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院士说扶贫要扶志也要扶智。自己掏钱租地，光脚下田种土豆，让村民看成果；免费培训技术，手把手教种植，还开直播带货。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领云南澜沧的乡亲们把土豆种成“金豆”！土豆院士说扶贫要扶志也要扶智，朱有勇院士教村民种地收获的土豆比脸还大，“扶贫不光是给技术，一定要扶志，还要扶智！”点赞！
64岁的朱有勇曾在人民大会堂推销土豆，收1500个农民学生，10亿专利无偿送出。
离开他熟悉的校园和实验室，加入“扶贫大军”。土豆院士说扶贫要扶志也要扶智。
在云南边疆一个深度贫困的山村，
60岁的他换上迷彩服、扛起了锄头，
跟老百姓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大碗吃饭、大口喝酒、大声唱歌。
“院士扶贫”不是口号、噱头，
更不是走马观花。
朱有勇一年中有100多天住在村里，
又几乎天天长在土地里，
而且一干就是整整四年！
农家子弟
突破世界粮食难题！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
一个普通农户家庭，
从小他就在寨子里奔跑，
跟小伙伴一起抓鱼、摸虾，
跟着父母耕田、坝地，插秧、收稻！
高中毕业的朱有勇
下乡成为知青，
在生产队劳动的那些日子，
他愈发体会到
农作物病虫害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尤其是每年稻瘟病发作时，
短短几天时间水稻死一大片，
老百姓急得一天打两遍农药！
1977年，朱有勇参加了高考，
他拿到了云南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看到农业两个字朱有勇犯起了嘀咕：
已经当了22年农民，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还要学种地。
朱有勇硬着头皮上了大学，
在当时，恐怕任凭谁也不敢想，
这个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
后来不仅当上了大学校长，
还成为了院士！
大学时代的朱有勇
朱有勇在读研究生期间，
有一次，导师问了他一个问题：
“回顾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
依赖农药的时间没有超过100年，
过去没有农药的时候，
是怎么控制病虫害的？”
朱有勇一时竟哑口无言，
正是这个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彻底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
更改变了他的一生。
上世纪80年代，
当时全世界范围内
控制农作物病虫害主要依靠农药。
那时，人类对农药危害健康、
污染环境的认识不够，
加上农药效果实在是立竿见影，
国内国外同行们
都在研究各种新型农药，
几乎很少有人探索，
除农药之外控制病虫害的方法。
朱有勇主动坐到了冷板凳上，
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
也是最难出成果的路：
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
不使用农药，
就能帮农民把病害控制下来？
当时，恰逢云南大范围出现稻瘟病，
该病一旦流行，
就会造成大幅减产、甚至绝收。
朱有勇下定决心，
从解决稻瘟病这一世界性难题入手！
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
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县
一个小山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一块农田里面,
杂交稻和糯稻种在一起，
糯稻就没有稻瘟病。
眼前这一幕让朱有勇欣喜若狂。
不同品种的水稻种植在一起，
就有可能不用农药防治稻瘟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它的原理是什么？
当时，才36岁的朱有勇
迫切想得到答案，
他设置了一块几十平米的试验田，
希望可以重现这种模式。
但是，他在这块试验田整整种了7年，
这种现象一直没有
被稳定地重现出来。
1996年，朱有勇
带着萦绕心头10年的困惑，
远赴悉尼大学留学，
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从基因层面探索
水稻抗性基因分布规律。
两年后，完成研究的朱有勇，
谢绝了悉尼大学的挽留，
几乎是一刻不停地
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
提起这件事，朱有勇说：
“宾馆再好不是家。
国外条件再优越，
也是为他人做事。
我能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家乡做事，
比什么都有意义。”
在留学的过程中，朱有勇意识到
生态试验至少要扩大到100亩以上
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为了重现这个实验，
他跑遍了云南省内62个县，
研究了2000多种水稻的基因抗性问题。
虽然过程辛苦，
但为了早点破解心中的难题，
他还是充满了干劲。
那些年，朱有勇最爱穿短裤和塑料鞋，
常常是把塑料鞋一脱就直接下田，
几乎一整天待在田里，
从早到晚边观察边记录，
晚上再仔仔细细把数据誊抄下来。土豆院士说扶贫要扶志也要扶智。
2000年，朱有勇终于找到了
水稻的品种搭配规律，
为控制稻瘟病这一世界难题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这一重大研究
作为封面文章，
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
凭借着为国际粮食安全
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4年，还不到50岁的他
就荣获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颁发的国际稻米研究一等奖。
当年，国际上
只有两位科学家获此大奖，
朱有勇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从中国贫困农村
走出来的农民子弟，
终于靠着长达20多年
对冷门领域的研究，
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
为人类的粮食安全生产
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