹麦作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国家，移动支付、购票出行、生活缴费，以及一些公共事务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每个人出生、入境留学，或旅居时都会拥有一个电子ID和国民邮箱，借此可以参与到所有的事务当中。
区别在于，它的数字技术和离线工具并存不悖。这让许多无法或拒绝接入智能设备的人拥有更多选择权。
我的一位朋友订的《工程师报》（Ingeniøren）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纸刊至今仍在发行。这类百年老报在丹麦并不少见，甚至可以直接送上门。但在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都在削减，大量纸刊已被砍掉，许多传统老报的版面也从几十变为十几。
在《超粘性微信与中国社会》（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一书中，微信被视作超聚合平台，殊不知此类应用在国内早已有增无减。海外应用虽然也想高度聚合，但功能还是相对单一。
此外，丹麦的许多城市并不大，我想找朋友，就可以直接步行或者骑自行车。
在国内，普通智能手机已经是一种比较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了，刚停用的前两周会感觉强烈不适，没有智能手机打发时间，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停用智能手机期间，Leon学会了使用打字机
但在“被迫无聊”和“享受无聊”的转变中，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做本身就能让人平静。 不想看书，不想健身，那就发呆好了。躺着、靠着、坐着、站着，甚至什么都不想也很好，不一定非要做什么，就去享受无聊。
有时，我也会做点奇怪的事儿跟我的“无聊”互动。比如维修我在二手集市上花20元淘来的打字机，维修我那老掉牙的胶片相机。周末我常拿着相机上街拍照，不强求美，只为享受。
我比较工作狂，经常忘记吃饭，尤其是吃晚饭。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晚饭时间会在窗前撒点鸟吃的谷子，那些麻雀就天天来等着我投喂。每天都会来好多，二三十只围在那里。这只不过是生活当中一些看起来好像毫无意义的事情。
一年以后，那些小鸟甚至在我的窗前筑起了巢，还生了超可爱的“小小麻雀”，每天早上5点多钟还会叫我起床。
放下智能手机，我被屏蔽的感官逐渐恢复敏锐，我感觉我和真实世界的距离更近了。 很多迫不得已的、面对面的交流让我找回了一种真正在做人的感觉。
Leon在上海的街拍
我的住所附近都是老社区，周围的商家、邻居比较固定。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突然发现那些步行的、骑车的、跑来跑去的人都不再是陌生的路人，而是我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具体的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在地铁上，我会关注周围的广告，人的神情与感受，不同城市地铁上的广告大不一样，人们的状态也各有不同。
没了智能手机，我会不会担心错过重大新闻？会不会和同龄人没有共同话题？ 首先,只要你跟周边的物理世界有一定的联系，真正重大的新闻就肯定不会错过。
比如明天要疫情封控了，不能出门，这种事情没有智能手机也都会知道的。其次，我会把担心错过的心态转变成享受错过。
现在我还在用我的 iPod touch，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设备，甚至会带来很多烦恼。但我现在没有用回智能手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一部我特别想用的智能手机，仅此而已。
戒断社交媒体20多次，终于成功了
我第一次听说“数字极简”这个概念，是我大一在英国UCL读哲学的时候，过程非常有趣。
当时我们在教学楼做小组讨论，提议把所有人加到一个Facebook群组里面。有个同学就说“我没有Facebook”。我问他“你有别的东西吗？WhatsApp之类的”，结果他什么社交媒体都没有，只说可以把电话号码给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不用社交媒体的同龄人。
真正开始熟悉这个概念，是在2018年，我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过圣诞节。回英国的火车上，我隔壁坐着一个金头发的英国男生，戴着细框眼镜，长得特别“英国”，就在那儿静静看书，他在剑桥大学读哲学系。
后来我们俩就聊起来了，聊最近看什么书，生活有什么改变。 他就说最近把他的智慧型手机给“扔”了，手上还拿着一个翻盖手机，特别老的那种。
火车到站的时候，我们约好下次在剑桥一起吃饭，一起参加研讨会。他从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一叠便条纸，让我写了我的Email，说回头跟我联络。后来还真就给我传了Email！邀请我去剑桥参加研讨会。
我当时觉得他好酷啊，原来还有这种生活方式。
史东用胶卷相机拍的照片
转眼到了大四，毕业季的压力蜂拥而至。那时候压力越大，越想看社交媒体。有的时候坐在教室，突然就手痒想要拿起来看，刷个5分钟放下，隔10分钟再拿起来，时间被切的很碎，没有任何规律。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阴影笼罩全球，各个国家的互联网平台都像被戾气充胀的气球。我通过微博了解国内正发生什么，映入眼帘的是激进的话语和相互指责。
这种明显要激起人情绪的文字让我很不适，我突然就意识到已经受不了再看到这类文字。
2021年7月，我删了所有社交软件的账号，只保留了B站和YouTube的视频上传功能，以及微信的通讯功能。
我的戒断计划可以用“去芜存菁”这四个字形容。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至今，我至少尝试戒断过20多次，但均以失败告终。
全部失败教会我，这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事情。 我必须搞清楚它真正让我困扰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解决它带给我的“大的坏处”。
其一，社交媒体加重了我的攀比心。我通过发布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漂亮照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却适得其反，更加焦虑。其二，它浪费我的时间，让我注意力涣散，睡眠质量下降，夜里频繁醒来拿起手机看，这些都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基于此，我关闭了“浏览他人微信朋友圈”的功能，卸载了YouTube、微博、Facebook、WhatsApp、QQ，以及Instagram。Instagram是我最难割舍的App，我每天会花费3到5个小时在上面。
万事开头难，整个戒断过程最“磨人”的就是制定计划和守住底线。
前3个月想用社交媒体的“瘾头”袭来时，就像一堆红火蚁在啃噬你的大脑。手机里没有社交软件会让人陷入很无措的境地，但只要打过这场硬仗就好了。
史东用胶卷相机记录22岁生日
我的几个好朋友，在我戒断3个月之后，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聚餐的时候，我自己主动提起了，他们这才惊讶地问，“啊，你戒断Instagram吗？完全没注意到呀。”人生中重要的朋友，不会因为你不用社交媒体就离你而去。
大家的态度也从侧面印证了“数字极简”是很多人需要的。我甚至不用解释，绝大多数人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戒断社交媒体。他们不会觉得太极端，反而非常认同和尊重这个选择。
戒断期间，我变得不再执着于从社交媒体获得灵感来源和价值认同，不再期待别人的点赞和赞美。但这一年里，我收获了更多。
戒断计划完成后，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我肉眼可见的，变得特别开心。
我每天至少能睡七八小时，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容貌焦虑减少很多。
我把计划了很久的法文课提上了日程，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打电话，也用新爱好填满了时间的空隙，比如写作、写日志、玩胶卷相机。书本、音乐、电影成了我新的灵感来源，它们比社交媒体更有质感、更有深度。
戒断社交媒体期间，史东的画画记录
有得必有失，如果有用社交媒体，也许我B站的粉丝更多了，甚至能够变现。虽然有点可惜，但是一想到它们的达成，要牺牲我的睡眠和精神健康，突然就觉得没那么值得了。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我认为有道德责任需要去承认，在戒断社交媒体时发布视频是矛盾的。但我能做的就是打破第四道墙，提醒大家“不要沉浸式地看我的视频”，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戒断一年后，为了事业我重新把社交媒体引入生活。不得不用时，我就把它们全部下载到iPad上。手机作为随身携带的东西，我不允许这些App存在。 此外，我设置了固定使用时间，每周也有一天完全不用。
在看过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之后，我重新思考了社交媒体的本质。那些互联网公司，高薪聘请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创造了一个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多看。再有自制力的人也不太可能通过一己之力去抗衡。
但我觉得戒断的意义不在于永远远离社交媒体，而是亲身体验过之后，才知道哪些是必须的，自己生活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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