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给苻坚的临终遗言就是问题的答案。
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卷一百一十四》王猛去世前，对苻坚叮嘱了两件事。
一是不要征伐东晋，理由是，东晋乃是正朔所在。
二是要铲除鲜卑和西羌，理由是，汉人并非是前秦帝国的隐患，胡人才是。
为啥说这两条遗嘱就是问题的答案呢？
因为首先，“晋乃正朔相承”这一结论，绝不是一句空话。
当年苻坚的爷爷之所以能入主关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打东晋旗号，以晋臣身份“献捷京师”，迅速获得了北方汉人的好感。
如果他当时不是身上批了一张晋朝的皮，他凭什么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让“秦雍夷夏皆附之”于他？
天下胡人多了去了，凭什么关中老百姓要臣服于氐人。
后来苻坚伐晋前，他占领的很多地盘，比如巴蜀、荆襄地区，才刚拿下几年而已。可以说，晋朝的金字招牌在这些地区的汉人心中是相当有份量的。
如果说，苻坚一意孤行的伐晋，胜了倒也罢了，花点时间做舆论工作，汉人未必不会拥戴他。但他偏偏败了，还是惨败，这一败就闹大发了。导致先前汉人对苻坚积蓄的不满情绪，来了个总爆发。
谢玄在淝水之战后北伐，仅用一年时间就从淮河打到了黄河。这就足以说明，至少黄河以南的汉人对苻坚是不感冒的。
第二，王猛说“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绝非夸大其词，并非煽动胡人内斗。
我们正常的印象，觉得好像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胡人是一个整体，当时最大的矛盾是十六国与东晋的矛盾，是五胡与汉人的矛盾。
然而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的东晋，政策非常保守，对收复失地的动力不足。即便晋军偶尔北伐，通常也是打到黄河南岸，就不会再向北打了。会给北方政权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说，晋朝和北方政权，往往可以谈。
而北方政权相互之间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昔日后赵灭前赵，前燕灭冉魏，那都是攥紧了拳头往死里打，有你没我。任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全家斩草除根。
这相比于东晋，残酷程度高下立见。
所以，王猛说“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那个年代，胡人政权可以与汉人合作，但绝不能与其它胡人民族合作。胡人政权要想活的久一点，就一定要想办法把非我族类的胡人铲除掉。
用王猛的话说就是“宜渐除之”。
只是可惜，对于这个正确的意见，苻坚一个字都没听见去，没能领会王猛的意思。
那么，苻坚当时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他对敌国降臣均做了宽大处理。比如前燕的慕容暐，仇池的杨纂、杨统，乞伏部的乞伏司繁，羌族姚苌等。苻坚在降服他们后，对他们都做了宽大处理。不仅不杀，反而还给他们委以高官厚禄。
注意了，当时这些人担任的职务，都是有实权的，绝非虚衔。
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当初曹操统一北方期间，不杀吕布，不杀二袁，把刘备也笼络住了，并给予他们一定实权。那曹操兵败赤壁后，猜猜这些人会怎么“报答”曹操？
其二，苻坚不想不杀人，但他也知道要把人控制住，于是他就仿效昔日秦始皇，把关东人迁至关中，然后把关中的氐人派到各地镇守，造成事实上的监视和控制。
对于苻坚的这个行为，只能说，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导致的结果非常糟糕。
因为氐人本来就是少数民族，拥护苻坚的氐人数量更是少之又少，才十几万户。
苻坚把关中的氐人都派到各地镇守了，而且他还迁移了大量的鲜卑人和羌人到关中，这导致的结果必然就是天下大乱后，派到地方的氐人因为太少，无法镇压叛乱。镇守关中的氐人也因为太少，无法镇压鲜卑人和羌人在关中的叛乱。
后来，事实就是如此。淝水之战后，先前埋的雷，全部爆开。慕容垂等人在关东迅速募集军队造反，当苻坚派人去镇压后，结果关中的鲜卑人和羌人又造反了。苻坚派人镇压关中异族叛乱，结果打不赢。苻坚想两头都占便宜，但两头的便宜都没占到。最后，苻坚就是死在了关中造反的羌族人手上。
如果说苻坚当时能守住关中这个基本盘，他也不会败亡的那么迅速。
综上所述。苻坚迅速败亡的原因，在于他最不该招惹东晋的时候，跑去招惹了，而且他还是惨败。还在于时势需要他杀人立威的时候，他总是心慈手软，埋了很多雷。最后他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东晋打他，鲜卑人打他，羌人打他。他不死才叫奇迹。
其实苻坚这个人，能力还是有的，气魄和执政思路也与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有得一拼。
只是可惜，他生不逢时。
唐太宗时代，民族融合已经基本结束。唐太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广施仁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族，终于创造出一个万国来朝的盛世之景。
而苻坚时代，民族之间还存在鸿沟，民族矛盾必须要靠时间（中间还伴随着杀戮）才能慢慢化解。他仿效石虎之流，滥杀无辜，当然不可取。但滥施仁政，也不可取。施展仁政，需要基础。没有施仁政的条件，却总是烂施仁政，结果必然是成为历史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