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并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就没有评选“唐宋八大家”的资格。
但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也不是像一些“愤青”说的那样不屑入选。
需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并称，始于明代“唐宋八大家”，唐代两人，即韩愈和柳宗元；宋代六人，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之所以选这八个人，是因为在明代有一个叫“朱右”的人，编了一本名为《六先生文集》的散文作品选集，因为将“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并列起来了，实际上入选的作者一共有八个。
明代中后期的时候，唐顺之选《文编》，唐宋文也只收录了这八个人的作品。而茅坤更是将“三苏”拆分，重新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和《唐宋八大家文钞》，至此才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确定下来。
从这个过程就能看出来，主要的编选者唐顺之、茅坤是是“唐宋派”古文的倡导者，而收录的这八个人的作品是“散文”。
所以，“唐宋八大家”的全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那么，这八个人是以什么标准选出来的呢？
唐宋八大家相似的经历，契合了唐宋派的主张唐代韩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人物，并且一起发动了“韩柳古文运动”，成功改变了当时的文体和文风。
李白除了诗歌之外，并非没有写过文章，就像其著名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历来被人称颂。
但是，这篇文章是“骈文”，也是初唐、盛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体裁。
这种文风是继承自六朝时期的四六骈文的，虽然在优秀的作者笔下，骈文还是散文只不过是形式的问题，内容依然非常精彩，但架不住平庸的作者更多，就拉低了对于“骈文”的整体评价。
很多作者过分地注重形式的华美，语言的绚烂，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空洞，就是一堆华而不实的文字垃圾而已。
这样的文风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文风的孱弱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气格，使得奢靡之风盛行。
韩愈、柳宗元所践行的就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风，摒弃了华而不实的骈俪色彩，注重文章内容的实质性。
并不是说“骈文”不好，而是通过用文风变革的方式，让文人变得务实起来。
所以苏轼才会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同样的，“宋六家”也有和韩柳相似的遭遇，他们一同掀起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的这次文体革新主要反对的是“太学体”文风，即故意把文章写得艰涩难懂，美其名曰“古意盎然”。
而有趣的是，“太学体”正是反对骈俪文风的“西昆体”而出现的，但显然矫枉过正了。
关于“太学体”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
欧阳修在负责编纂《新唐书》的时候，见到前辈宋祁在一些措辞上犯了“太学体”的毛病，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委婉地提醒他。
有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公署的大门上写了八个大字：
宵寐非祯，札闼洪休。
宋祁端详了半天，说这不就是“夜梦不详，题门大吉”的意思吗，怎么写成这种让人看不懂的风格。
欧阳修说，这正是模仿您将“迅雷不及掩耳”写作“震霆无暇掩聪”。
欧阳修是这六个人当中的前辈，三苏、曾巩、王安石等要么是他提拔的人才，要么就是他的学生，这一次“古文革新”运动实际上是由欧阳修和这一批得力后辈一同发动的。
所以，这八个人都有改革文体、变革时风的经历，在文坛上都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对明代当时的文风变革有借鉴意义。
明代的文风流于“模拟”，尤其钟爱拟古，前后七子甚至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使得文风变得越来越机械。
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就是反对这种拟古风气的，他们更倾向于“文道合一”，有点类似韩柳的“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也主张写文章应该直抒胸臆，反对过于古朴晦涩的文风。
这种观点很有价值，虽然他们自己做得并不是特别出色，但却影响了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发展。
从选拔的标准和过程来说，“唐宋八大家”还是名副其实的。
需要看到，散文体裁只是选拔的文体标准，但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对于文风变革的影响，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风貌变得健康向上。
在这一点上，李白极具个人情怀的创作风格，单从社会贡献上来说也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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