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根据前期核查，依法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对于这则消息，舆论几乎一边倒，有人总结为“知网有难，八方点赞”。
知网全称为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目前，知网拥有文献、期刊、博硕学士论文等学术资料总量超过2亿篇，是中国最大的知识数据库。知网背后，是一家名为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其母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同方股份。
同方股份财报显示，知网2021年营收 12.9 亿元，毛利率为 53.4%。自2005年起，知网的毛利率就从未跌下50%，最高时候甚至达到71%。
如若取之有道，这样的盈利能力外界本无可置喙。但针对知网的运营和盈利模式，早已是怨声沸腾。不仅高校学子们苦于知网论文下载、查重的高额收费与别无选择，各大高校、学术机构也苦于其连年涨价至今已达“百万至千万级别”的包年费用。
去年年底，年届九旬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周秀鸾夫妇在历经8年后，终于赢得了与知网的全部诉讼，累计获赔70余万元。知网收录了他们的百余篇论文，分文未付，作者本人下载却要付费。
今年4月，国家一级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应松接力赵周夫妇，以知网收录其300余篇作品供付费下载但未经其同意为由，提出了千字1500元的索赔诉讼。引发媒体关注后，知网代理人表示“索赔标准太高，承担不起”，但陈应松坚持认为，“把别人栽种的苹果拿到自己的篮子里去卖，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天眼查法律诉讼显示，知网作为被告的1200多条信息中，案由为著作权侵权纠纷和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超过1100条。这些维权大多静悄悄发生，正是上述两桩诉讼中的原告，也就是三个来自湖北的老年人，将知网多年来的盈利套路曝光在更多人以及监管层面前：作为中间商，知网一边收录著作权人文字作品，一边在未明确获得作者授权、未付给作者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在网络上传播获取高额利润，在学术资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两头通吃”。
以知网如今的市场支配地位，有许多人好奇，到底是谁领头，织就了这样一张学术知识垄断的大网？
工商资料显示，知网的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都为王明亮。值得注意的是，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的企业类型一栏里，显示为外国法人独资。
王明亮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后在山西大学任教，1995年下海创业，与清华大学物理系合办公司，主业为学术文献出版。王明亮曾在一个论坛上公开“创业总共30万元投资，是物理系和团队倾其所有凑出来的。公司股份物理系占51%、团队占49%。”
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KI）的概念。次年3月，王明亮以校办企业身份提出申报建设CNKI，随即被教育部、科技部等五部委确定为“以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知网由此驶入快车道。
知网得以建成规模在全球前列的“数字图书馆”，离不开国家支持，也离不开学者、学子、高校的学术成果支撑。其建立初衷，是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但知网发展到今天，共享性和商业性的天平已经出现明显倾斜。抱着公益目的搭建的平台，在形成市场主导地位后，立即收取很高的费用，让其变成牟取商业利益的工具，明显不合理。因为高昂的收费，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知识的共享，抬高了学术交流的成本。
以高校毕业生必需的论文查重为例，一篇万字论文，知网的收费标准是，本科145元，硕博225元。一篇论文需要多次查重，学生们在查重方面的消费常在1000元以上。2019 年，演员、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翟天临在一场直播中说出“知网是什么东西”，因“不知知网”而被扒出学术造假，网友在知网对其2783字的小论文进行查重，花费了68元。
不仅是个人用户苦知网久矣，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数所高校及机构用户近年来也公开抗议知网“涨价离谱”。有统计显示，自2000年以来，知网对高校的报价每年都上涨超过10%，2010年到2016年期间的年平均涨幅，更是接近20%。
《半月谈》此前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加强，知网靠垄断平台躺着挣钱的如意算盘该停停了。平台的公益属性应当进一步加强，消费者和研究者的权益都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绝不能为企业的一己私利，占了国家的便宜，又寒了学者的心。
监管部门开启调查，意味着知网多年来织就的一张知识垄断大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但学术文献领域的垄断是否会借此彻底打破，还需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查界定和采取措施。
撕开大网的93岁经济史学家周秀鸾，在写给《长江日报》记者的一封手写信里说道：看到寒窗苦读的学生为检索、查重、下载都要向知网交费，学校、科研机构每年要交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费用，（我认为）知网辜负了国家的委托和学人的期望，把靠公共资源建立起来的知识共享平台成为钻钱眼的营利机构。知网要清醒，为什么它成为众矢之的,连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要起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