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应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应作为无效合同，另一类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只是损害了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对这类合同应按可撤销合同处理。将其按可撤销合同处理，原因在于：
(1)能够充分尊重被欺诈方的意愿，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自愿原则。诚然，欺诈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而意思表示不真实，局外人往往难以判定，如果被欺诈人不提出受到欺诈，法院和仲裁机关往往难以主动干预。
(2)尽管某些欺诈行为可能造成了对被欺诈人的损失，但损失可能是轻微的，受害人可能仍然认为合同对其是有利的，并愿意接受合同的拘束。例如，受害人希望得到合同规定的标的物，则只能根据有效的合同请求欺诈行为人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交付标的物，从而使其订约目的得以实现。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受害人便不能提出这种要求。
(3)尤其应当看到，在许多情况下，责令欺诈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较之于责令欺诈行为人承担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责任，对受害人更为有利。例如违约责任形式包括违约金、赔偿损失、定金责任等，赔偿损失也可以包括约定的赔偿损失，以及对期待利益的赔偿。
而在合同被宣告无效的情况下，受害人不能要求欺诈行为人承担基于有效合同存在的违约金责任、约定赔偿损失责任、对期待利益的赔偿责任、定金的双倍返还责任等等。如果将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均作为无效合同对待，则法院和仲裁机关可不考虑当事人是否请求合同无效，而应主动宣告合同无效，从而使受害人丧失了选择对其有利的补救方式的权利，这对于受害人是极为不利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合同法》修改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就是说，对此类合同，受害人如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有利，可要求变更合同，如认为违约责任的适用对其更为有利，可要求在确认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责令欺诈行为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认为合同继续有效对其不利，可请求法院和仲裁机关撤销该合同，在合同被撤销以后，将发生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的同样的后果。总之，合同法将此类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给予了受害人更多的选择机会，这对于保护受害人是极为有利的。
欺诈与显失公平是不同的。一方故意欺骗他人，使他人陷入错误并订立某种合同，也可能会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因为一方欺诈他人通常都会使欺诈方获得利益，也可能使受欺诈方遭受损失。但欺诈与显失公平显然不同。一方面，欺诈是一方故意制造假象并使对方陷入错误;而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只是一方利用了对方的轻率和无经验等，并没有欺骗他人。另一方面，在欺诈的情况下，受害人遭受损害完全是受欺诈的结果，受害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而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受害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的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受害人因自己的轻率和无经验等而与对方订立合同，在许多情况下其本身是有过错的。
(一)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
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诈他人的行为，并使他人陷入错误而订立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欺诈的构成要件如下：
第一，欺诈方具有欺诈的故意。所谓欺诈的故意，是指欺诈的一方明知自己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且会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可见，欺诈方实际上是有恶意的。欺诈方告知虚假情况，不论是否使自己或第三人牟利，不妨碍恶意的构成。如果欺诈者意识到自己的欺诈行为会使自己或第三人牟利、使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害而恶意为之，则可认为欺诈者具有主观恶意性。
如果一方向他方陈述某种事实时，对于其陈述的事实的真伪性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仍向他人作出陈述，以至于因陈述事实的虚伪性而导致他方陷入错误(例如某人不能确定其出售的商品具有某种功能而向他人吹嘘该产品具有该种功能)，这种情况也可认为陈述的一方具有欺诈的故意，因为陈述人不能判定其陈述的事实是否真实也就不能告诉他人该事实是真实的。在陈述时，他应当知道该事实若属虚假，会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陈述人却以真实的事实向他人陈述，显然可认定陈述人具有欺诈他人的故意。
第二，欺诈方实施欺诈行为。所谓欺诈行为，是指欺诈方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在实践中大都表现为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的行为。所谓故意告知虚假情况，也就是指虚伪陈述，如将赝品说成真迹，将质量低劣的产品说成优质产品。所谓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是指行为人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的情况而故意不告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如实地向对方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性能、隐蔽瑕疵等重要情况，这是当事人应承担的附随义务，违反此种义务，有可能构成欺诈行为。
一方在订约时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而仍然与对方订立合同，是否都构成欺诈，值得探讨。一般对此应该区分两种情况：(1)当事人在订约后根本不准备履行合同，或者没有为履行合同做任何准备工作，甚至将订立合同作为骗取定金、预付款和货款的手段，此种情况应作为典型的欺诈来处理。(2)在订约时虽无履约能力，但当事人在订约时并没有隐瞒其无实际履约能力的事实或在订约后积极为合同的履行做各种准备，且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认定其在履行期限到来时能够履行合同，则不能按欺诈处理。因为订约时无实际履约能力并不等于履约时无实际履约能力，从订约至履行期限到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事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履行能力。关键在于确定当事人主观上是准备履约，还是从订约时起就准备欺诈他人。即使在订约后不能履约，对方也可以根据默示违约的规定要求不能履约的一方提供履约担保，并暂时终止合同的履行。如果将凡是无履约能力的情况都作为欺诈处理，既不符合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和意志，也不利于鼓励交易。
第三，被欺诈的一方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在欺诈的情况下，被欺诈人因欺诈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这里应注意两点：(1)欺诈人提供的虚假情况与合同内容有密切关系;如果与合同内容并无联系，不能认为欺诈行为与认识错误之间有因果联系。(2)受害人基于虚假的情况而对合同内容发生了错误认识，例如因误信对方的假药宣传而将假药当成了真药。这种错误并不是因为被欺诈人自己的过失造成的，而是因受欺诈的结果。如果欺诈人实施欺诈行为以后，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或者发生的错误内容并不是欺诈造成的，则不构成欺诈。
第四，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作出了意思表示。被欺诈人在因欺诈发生了错误认识以后，基于错误的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这就表明欺诈行为与受害人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如果被欺诈人虽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但并未作出意思表示，则不能认为构成欺诈。
(二)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
所谓胁迫是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订立合同。
可见胁迫行为包括两种情况：
(1)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所谓将要发生的损害是指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信用等方面的损害，例如以将要谋害对方相威胁，或以将要告发对方私生活中不轨行为相威胁，迫使对方订约。损害既可以是危及受胁迫者本人，也可以危及受胁迫者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等。当然，将来发生的损害必须是受胁迫者可以相信将要发生的情况，并足以使受胁迫者感到恐怖、害怕。如果一方所进行的将要造成损害的威胁是毫无根据、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受胁迫者根本不相信，也就不会使受胁迫者感到恐怖，从而不构成胁迫。但只要有受胁迫者在当时情况下相信损害将要发生，就可以构成胁迫。
(2)胁迫者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也就是说胁迫者通过实施某种不法行为，形成对对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损害或财产的损害，而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如对对方施加暴力(殴打、肉体折磨、拘禁等)，或散布谣言、毁人名誉、毁损房屋等。
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应符合以下几个要件：
第一，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所谓胁迫的故意，首先是指胁迫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造成受胁迫者心理上的恐怖而故意进行威胁;其次，胁迫者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某种意思表示。一般来说，胁迫的故意并不包括胁迫者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自己获得某种利益，牟利只是其动机问题。正是因为胁迫者具有胁迫的故意，因此其过错程度是较大的。
第二，胁迫者实施了胁迫行为。如前所述，胁迫行为包括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或直接施加损害威胁他人。胁迫者既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造成损害相威胁，也可以给法人造成损害进行要挟。胁迫并不一定以危害是否重大为要件，只要一方所表示施加的危害或者正在施加的危害足以使对方感到恐惧，就可以构成胁迫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因胁迫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当事人实施的，所以确定胁迫行为是否构成，应当以特定的受害人而不是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感到恐惧为标准来加以判断。即使一般人不感到恐惧，而受害人感到恐惧，亦可构成胁迫。
胁迫行为通常是在合同订立时为强制对方订立合同而实施的。在合同订立以后，一方以胁迫手段迫使对方变更或解除合同也可构成胁迫。如果胁迫的目的并不在于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则此种行为将构成侵权或其他非法行为，而不产生胁迫订立合同的问题。
第三，受胁迫者因胁迫而订立了合同。也就是说由于一方实施胁迫行为使另一方心理上产生恐惧，即因为面临损害或将要面临损害，而产生一种恐怖和惧怕心理，在此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受胁迫人被迫订立了合同。由于受胁迫人是在受到恐吓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因此其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不过，如果胁迫一方的胁迫行为并未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或者即使产生了恐惧，但没有作出一定的意思表示，则不能认为胁迫行为与被胁迫人的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存在。
第四，胁迫行为是非法的。胁迫行为给对方施加了一种强制和威胁，这种威胁必须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根据对另一方施加某种压力，则不构成胁迫。另外，合同订立以后，一方拒不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将要提起诉讼等合法手段向对方施加压力，要求其履行合同，也不构成胁迫。
(三)一方乘人之危与对方订立的合同
所谓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的为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志的意思表示，例如，出租车司机借抢救危重病人急需租车之机，提高10倍的车价，这种即属于乘人之危的行为。
乘人之危的合同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一方乘对方危难或急迫之际逼迫对方。所谓危难，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外，也包括生命、健康、名誉等的危难。不过，危难并非因行为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主观原因造成的。所谓急迫，是指因情况比较紧急，迫切需要对方提供某种财物、劳务、金钱等。急迫主要包括经济上、生活上各种紧迫的需要，而不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方面的急迫需要。由于乘人之危是一方乘他方危难或急迫而要求对方订立的合同，因此不法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乘人之危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并不知道对方处于危难或急迫状态，即使提出苛刻条件并为对方所接受，也不能认为是乘人之危。
第二，受害人出于危难或急迫而订立了合同。也就是说，不法行为人乘人之危要求受害人订立合同，受害人明知对方在利用自己的危难或急迫而获得利益，但陷于危难或出于急迫需要而订立了合同。例如，因经济窘迫而借高利贷;迫于停电的威胁而与供电单位订立不公平的买卖合同等。正由于受害人是在危难或急迫状态下而与对方订立了合同，因此，这类合同从根本上也违背了受害人的真实意志。
第三，不法行为人所取得的利益超出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乘人之危的行为，往往使受害人被迫接受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条件，订立了某种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合同。而不法行为人则取得了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取得的重大利益，并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乘人之危的合同大多形成双方利益极不均衡的结果，因此，乘人之危的合同也是显失公平的。但乘人之危也不完全等同于显失公平。
乘人之危的行为与欺诈、胁迫行为一样，都是指一方实施不法行为，而迫使对方作出违反其真意的意思表示。因此，《合同法》第54条修改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将该合同纳入到可撤销的合同范围之中，允许由受害人决定是否应撤销该合同。如果受害人愿意保持合同的效力，可提出变更合同的某些条款(如降低价格)，甚至受害人认为虽然对方有乘人之危的行为但其自愿接受合同条款，也可以使合同有效。如果受害人不愿意保持合同的效力，可要求撤销该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