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拉兰
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丹多拉垃圾处理厂
为了全面了解这场灾难，你必须爬上垃圾山，蹚过恶臭的泥塘。呈现在你眼前的是混合着腐烂垃圾，漂浮着数以万计的汽水瓶、洗衣粉袋子和五颜六色的工业包装的塑料海洋。从垃圾山顶上，甚至可以看到肯尼亚最大的一处露天垃圾场丹多拉的全貌。它位于首都内罗毕东郊，占地12公顷，相当于17个足球场。
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每天都有成堆的垃圾被倾倒于此。垃圾山上到处可见穿着简陋的拾荒者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是垃圾回收的主要贡献者，是肯尼亚政府为了对抗塑料污染而试图发展的一个“雏形部门”。简·尼亚姆布拉和她14岁的孩子一起分拣着塑料袋和瓶子，她说，把这些废品收集起来卖给垃圾处理公司，每月能挣20美元。
仅有450万人口的首都内罗毕每天排放垃圾近500吨，其中一部分运到丹多拉，剩余的或是喂牲畜，或是排放到城市的下水道和河里。雨季来临时，堵塞的河道和排污管会造成严重的城市内涝，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不仅如此，垃圾本身还会释放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
当涉及如何规避环保立法的问题时，肯尼亚企业界都特别具有“革新”精神，他们都积极反对这些环保措施，尽一切可能推迟实施。
长期以来，肯尼亚政府一直漠视这种情况，直到2017才出台了第一个应对“垃圾围城”的政策——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地区问题专家普里蒂什·贝胡里亚认为，在竞争对手卢旺达的刺激下，肯尼亚为了维护其地区环保领导者的形象才出台了相关政策。
但现实中进展如何呢？肯尼亚国家环境管理局局长马莫·博鲁在市中心的豪华办公室里说：“四年来，我们已经成功消除了90%不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的确，在以前，当你开车穿过乡间，路边洋槐树上都挂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景色震撼，而如今，已见不到如此风景，树木已基本恢复到了自然状态。然而，这场抗塑战远未结束。国家环境管理局调查了2017年以来大规模生产的替代购物袋的成分，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这种新型生态袋含有大量聚乙烯，而这依旧是塑料的主要成分。
内罗毕非政府组织“环境合规研究所”负责人格尔菲斯·奥朋多说：“当涉及如何规避环保立法的问题时，企业界都特别具有"革新’精神，他们都积极反对这些环保措施，尽一切可能推迟实施。2005年以来取缔使用轻质塑料的行动已失败多次。2007年，政府曾要求对制造销售厚度小于30微米的塑料袋征收120%的税，但仅仅半年，该税率就被降到了50%。”
反对群体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肯尼亚制造商协会。“一旦有新的反塑法案出台，游說团体就会打经济牌，强调会因法案而关闭多家加工厂。”奥朋多说。在这个东非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当这种言论传到与贸易部关系密切的环境部中，就会被认为是理由充分。尤其是现任工业、贸易和企业发展部长的贝蒂·马伊纳，不仅曾在环境部执掌5年，还曾领导肯尼亚制造商协会11年之久。
在丹多拉垃圾处理厂分类处理垃圾成了这些拾荒者的重要经济来源。
塑料回收公司Petco在内罗毕设立的垃圾分类设施
如今，在环保主义者的压力下，该行业正努力向良性发展转型。因此，当政府考虑禁用塑料瓶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回收公司Petco在2018年应运而生。该公司在其官网上声明：“公司代表了肯尼亚塑料行业对PET塑料回收进行自我管理的共同愿景。”
Petco旨在让制造商承担起责任，但难以抗衡塑料瓶的主要“贡献者”——世界上最大的塑料污染企业可口可乐公司。Petco在内罗毕设立了五个塑料瓶收集装置，并在民众中开展环保宣传。但除此之外，暂未了解到公司其他促进回收再利用的行动。国家环境管理局局长博鲁说：“Petco没有向我们提供其运营季度报告，公司也没有其他具体措施，似乎只满足于将自身"漂绿’，改善公司形象！”
在肯尼亚，不仅垃圾分类、回收与处理的基础设施极度缺乏，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也在互相推诿，当地垃圾回收公司只能依靠民间团体和拾荒者。抗塑之路还很漫长。
回收行业的领军企业“绿色非洲先生”就面临这种境况。该公司每月处理多达250吨塑料垃圾，营收在2020年翻了三倍。联合创始人基兰·史密斯表示：“这样的业绩使我们能更好地雇用拾荒者，付给他们的薪水已超过了黑市的20%到30%。”公司同样与联合利华等关注自身塑料再加工问题的企业合作。非政府组织“清洁肯尼亚”创始人贝特曼·西米迪说：“对这些制造商来说，塑料回收是对行业存续的一种保证，这样他们才能够继续生产和销售塑料制品。”
在行业上游，为塑料提供原材料的石化企业也对促进回收抱有兴趣。汇集了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知名化工企业的美国化学理事会呼吁与肯尼亚达成一项“塑料协议”。该协议提供了一个“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美国出口本土的塑料垃圾到肯尼亚进行回收再处理，肯尼亚也可以在美国对其回收领域的大量投资中获益。但这个项目在内罗毕并未引起多大热情，毕竟，内罗毕不希望自己成为美国的垃圾桶。
[编译自法国《快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