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吉哈诺是西班牙台·拉·曼却的一位穷乡绅。他成天沉迷于骑士小说并对此深信不疑，也想做游侠骑士。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堪的盔甲，牵出家中的瘦马并为其取名驽骍难得，又为自己取了一个贵族名字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找了一个养猪的女子作他的意中人，取名为杜尔西内亚，又游说贫民桑丘作他的奴仆。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开始了游侠的骑士生活。
堂·吉诃德把郊野上的风车看做凶恶的敌人，便持着长矛冲了过去，结果被转动的风车抛到空中，重重摔到地上；遇到一队被押到海上作苦工的犯人，便冲过去打倒了押送的士兵，解救了犯人。而当他要求犯人像骑士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去向他的杜尔西内亚汇报他的丰功伟绩时，犯人不但不从，还抢走了他和桑丘的衣物。主仆二人只得带着伤痛回家休养。
当听说萨拉果萨城要举行比武时，堂?吉诃德不听家人劝阻，带着桑丘又出了门。大学生加尔拉斯果受堂?吉诃德家人的委托，想把他骗回家。他扮成“镜子骑士”去向堂?吉诃德挑战，竟被一抢扎于马下，只得认输而去。
堂吉诃德主仆继续前行。在路上，堂?吉诃德要和笼中的狮子决斗，待笼门打开后，狮子竟不屑应战，拿屁股来对着他。接着，堂?吉诃德平息了一场婚礼上的纠纷，被视为有胆识的正直人。不久，桑丘真的如愿以偿，一个好事的公爵派他去管辖一个小镇，当“海岛总督”，并设置疑案捉弄他，还派兵去攻打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堂吉柯德在公爵府也被人捉弄。
主仆二人决定不再去萨拉果萨，改向巴塞罗那进发。在巴塞罗那，扮成“白月骑士”的加尔拉萨果打败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只得遵守条件停止了游侠活动。回家以后，堂?吉诃德开始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但苦于骑士小说的困扰，忧郁成疾，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意识到骑士小说的危害，嘱咐他的外甥女千万不要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不能继承他的遗产。
作品解读
1922年，林纾、陈家麟翻译的《魔侠传》（即《堂·吉诃德》）在中国出版，至此《堂?吉诃德》有了正式的中文译本。现在国内使用较多的译本是杨绛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自诞生之日起，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这部作品在时代的更迭中散发着无尽的魅力。杨绛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一文对17至19世纪世界各国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作了梳理。20世纪中国学者同样关注这部作品，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小说的人文意蕴
较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评论界大多认为，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的宗旨有二：一是为了反对胡编乱造、情节离奇的骑士小说，以及它对人们造成的恶劣影响；二是针砭时弊，揭露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和扶贫济弱，歌颂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
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蒋承勇的《〈堂?吉诃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一文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作者对文艺复兴后期欧洲和西班牙普遍的道德危机与社会矛盾，包括对文艺复兴的结果与意义所作的冷静思考与分析。在物质欲望刺激下，个性解放所导致的道德失范和享乐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期以原欲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生活原则在现实中的一种极端化表现。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无疑应当解除，但个性主义的膨胀也未必符合人的理性本质。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塞万提斯自然无法像前期人文主义作家那样乐观浪漫、激情澎湃，而是在冷静的沉思中重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当他无法超越现实看到更远的理想时，就只好回顾往昔，沉湎于那一轮夕阳残照中，从而孕育出不朽的堂?吉诃德。他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以宗教人本主义为本质特征的“人”，对桑丘及其所代表的现实世界，对放纵原欲、个性膨胀的人文理想和社会现实状况作了善意、温和的批评，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这种肯定主要通过桑丘这一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作者对堂?吉诃德和桑丘都持肯定态度，但肯定的重心在堂?吉诃德一边。桑丘讽刺视角的双重性正是作者对待这种原欲型人文主义的矛盾态度的表现；同样，小说讽刺视角的多重性和几度变换，也表明了作者人文取向上的矛盾性和多向性，而人文主义思想的重构也孕育其中。
二、关于堂?吉诃德和桑丘形象
堂吉诃德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艺术形象，有的学者用比较的眼光来探视这一形象的“英雄”特质。如周宁的《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一文认为：《堂?吉诃德》是一部英雄遗落人间的悲剧，它的主导情节模式暗合了普遍的英雄原型。这些原型反复出现于宗教中、神话中，出现在文学尤其是悲剧作品中。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曾为了正义和善良抗击邪恶暴行，并在失败受难中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昭示真理。堂?吉诃德知道做骑士仗义行侠就要吃苦，这是命运的考验，没有比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考验具有更大的胸怀了！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依旧充满信心和美好的幻想，这种豪迈令人敬畏。文艺复兴时代作家笔下有两位真正的英雄——哈姆莱特、堂?吉诃德。他们代表人类英雄的两种形式，前者在伪装的疯狂中思考，后者在疯狂中行动。一种是悲剧性的，一种是喜剧性的。悲剧的英雄是理性的英雄，他看到灾难和毁灭带着可怕的痛苦，无法回避。而他为了维护人的尊严勇敢地迎上去，承受苦难和牺牲，向命运挑战。喜剧的英雄是幻想中的英雄，他们从信仰直接进入行动，以完整的心灵对抗邪恶，少一分迟疑，多一分勇敢。正义和慈爱是贯穿始终的动机，虔诚和勇敢是他所有行动的特色，失败和苦难每时每刻考验着他的意志。塞万提斯在理想与现实、真实与幻想之间冲突的典型环境中象征地表现人类崇高理想和道义在这个世界上接受考验的过程，从中揭示主题——这个世界是虚妄无情的，美好的幻想幻灭了，英雄将成为世故无聊的牺牲品。
研究者对桑丘形象也有不少分析。如吴士余的《戏谑性的形象勾勒》一文，认为 桑丘对生活的理解、追求以及人生的态度，都隐藏在貌似愚钝、自轻自卑的形象躯壳中。这种外庄内谐的性格形态使人物形象具有一种诙谐、戏谑的幽默美感。而这种美感和艺术情趣又是通过两个不和谐——性格与环境的不和谐、性格自身的不和谐来表现的。庄稼汉的身份与骑士奴仆身份的不和谐，农民本色与官僚制度的不和谐——桑丘自始至终处在性格与环境的不和谐之中。他对生活的追求不过是自我满足陶醉。从人物性格来自身来看，桑丘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性格行为和情感态度，前者清醒，后者混沌。一面持以旁观者的怀疑、嘲弄、揶揄的态度，阻挠主人的盲目行为；一面却又是笃信、虔诚地帮助主人除暴惩凶。不和谐的性格因素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表现倾向，使形象产生了前倨后恭的诙谐美感。与此同时，人物在自相矛盾的性格中，以自我否定的形式，迂回委婉地呈现了性格内在的美的素质。这就是：桑丘嘲笑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是他不耽溺幻想的务实精神的体现，实际的生活磨难和曲折人生遭遇，又使他冲破了愚昧、麻木的陈旧意识的束缚，开始真切认识到社会的不平。桑丘对堂?吉诃德的笃信、忠诚，就是他对扫除人间不平的勇敢精神的追随。可见，戏谑形象在不和谐性格行为中所作的自我否定，并不是对人物品格的否定，而是揭示了人物对不合理的生活现象的抗争。值此，桑丘不是作为一个愚昧的小丑，而是以一个不断挣脱自轻自贱、具有人格尊严的诙谐形象被突现出来的。
三、关于小说的艺术风格
《堂吉诃德》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现代小说的一些写法，如真实与想象，严肃与幽默，准确与夸张，故事中套故事，甚至作者走进小说中对小说点评，在《堂?吉诃德》中已经出现了。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不少艺术风格都能在《堂?吉诃德》中找到源头。
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堂?吉诃德〉》一文认为这部作品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因素：这部作品是是信仰的产物，是魔幻意识的艺术夸张和形象表现。在许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成了可笑又可敬的悲剧英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落后、愚昧、迷信，对现实产生了种种幻觉，但是，他们又不少传统美德，他们富于斗争精神，他们按自己的逻辑憎恶现实、缅怀过去，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和意识生活、奋斗、反抗、甚至牺牲。但是由于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同现实相矛盾的，由于他们的信仰和意识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他们是主观上可悲而客观上可笑的一类。
饶道庆的《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诃德〉新论》一文认为“黑色幽默”是《堂?吉诃德》在现代新的审美视野中的一种现实性。现代的堂?吉诃德认识到世界充满了谬误，自己的骑士游侠行为完全是荒诞的，理性信仰和道德准则是不可信的，自己的勇敢、痴情、忠诚、坚定、严肃和认真又是多么可笑！于是此时的“堂?吉诃德”也假戏真做，玩世不恭地把跑码头的妓女唤做尊贵的夫人小姐，自我解嘲般地把胸口长着毛的养猪女郎奉为美丽温柔的意中人……最后，面对荒谬的现实和残忍的事实无可奈何地忍耐一切，发出一声黑色阴郁的笑，以一种超乎物外自欺欺人的态度获得精神的解脱。当现代人以这种视角来解读堂?吉诃德时，人们势必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在阅读《堂?吉诃德》时有必要重建这样一种意义：堂?吉诃德的幻想和行为批判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并跨越了它。他的行动启示着人类通向理想归宿的一条途径和达到理想目标的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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