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耕时代，游牧民族的铁骑横跨欧亚大陆，饮马多瑙河，生灵涂炭。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在亚非拉大陆上发动了殖民战争。在自由市场繁荣的20世纪，人类爆发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
自由市场与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和平，还是灾难？
二战后，在核武器“恐怖平衡”、国际秩序及深度全球化的支配下，世界迎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
如今，经济繁荣终结，全球化退潮，债务危机重重，极端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泛滥，世界和平还能持续多久？
本文探索战争与国家、经济、和平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逻辑：
一、战争与国家
二、战争与经济
三、战争与和平
（正文7000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再分享）
01
战争与国家
五帝时代，华夏集团中的炎帝、黄帝为了争夺部落领导权，在阪泉兵刃相见。阪泉之战，是华夏战争史的开端。
阪泉之战后，华夏部落、东夷部落、苗蛮部落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原始战争。
《吕氏春秋》中记载：“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阿，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弗能偃也。”考古学家也证实了五帝时代的原始战争。
原始战争是典型的马尔萨斯式战争。这时正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磨制石器和腌制技术进步，部落开始存储食物、定居繁衍。
考古学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每年增加的人口与新石器时代以后每年增加的人口之比为1:125【1】。人口激增引发人地矛盾，诱发了领地争夺战，打破了“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部落生活。
五帝时代的原始战争，加速了华夏国家的诞生。
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尔维斯提出“群队—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变路径。华夏国家由群队、部落、酋邦演变而来。
国家与部落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部落是以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国家则以疆域为核心。原始战争打破了血缘为界限的组织，构成了地缘统治。
黄帝取得华夏部落集团的领导权后，进而又征服了蚩尤领导的东夷部落集团。《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华夏部落集团的疆域“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
国家起源学说有多种，其中战争起源学说似乎比较贴近历史。当代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
出于安全与生存之需，远古人类遵循血缘的原则，让渡出部分个人权利与自由，寄托于政治强人、军事首领之下，形成部落“公共组织”。随着部落战争的扩张，这一公共组织逐渐突破血缘限制，形成区域统治，酋邦及国家则日渐形成。
美国人类学家乔纳森·哈斯认为：“当一个有限区域内所有的社区逐步从属于单一政体时，国家就出现了。”【1】
原始战争催生了国家，也催生了英雄崇拜与集权。
在征服东夷部落集团时，黄帝的身份已从部落首领演化为军事首领，英雄主义的个人崇拜日渐汹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黄帝属于军政府，掌控军事征伐权。
英雄崇拜的结果是权力泛滥。原始战争加速了权力集中，促使部落军事首长的权力向王权演变，从而凌驾于各大小部落之上。
恩格斯主张国家掠夺和剥削理论，他写过一本书叫《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恩格斯说：“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机会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2】
不过，五帝时代处于部落向酋邦过度的时代，与真正的君权国家还有距离。五帝时代虽然权力逐渐集中，但王权更替依然采用禅让制。尧虽有一个儿子，但将王权禅让给了舜；舜虽有九个儿子，但禅让给了禹，“至公也”。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当时战争频繁，必须推举出德才兼备、能征善战的首领才能带领部落存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政治斗争，如舜逼尧退位。
到了禹时代，华夏部落彻底征服了苗蛮部落，华夏在中原得以立足，禹的个人威望与权力也登峰造极。
这时天下似乎太平，安全的威胁降低，禹并未采取禅让制交出王权，而是将首领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禹启父子相当于将王权私有化了。
启是华夏国家第一位以世袭制而获得王权的首领。继承制的确立，标志着早期华夏国家的建立，从此开启了家天下的帝王统治。
不过，启必须解决一个关键问题：王权合法性。
当时，有扈氏部落反对启继位，维护禅让制，启对有扈氏部落发动平叛战争。“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号令三军：“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
“行天之罚”意思是替天行道。启推行意识形态统治，使用“君权神授”来维护其政权合法性。几千年来，历代君王效仿之。
启警告臣民们：“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听我命令杀敌，我就会在祖宗面前赏赐你们；否则将你们降为奴或杀掉。
政权的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战争的合法性是三位一体的。
启面临政权合法性问题，不得不以意识形态、“行天之罚”及威逼利诱，将臣民与国家利益捆绑，进而以国家之名义发动战争，维护王权统治。本质上，甘之战是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王权战争，并非华夏部落与有扈氏部落之间的战争。
与政权合法性国家爆发战争时，启之酋邦国家始终面临内部的脆弱性。比如满人靠征服统治汉人，政权合法性上存疑。康乾年间，贵州苗彝叛乱，有汉人“指使”、“勾结”，朝廷将这些汉人定义为“汉奸”。
这时，像启一样的王不得不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煽动仇恨与对抗，拥趸与炮灰，将个人、政治与国家模糊化、复杂化、一体化，进而以国家之名发动战争，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所以，启之王朝天然具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战争倾向。当这三大主义泛滥成灾时，战争灾难也就不远了。
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敏锐地洞察到：“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
所以，战争催生了国家，反过来国家又可能成为战争的机器。
02
战争与经济
与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形成要晚得多。中世纪及之前的欧洲属于城邦自治式国家。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历史大分野，民族国家逐渐出现。
欧洲国家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意大利战争。
东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大陆上的城邦相互征战，试图扩大领地。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城邦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法国、西班牙、奥斯曼土耳其、意大利等主权国家的成立，奠定了欧洲国家版图——三十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
在这场战争中，欧洲一些学者（如柯贝尔）开始思考：“在欧洲诸国关于谁能够取得支配地位的问题上，商业引起了它们以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持续争斗。”
柯贝尔等重商主义者视贸易等同于战争，他们认为：“商业是国家间永恒的、和平的战争，是精神和工业的战争”，“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就控制了世界帝国，谁成为世界帝国的主人，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
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者将商业与贸易定义为侵略手段及掠夺财富的工具。他们主张限制出口，最大限度地创造贸易顺差，赚取巨额外汇。这种“彼之所得我之所失”的主张，很容易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后来，休谟、魁奈等学者大力批判重商主义，进而催生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贸易与战争的本质相悖：“所有贸易本质都有利益可图，即便对受益最少的一方也有好处。所有的战争本质上都是摧毁我们人类”。【3】
古典自由主义的自信来自斯密的分工及市场学说以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战争和军队。他意识到劳动分工抑制了战争，职业军队的出现有助于国家稳定。劳动分工及贸易互利，大大增加了战争爆发的成本。
尽管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但是他们依然坚信，“曼彻斯特主义将终结殖民主义”。
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认为贸易带来和平，而非战争。他说过一句名言：“即便征服全世界，你也不能将贸易增加半个便士。”同时，边沁还撰写过一份《一项普遍永久和平计划》，首次提出构建国际法来解放殖民地。
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曼切斯特自由主义的宣告人”巴斯夏焦急万分地写下《和谐经济论》。在开篇“致法国青年”中，他呼吁捍卫自由主义，别走把国家引向错误的道路。巴斯夏给法国青年指明方向：“社会问题的解决完完全全存在于自由这两个字之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半个欧洲被卷入这场空前的战争之中，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
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我们先看这场战争的主角——德意志。德意志的崛起远远落后于英法，法国大革命时期，德意志还是一个由容克地主掌控的城邦国家。这个国家的诞生（统一），也源于三次王朝战争。
1862年9月26日，俾斯麦首相在下院首次演讲中就如此斩钉截铁地说：“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从此，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宰相”的绰号。俾斯麦先后策动了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俾斯麦将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在英法俄三巨头中挤出了一点生存空间，德意志得以独立。
俾斯麦开创的是国家主义之路，这是一把重剑。德皇威廉一世去世后，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踢开俾斯麦，挥舞起这把重剑，大开杀戒。
俾斯麦在卸任之前写了五大对外战略，其中第一条就是：“放弃在欧洲任何形式的扩张，包括在海外殖民地”。威廉二世却不以为然，甚至四面树敌，扩张海军挑衅英国，插足摩洛哥挑衅法国，干涉巴尔干半岛挑衅俄国。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同盟国皇储被刺杀，威廉二世鼓动奥地利立刻“和塞尔维亚来一场最终的、彻底的清算”。最终，事态失控，德国同时对俄、法、英、美、意宣战。
德军总参谋部制定了双线作战、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这一豪赌式的作战计划后被希特勒继承。
那么，一战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失败？
英国自由主义者的乐观主义让欧洲失去了警惕。面对威廉二世的步步紧逼，欧洲的精英们只是对着报纸发几句牢骚，接着拿起咖啡继续享受美味的下午茶。
英国人可能不知道，德国经济学家完全不相信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这一套。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在国内占据了绝对的统治，他们认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不具有普遍性，反对自由贸易。他们认为国家斗争不能归纳、约化为经济竞争，将国家斗争永远摆在第一位，强调个人福利、经济手段服务于国家目标。
英国学者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皇的战争”，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战争。不过，这场战争动摇了经济学家对自由主义的崇拜，其中包括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与凯恩斯。
1921年，庇古撰写了《战争经济学》。他在书中延续了福利经济学的思想，认为自由主义无法避免战争，只能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将富人部分收入转移到穷人，以减轻国民福利的牺牲。
一战后，美英法等国齐聚巴黎凡尔赛宫试图瓜分德国。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谈判代表，反对对德国的过度制裁，以免激发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但被与会者漠视，凯恩斯愤然辞去了和会代表职务，然后撰写了《和约的经济后果》，引起巨大争议。
他在书中焦虑地写道：“在我落笔之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中东欧的人们则陷入到了令人感到可怕的麻木状态……仰天长问！人们忍耐的限度还有多少，最终从哪个方向来寻求脱离苦海，谁人可以为此作答？”【4】
结果，正如凯恩斯所料，战后德国经济崩溃，爆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国家复兴主义沸腾，纳粹党领袖希特勒在德国民众的簇拥下登台，二战日益迫近。
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德国特殊论”，与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不谋而合。新历史学派代表维纳·桑巴特，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书，赞颂希特勒是从上帝——宇宙的最高元首——那里得到了指示，而且元首的话就是永恒的启示。
当时的德国，理性的言论及客观的描述被认为是刺耳的、卖国的，自由贸易及对外开放被贴上投降主义的标签，公共的广场被民族主义者及纳粹主义者的噪音、喧嚣及反智言论所占领。
我曾经《》在写道：“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经过两次炼狱般的洗礼，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可见，从一个因战争而诞生民族国家，到抑制战争的法治国家，这个距离或许是几个世纪，这个代价或许是生灵涂炭、文明罹难。
03
战争与和平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是被战争统治的历史，更准确说是被意识形态战争统治的历史。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亲身经历了这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战中，米塞斯在东部战场中艰难地生存下来。战后，他撰写了《民族、国家和经济》，认为顽固的民族对立情绪，驱使本国卷入这场战争。
二战爆发前，米塞斯在学术上一直被德国历史学派排除、打压。作为犹太裔学者，他遭到纳粹的迫害而逃亡瑞士，后辗转抵达美国。
米塞斯对战争的体悟是极其深痛的。在逃往美国的路上，米塞斯写下了一本充满愤怒情绪的回忆录。他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德国侵占而无比沮丧。在与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持续斗争的20年里，米塞斯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米塞斯痛斥德意志精英缺乏气节与勇气：“当马克思主义风行一时，他就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当希特勒执掌大权，他就撰文宣称元首受命于天”，“与这些人相处久了，我就开始明白，德意志民族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平庸的蠢人已经是千挑万选的精英分子”。【5】
在米塞斯看来，跪舔权贵的德国精英以及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蒙塔涅教条”，必须为这场灾难负责。这种精英及“蒙塔涅教条”富有生命力，他们轻言战争，鼓吹“修昔底德陷阱”。
米塞斯认为，导致了两次战争和失败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20年代早期不受约束的通货膨胀、政府控制的经济和纳粹政权的所有恐怖，都是按照历史学派的鼓吹者的教导行动的政客的成就。
与德国精英相反的是，米塞斯定义的“和谐论者”，即古典经济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古典自由主义者。
1949年，米塞斯在集大成之作《人的行为》中专门论述了人类的“和平之路”。
他写道：“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保障社会合作顺利运行和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制度。它的主要目标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使社会解体，把人民抛回到原始野蛮状态的战争与革命。”【6】
米塞斯所表达的自由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民主政治，二是自由贸易。二者皆可抑制战争。
民主政治解决的是前文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使个人、政府与国家三位一体，化解了维护政权合法性之战争的风险，以及民众沦为炮灰的风险。“它提一个方法，使政府得以适应大多数的意志而和平调整。”【6】
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是显而易见的。自由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量及流通可抑制战争，而集权垄断、国家主义制造的权力与财富集中往往是战争的源泉。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全球化自由贸易，当今世界各大洲的人类不期而遇，会爆发怎样的冲突。
例如，嫉妒之心，人生而有之。在农耕时代，嫉妒、仇富之心为何不可调和？国王、贵族与地主垄断权力与土地，世代承袭，社会积蓄着“斗地主”之怒火。在自由贸易体系中，交易促使财富流通，他人越富，购买力越强，自己越可能富有。前者嫉妒、仇富，后者相互帮衬。自由贸易抑制了从嫉妒、仇视、冲突到战争的演变路径。
自由贸易是自发秩序，全球化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全球化。贸易互利及个人利益深度渗透，大大增加了战争成本。米塞斯清晰地认识，一旦认识到奴役敌人比杀死敌人更有利，那意味着“已想到了战后的和平”。
“奴役，就大体上讲，可以说是走向合作的预备步骤”。从战争到奴役，从殖民战争到商品输出，从殖民地到自由贸易区，人类一步步走向了和平。这个过程既有血腥斗争，也受经济规律支配，即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贸易的交易费用。
缺乏自由贸易基础的谈判、和平条约及国家同盟是不可靠的，缺乏个人贸易、深度协作只靠国家贸易的国际关系是脆弱的。如朝美没有经贸基础，二者的谈判与协议易受个人意志与权力更迭而改变，朝韩关系亦反复。
再看二战前，“最有侵略性的国家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德国的战争驱动力来自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之于战争”。
我在《》中指出，中美两国庞大的双边贸易额容易引起误判，两国缺乏深度的贸易合作，信息、资本、技术及劳动力要素流通不足，贸易结构长期严重畸形。中美两国的压舱石——经贸，其实是脆弱的。
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对战争的抑制，都源于与个人意志相对立的多数人的秩序。民主政治和自由贸易之下，同样会爆发冲突与战争。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当交易费用达到一定程度，两国间便可能爆发战争。
一个君王统治的国家，比多数人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两个没有任何贸易关系的国家，比两个深度贸易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比自由主义的国家更易爆发战争。
反过来看，任何阻碍自由贸易、增加交易成本的行为，都是在给潜在的战争增加燃料。米塞斯警告说：“干涉主义孕育出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6】
二战期间，欧美国家的经济军事化、国有化，政府权力获得空前扩张。二战后，保卫英国的功勋人物丘吉尔居然在竞选首相时落败。富有自由主义精神的英国人，选择抛弃这位政治强人，回归个人与生活。
丘吉尔只能无奈地说：“我的战争正是为了捍卫人民拥有罢免我的权利。这就是我维护的民主。”
二战后，民主制度解决了在战争中强化的国家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70年代欧美爆发滞胀危机，美国放松了经济管制，英国将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主义崛起。
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前所未有的和平，欧洲各国摒弃仇恨，让渡主权，走向一体化。
然而，这一和平与美好的全球化背面是畸形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制造了市场失灵、财富失衡与金融危机。
例如，人为垄断的主权货币及货币泛滥，推高资产泡沫，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又如，资本在全球自由逐利，而国家制度却阻碍劳动力流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收益日益扩大。再如，低廉的资本利得税和苛刻的工薪税，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我在《》中指出，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导致的全球化失衡，导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由此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动荡、萧条，长期形成“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局面。
世界似乎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正如大萧条所面临的困境——国家制度撕裂全球化—通缩（穷人越穷）—财政及货币扩张—通胀（富人越富）。
国家一次次地拯救危机，一次次地强化国家主义——财政、货币、贸易及大型企业的控制权，一次次地破坏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正在使用庇古的方法，印刷货币以购买选票与人心，进一步将债务泡沫推向深渊，极端民粹主义、宗教主义波涛汹涌……
有人说，不能将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简单化、经济化。国家与政治问题并不复杂，刻意将其复杂化、模糊化，这不正是历史学派当年干过的事情吗？抑制战争与冲突，需要避免自由市场衰落和经济全球化倒退。
参考文献：
【1】原始战争与华夏国家起源，刘永军，黑龙江大学；
【2】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恩格斯，人民出版社；
【3】和平与战争，雷蒙·阿隆，中央编译出版社；
【4】和约的经济后果，凯恩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米塞斯回忆录，米塞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人的行为，米塞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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