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在传统的社会，性和生育有直接的关系。但现在，科技的进步，使得人们在理论上已经有可能自主地决定生育的时间和次数，将性与生育分离开来。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避孕技术已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人工受孕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受到传统生育的限制。
如今，“婴儿是被制造出来的”这种观念逐步变得平常，生殖与情爱、家庭相分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事实。这也给人类伦理提出的空前难题。
当性和生育日益分离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性就是生物进化的起点。没有性，就没有繁殖，就没有未来基因，也就没有进化。千万年来，人类也遵循着进化的规律，通过性来生育和繁衍后代。彼时，医学还未取得巨大突破，人们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和延续生命的能力有限，地球资源对于人类来说也相对富足。
然而，由于医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免疫疗法和抗生素问世以后对传染病的有效扼制——历史上传染病的致死力甚至比战争还强，世界人口死亡率普遍降低，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于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增长，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
公元元年，世界人口大致为2.5亿人，到1650年为5亿人，1750年为7.5亿人，1850年上升到12亿人，1900年达到15亿人，1955年升到25亿人，1982年达46亿人，2011年突破70亿人。如今， 截止2022年初，世界人口总数已达到大约78亿左右。
不难发现，20世纪以前的人口基本上以算术级数增长，而到了20世纪则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势头，是真正的“人口爆炸”。人口爆炸与人类在医学上的巨大进步直接相关，同样，解决人口问题、节制生育也就成为医学面前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避孕药的普遍使用和人工流产技术的成熟，人们开始主动将性与生育分离开来。其中，人工流产也分为治疗性流产和非治疗性流产。当胎儿的正常发育和分娩会危及母亲的生命安全时，为了保护母亲、救护母亲的生命而进行的人工流产是治疗性流产。
尽管这种流产自古有之，但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可以在胎儿出世前就鉴别出胎儿是否有严重缺陷，于是，为了避免生下有严重缺陷的婴儿而施行的人工流产开始出现。此外，由于人工流产在技术上的安全性和简易性得到了保障，出于个人的目的而进行的人工流产越来越多。
与因为资源限制而节育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意识变化下，人们对于分离性与生育的选择。
一方面，在对个体的推崇、经济发展以及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单身，正在成为现代人的“主义”。有数据显示，英国结婚人数已跌至近150年来最低；日本30-34岁男青年未婚率为47.1%，女青年为32%；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一比例则高达60%。16岁以上的美国人当中，约有50.2%的保持单身，即1.246亿。而60年前的上世纪50年代，美国成年人的结婚率高达70%。
另一方面，传统上，夫妻有了性爱，往往不到一年之后就会有小孩。而现在多种避孕措施的发明使得人们在决定何时生孩子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与生育时间被割裂开来，怀孕周期被安排得非常长。
于是，如今，整个世界的新生儿出生率都在不断下降，而新生儿父母的年龄则越来越大。在许多国家，每一代人的数量都比上一代要少。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0个女性中只有1人没有孩子，而现在10个女性中有2人没有孩子。20世纪70年代，100个女性中只有1个人会在35岁后生育第一个孩子，而今天，100个人中有8个这样做。这个趋势仍在不断蔓延，导致每一代人之间的年龄差都在拉大。
想生而不能
现代社会下，一些人需要节育，而有些人则因为这样那样的缺陷想生育而不可得。
近年来，全世界的不孕不育患者的数量飞速增加。就我国而言，不孕不育的人数已占适育人数的10%到12%。这意味着，大约有4000万到5000万人群面临无法生育的境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有着“想生而不能”的生育隐痛。平均每6~8对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这样的困境。
20世纪发展起来的生殖技术解决了这一部分人的问题。人类的自然生殖过程包括性交、输卵管受精、植入子宫、子宫内妊娠等，对其中某一个或全部步骤的人工替代就是生殖技术。其主要措施包括人工授精（代替性交）、体外受精（代替输卵管受精）、代孕（用另一个妇女的子宫妊娠）、克隆（无性生殖）等。
古时的人类祖先绝对不可能想象现代人今天的体外生育——将胚胎存在冰冻液态氮里，然后将胚胎移植到母体内。其他的哺乳动物也不会去冷冻自己的卵子，但是现代人却会。实际上，就在第一个体外受精婴儿出生之前，4/5的美国人都认为“试管婴儿”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但在1978年7月，在路易斯·布朗出生后一个月，之前接受调查的人中又有多于60%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接受体外受精。现在，体外受精已经成了一种常规生育手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几百万对夫妇受益于越来越多的技术创新，顺利怀孕生子。5%的新生儿出生都离不开促孕药物。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儿出生是借助了体外受精技术，即通过注射激素刺激女性的卵巢排出多个卵子，然后将这些卵子从体内取出，与男性伴侣或者捐献者的精子放在一起，等到受精之后再移植回女性体内或者代孕者体内。
再来看看代孕，随着技术的演进，代孕已经分为了传统代孕和妊娠代孕。传统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体内，使其和代孕者的卵子结合，即“借宫+借卵”。而妊娠代孕，则是有了试管婴儿技术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后，再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宫内，相当于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宫，而代孕者和孩子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即“借宫不借卵”。
可以说，代孕既是一种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技术行为，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协议行为。可以说，代孕既是一种生物学、医学意义上的技术行为，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协议行为。但就是这样的行为，却跨越了诸多领域，涉及到医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不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各方立场都争锋相对，所持的观点也纷繁复杂。
支持代孕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无法自然生育的人群也应该有权利、有机会拥有后代。其中，所指的人群主要是指那些因先天或后天原因导致生理不孕的人群。当然，实际需要或可能选择代孕的人，还会包括那些因为种种社会原因，不愿经历妊娠过程的人以及同性恋群体。
总的来说，有了生殖技术，配子来源、受精场所和妊娠场所就成了可以变化的变量，它们不同的搭配构成非自然生殖的不同形式，而过去生殖所必须的性也渐渐不再成为一种“必须”。
婴儿是被制造出来的
不仅如此，生殖技术一旦发展，就远离了起初解除少数人不能生育的痛苦的目的，而朝着技术的方向自行独立地发展——越是远离自然的生殖方式，技术就越高级。2015年，英国成了第一个允许进行跨代基因工程的国家——改变婴儿的基因密码，并将其传递给未来的后代——当然，这种被称为生殖工程的手术目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还是被禁止的。
具体来看，线粒体DNA作为一个微型基因组，与我们人体的23条核心染色体是分开的，存在于细胞中负责产生能量的线粒体中。线粒体DNA非常稳定，只能从母亲那里获得，且不会与父亲的线粒体DNA重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线粒体DNA明确地追踪一个人的母系血统。
然而，我们的新技术却改变了进化树中最稳定的部分——那就是对线粒体DNA进行改造，这将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当然，我们进行线粒体DNA治疗是为了防止由线粒体DNA突变造成的十分罕见且会世代延续的疾病。
这种治疗的过程先是要从线粒体DNA有缺陷的母亲的卵子中取出染色体DNA，然后将其转移到没有线粒体缺陷、去除核DNA的提供者的卵细胞中，再用父亲的精子体外受精，接着转移到母亲的子宫中，最后生出一个健康的婴儿——这种方式就像更换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主要是为了保证能源供应正常，但是硬盘上的信息不会发生改变。
这项技术使得孩子的基因可以来自多个父母，越来越多潜在的基因提供者融入到一个新的身体中。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重新设计个体婴儿的基因组，还可以重新设计他的后代。
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8543339号专利：“基于基因计算的配子提供选择。”这个专利属于23andMe，一个由谷歌创始人投资的遗传学诊断公司。该公司现在暂时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叫停了诊断服务。该专利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想通过试管授精获得孩子的人，让他们可以依据统计数据选择各种他们想要自己的孩子具备的特征，比如蓝色、绿色或棕色的眼睛，较低的癌症患病风险，较低的先天性心脏病患病风险，以及长寿。
实际上，每年，人们都期待通过基因改造来消除更多的疾病携带者，引入更多优良的性状。不论是插入CETP基因，这样可以减少69%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还是插入DEC2基因，这样我们每晚只需要6个小时的睡眠。
另外，一种罕见的APOC3基因突变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选项，在接受测试的阿米什人中，拥有这种基因突变的人血液中的脂肪含量要低65%，同时，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德系犹太人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携带FOXO3A基因的日裔美国人患有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明显低于普通美国人。这些发现无疑增加了当前人们对自己或孩子的基因组进行良性改变的选项。
随着人类对基因密码操作的速度、认知和能力不断提升，随着基因转移和编写能够安全可靠地引入初期胚胎，人类基因升级的浪潮指日可待。当然，随着辅助生育的基因技术变得廉价、有效、普遍，巨大的伦理挑战也会随之出现——当性与生育越发分离，当人类朝着定制自己和孩子身体的方向迈进时，人类的演化又将走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